和美國知名紀錄片導演喬恩．阿爾伯特及馬修．奧尼爾一起參與紀錄片《劫後天府淚縱橫》的拍攝與製作，並獲得二零零九年奧斯卡獎「紀錄短片」獎項提名，夏明明白，電影能否獲獎，不在藝術本身，而是政治因素起的作用……
《劫後天府淚縱橫》的攝製是美國著名的紀錄片製片人約翰．阿爾波特(左)以及馬修．歐尼爾。（Getty
Images）
俗話說，「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由於一個完全巧合的機緣，我參與了電影《劫後天府淚縱橫》的拍攝和製作。作為一個來自中國而在美國大學教書的政治學教授，來美二十年，我進電影院的次數總共不過十次，對好萊塢的夢幻世界並無憧憬。但一次走穴，卻走進了好萊塢，踏上了紅地毯，與我合作的團隊一起去爭取世界電影的最高榮譽——奧斯卡金像獎。
去洛杉磯之前，我就對我們團隊的成員講：如果我們的電影獲獎，政治因素起了作用；如果沒有獲獎，政治因素也起了作用。三月七日下午，導演、攝影兼製片人阿爾伯特和奧尼爾，製片人鄺治中、米子和我早早走進柯達劇院；晚上，我們入座，等待獎項揭曉。我們的電影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電視評論》和《好萊塢記者》等媒體上受到評論家的普遍讚揚。電視評論人蘭迪．道恩（Randee
Dawn）在《好萊塢記者》上寫道：「《劫後》一片的畫面吸人眼球，有時讓人慘不忍睹，但這是重要的值得觀看的片子。」
紐約城市大學中國政治教授夏明博士參與《劫後天府淚縱橫》拍攝和製作。（網路截圖）
湯姆．沙里斯（Tom Shales）在《華盛頓郵報》上評論道：「有藝術性卻不藝術誇張，宛如與一個朋友直接和自然的交談，《劫後》是有獨特視角的力作。它典型地反映了希拉．內文斯領導下的HBO紀錄片部已形成的期望值，甚至比絕大多數的作品更動人。」一個叫「七天二十四小時奧斯卡觀察」的網站看好我們的作品，一位影迷用一個英文字來評價：「心碎！」甚至在民間網上的投票中，一個幾乎年年猜中贏家的網站預言我們的影片會得獎。老實說，儘管我有接受落選的心理準備，但還是期望、甚至自信我們的電影能力挫群雄，摘取桂冠。但現實卻未必盡如人意：我們的電影與奧斯卡金像失之交臂，其得主是《普魯登斯的音樂》。
為什麼我們的影片未能獲獎？我的親身經歷和觀察分析告訴我，政治、商業和藝術三個因素交相互動，一起作用，決定了我們片子的命運。我由此思考、感受並得出一個結論：政客（尤其是中國黨棍）通常會把藝術看得很複雜，老是懷疑藝術作品後面還有什麼黑手或者陰謀；藝術家（尤其是美國藝術家）通常會把政治想得很簡單，老是以為自己的藝術品可以掀起一場運動或者改變歷史方向。其實，藝術很簡單，通常做的是減法；政治（尤其是中國的厚黑政治）卻很複雜，必須做加法和乘法。至於商業，直白到就是要利益最大化。
貨比貨才識貨
《劫後天府淚縱橫》是否優異，必須與其他四部奧斯卡提名片比較。我曾與我們的一位剪輯談起獲獎的可能，他認為最有可能獲勝的影片是《最後一輛車：一個通用汽車廠的倒閉》。在奧斯卡頒獎前一天，國際紀錄片協會在洛杉磯的作家協會禮堂放映全部提名片，邀請導演和製片人與觀眾見面並回答提問。通常藝術家都比較自我，我們團隊的其他成員除了自己片子的放映時段到場，對其他片子沒有太大興趣。我本來就沒有多少機會欣賞電影，便不放過大飽眼福的機會。一大早開始到我們製作的片子放映，我欣賞了《普魯登斯的音樂》和《最後一輛車》兩部片子，他們也是我們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威廉姆斯導演的《普魯登斯的音樂》獲獎後，我有幸與他和他媽媽攀談起來。他是在費城長大的非裔美國人，家境並不優裕。因為我在費城完成博士學位，女兒也誕生在該城，對費城和那裏的居民（絕大多數是黑人）還算了解。他媽媽第一次參加奧斯卡典禮，說起年近五十的兒子得獎，媽媽非常興奮，告訴我兒子的成功祕訣：「勤奮努力。」也許因為這樣的文化社會背景，威廉姆斯把鏡頭對準了辛巴威的赤貧階級。他講的是一位殘疾女孩和音樂的故事：普魯登斯天生殘疾，生下來不久，爸爸就將她和媽媽一起遺棄。孩提時代，媽媽承受不了生活的重負，也離家出走，將她遺棄給祖母。貧窮的祖母無法給她提供豐裕的食品和美麗的衣裳，但給了她兩樣寶貴的財富：音樂歌唱和上帝信仰。她和社區的一群殘疾人組成了一個樂隊，名叫「拉雅拉」，當地語是來自天上的「雨水」之意。他們說：「我們一無所有，但我們有音樂。」正是音樂和上帝激勵起他們的樂觀，支撐著他們的希望。
