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平綜合報導）面對中共對歐洲產業、政治經濟和安全構成的威脅，歐洲各國領導人因政治選舉考量，在應對時總是零敲碎打，一次只出一個關稅、只針對一個行業、或只出一項制裁，無法形成整體威懾中共。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亞洲項目主任安德魯・斯莫爾（Andrew Small ）在最新分析文章中指出，要有效對抗中共，歐盟需將自身體制化成實力，制定基於透明、公平競爭和互惠的六項統一市場准入條件，利用自身現有眾多工具，採納「蜂群集體戰術」，形成「集群效應」，結合眾多單一措施捍衛單一市場，減少在關鍵問題上對中共的依賴，為談判創造空間。
斯莫爾建議，中共如採取報復措施，歐盟就有更充足和更靈活的政治和法律理由，採取更強有力更持久的對抗措施，就能結束歐洲對中共逆來順