威廉姆斯的創意是要用普魯登斯的音樂和歌聲來講述她的故事。儘管在一個世界上最窮的國家生活的殘疾女孩，被當地人看成魔鬼和巫術作惡的結果，故事讓人鬱悶絕望，但整部影片卻做得非常淒美。美的力量來自於普魯登斯的歌聲、她的樂隊和他們對上帝的虔誠期盼。同時，貧窮而因此未受污染的非洲大地植被豐富絢麗，天空透明，雲彩變化多端，鏡頭和畫面給觀眾視覺帶來了極大的滿足。更重要的是，普魯登斯和她的夥伴幽默樂觀，讓觀眾產生同情，又不覺得他們可憐。普魯登斯自豪地誇耀她滿口潔白而整齊的牙齒，讓人生愛。他們還講述了一個讓人捧腹大笑的故事：一個生活在地獄的人想打長途電話，他問電話公司，打到美國需要多少錢？回答：每分鐘兩元。他又問，打南非呢？回答：兩毛。他又問：打到辛巴威呢？回答：五分。他問：為什麼打辛巴威這麼便宜啊？回答：因為這是本地電話。
這部電影讓我激動又憤怒、開心又傷心、同情又樂觀。我對威廉姆斯和他的團隊充滿敬意，但我內心仍然認為我們的電影更好。我的理由基於兩點：首先，我們抓到了一個大國大災大背景下的一次突發事件，不僅震撼人心，而且隨後發生的海地、智利大地震也提醒人們，我們解釋的主題具有全球價值。其次，中國政府處處為難、恐嚇和騷擾，我們拍的鏡頭和畫面就彌顯珍貴，威廉姆斯可以呆上三五個月甚至半年完成外景，畫面可以更美；我們是現場採音，威廉姆斯可以用室內錄音，他的音響優勢可以理解。
《最後一輛車》講的是通用公司二零零八年關閉在美國俄亥俄州一條輕型卡車生產線的故事。兩千多職工被解雇，整個社區陷入蕭條，這於生活在中西部且只有高中教育的藍領工人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在美國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該片產生了極大的共鳴。難怪我們自己的剪輯會看好該片。但我並不看好該片。經濟學家宣導的基本原則是自由競爭和個人創新，該片卻提倡「買美國貨」；尤其危險的是，該片有強烈的反智主義和排外主義傾向。總之，看完兩部最強對手的作品後，我獲勝的信心反而加強了。
中國政府全權控制
在參加奧斯卡頒獎儀式前，《世界日報》採訪時問我：這一經歷會對我有何影響，我有何期盼？我說：「因為這次的經驗讓我的人生出現很多變化，我的思想、工作中心都要調整。你可以選擇趨炎附勢，或是用自己的力量反映自己的理念，為弱小的人民發聲。」我低調面對奧斯卡獎典禮，因為「這是電影界的大事，我不是主角，只要好好享受，留下很好的回憶就好。」
我在參與《劫後》的製作過程中，力求奉行如下法則：「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首先，儘管喜歡我「觸電」，但我不是電影人；我的角色是幫助兩位職業電影人成全他們的事業。其次，邀請我加盟的鄺治中教授儘管是我在紐約城市大學的同事，但他也是我導師的同學，是我的長輩，理當虛席以待。再次，如果我的人生選擇了「為弱小的人民發聲」，我清楚我要付出代價。我踏上的不是紅地毯，而是荊棘路。誠如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所言：「真理不是一條使人成名的途徑，而人民既不會給他們公使或教授的職位，也不會給他們年金。」最後，與前面一點也相關，整個拍片和製作過程充滿艱辛和不測，我常常提醒自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尤其當你與中國政府相左時，就必須明白，中國政府儘管成事不足，但敗事絕對有餘。比如，中國政府沒法讓我拿到美國博士學位，但絕對可以阻止我到美留學；中國政府沒法捧我拿到奧斯卡金像獎，但中國政府「不差錢」，運作起「大外宣」來長袖善舞，足以讓我的奧斯卡夢成為一枕黃粱。如此想來，我必須要有平常心，以出世的精神幹入世的事情。
每次回國，同學朋友都會提醒我，我的電話絕對是被監聽的，我的行跡絕對是被跟蹤的。想想在美國做政治學教授的大陸背景華人，與中國的國安、公安系統相比，真是九牛一毛，不被關注也難。只是本人從來就有阿凡提小毛驢的脾氣：你叫它朝東，它偏朝西。對一切暴政專制，我就是喜歡用一切方式去藐視它、抵制它以便最終摧毀它。我們一行四人從美國趕到四川震區，下榻五星級賓館，豈能逃脫集權體制下的顯微鏡加望遠鏡式的監控。從災區拍片開始，就遇到武警、軍人、員警和特警的警戒線、阻攔、監視錄影和照相等等。回到美國後，當我把五十多個小時的不同鏡頭放在一起後，發現幾張面孔老是出現，原來都是便衣，後來知道許多是德陽市公安局外事處的員警。我也注意到，由於當地警力不足，還從外地調來特警增援。我們在甚邡紅白鎮中學前拍攝時，兩個雲南特警把我們和學生家長拍了下來。可以負責任地說，中國國安和公安拍攝我們的片子絕對超過我們拍攝的時間，足夠做一部以我們攝製組為主角的大片。
我們攝製組與員警有四次近距離接觸。第一次，我們隨遊行隊伍到德陽市經濟技術開發區辦公樓，市公安、外辦和宣傳部的官員聯合把關，把學生父母和記者隔離開。父母被隔進一個禮堂；黨政官員開始動粗，真的是窮兇極惡，把記者推搡出去。一位新華網的女記者儘管脖子上掛著災區採訪證，還是被擰著手臂推了出去。宣傳部官員甚至懷疑她的採訪證是否真實。對我們外來媒體，公安也很兇狠。當然，總是有人扮黑臉，有人扮白臉打圓場；但目的都一樣，不讓媒體介入。我們很快就被推了出來。只是突然發生了一場震級很高的餘震，大樓的瓷磚嘩嘩墜落，政府官員和父母轉移到了大操場，混亂中我們才搶到德陽市長張金明與群眾對話的鏡頭。
第二次，富新小學父母遊行後的第三天，我們又碰到了漢旺中心小學的父母堵路。上次遊行就曾遭遇過的德陽副市長兼公安局長陳國權見到我們，臉上露出討厭煩躁的表情，馬上命令外事警來驅趕我們。黃和毅、肖燕和另一位不報姓名的警官要我們交出護照查驗，隨後勒令我們馬上離開德陽地界，如下次再看見我們，無論旅遊還是拍片，就一定逮捕我們。坐在回成都越野車裏，一條中英文的橫幅映入我的眼簾、隨後又漸漸變小消失：「漢旺人民歡迎您！」
（網路截圖）
第三次是六一國際兒童節。富新小學學生家長要在學校靈堂前為死去的孩子過一個「天堂裏的六一」，我們非常想最後拍些鏡頭，採訪一些家長，好讓我們的故事有個結尾。我們一大早就開了兩輛越野車去富新鎮。在鎮外還沒下車，就發現一部部警車停在街巷，便衣邊走路邊脫衣，把印有員警標記的T恤衫反過來穿。阿爾伯特起初堅持要出去，我堅決主張放棄拍攝計畫。我知道出去的結果只會帶來更大的麻煩而不會有任何收穫。攝製組便繞到德陽地界外看了些外景，而後回到成都。
第四次是返回成都後，來自上海的電影人米子和幾個當地朋友還在富新小學，我們要他們撤出現場。他們回來的路上，遭到公安追捕。由於德陽員警在成都人生地不熟，米子一行得以脫身。我們在賓館團聚，以為事情到此結束，決定去超市買點四川土特產，明日就離開成都返美。當我們一行五人結束購物回到停車場時，發現雇的司機已被控制，我們被十來部警車、幾十名員警包圍。我們被帶往省公安廳做筆錄，一一過堂。期間給了碗速食麵，提問回答、簽字畫押，折騰了八個多小時，到淩晨一點多後才放人。其他四人當天飛離成都，省廳的一位警官告訴我，我們也可以馬上把你扔出四川；但既然你母親在成都，給你兩天和你媽媽呆一起，什麼事情也不許做。兩天後我離開了成都，從此再無心境和興趣踏上中國土地了。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我的人生出現很多變化，我的思想、工作中心都要調整。」
中國政府「大外宣」攻勢
（網路截圖）
回紐約後，我就投入全部時間翻譯帶回的片頭。我們團隊的分工和合作是這樣的，最早的計畫由阿爾伯特、奧尼爾和鄺治中設計。阿爾伯特和鄺治中共同創建了「下城社區電視中心」（DCTV），有三十多年的合作歷史，一起錄製過不少電視片。我最早看到鄺治中參與的電視片是比爾．莫耶爾的名片《變成美國人：美籍華人經歷》，該片由美籍華人著名電影人楊紫燁剪輯。爾後，鄺治中又參與製作了有關中國偷渡和貧富差距等多部影片。「汶川
五‧一二」大地震後，為了表達我的悲傷，我把一年前在川西震區旅遊的幾十張照片放在我的網頁上，鄺教授看了後跟我交談，把我推薦給阿爾伯特，後者邀請我加盟。這樣，地震十天後我們就到了災區。
在四川我認識了加入我們團隊的上海電影人米子。她也是鄺教授介紹進來的。當時我不知道她和鄺教授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只隱約聽說她與某某某認識，希望能與我們團隊一起到四川，一方面可以從阿爾伯特、奧尼爾這樣的資深電影人那裏學點東西，同時也可以拍點鏡頭給自己用。在現場，我主要跟著阿爾伯特的攝像機，做他的採訪人、翻譯和文化嚮導。鄺教授為奧尼爾擔當相同的角色。米子主要跟我一組。她除了為自己拍點鏡頭外，主要負責現場的後勤安排。據我所知，米子拍的東西並沒有用在《劫後》一片中。她對該片的最主要貢獻是，在我們意識到公安威脅的嚴重後果後，她把片子帶到廣州，再從那裏出關安全送到美國。
回到美國後，鄺教授忙著準備到上海復旦大學去訪問，在秋季學期做了半年的訪問學者。後期製作主要由我和阿爾伯特、奧尼爾和兩位剪輯合作完成；期間，HBO記錄片部的執行總裁和監製也提供了意見。剪輯編輯亞當．巴爾頓（Adam
Barton）在自己的博客這樣寫道：
在二零零八年的五～六月，我正為喬恩（阿爾伯特）和馬修（奧尼爾）編輯一部給體育頻道的有關籃球的故事。就在要返美之前，喬恩和馬修被三十多個員警包圍和拘捕。好在他們有先見之明，幾天前已將片子送出。他們回來後，沒法找到懂四川方言的編輯，所以他們要我和紐約城市大學中國政治教授夏明博士（他是四川人）一起工作。我們花了六個多月的時間把這部電影剪輯在一起。編輯這部電影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經歷。但我很高興我們最終完成了，並可與世界分享。我希望它給中國人民也帶來一點改變。
我們一起工作時，每週至少四天，每天至少七小時。且不說耳機勒得我耳朵痛，因為是現場採音，我還得區分交錯的對話和插話，翻譯最重要的內容。當許多畫面來回幾遍後，我經常是熱淚盈眶，有心碎的感覺。先是製成一到兩小時的電視片，後來改做電影短片，開了多次會，試了不同的敘述方式，邀請HBO的執行編輯和監製來看了多次，終於把電影固定了下來。我翻譯完後，還與編輯一起製作字幕、選定音樂、題寫中文片頭、編製電影說明卡、到音響師那裏去調音響，等等。音樂是從我的收藏裏找的，選的是「陽關三疊」、「廣陵散」、「瀟湘水雲」古琴曲和「蘇武思鄉」古箏曲。拿到版權許可也費了我一番周折。中文片名是我從杜甫的「羌村三首」得到的靈感。片名的中文書法是我向我尊敬的四川同鄉、復旦學兄陳奎德博士討的墨寶。
製片過程中，中國駐紐約總領館新聞處長來電話問我《劫後》的製作情況。他是我復旦國際政治系的系友，所以很坦率：你到底是為名還是為利？如果是為名，我告訴你不值，我們會盡一切努力阻止這部電影成功，恐怕你得不償失；如果為利，那我們會給你更多。我告訴我的朋友：我既不為名，也不為利。我們都在做我們各自該做的事。你是政府體制內的人，你做了你該做的，我並不責怪你。我做了一個美國教授該做的事。我的朋友最後說：我會向外交部彙報，我們會申請專項經費，向HBO總部施加壓力，阻止這部片子。後來我們的影片送奧斯卡獎評選，紐約總領館一位文化參贊來電，說起她看了我們的電影，覺得很真實，自己也哭了。她想問，該片如果得了奧斯卡獎會產生什麼後果。我安慰她，無非就是一部電影，不值得緊張，以平常心對待就好了。（待續）◇（本文原題〈奧斯卡、紅地毯、荊棘路〉，本刊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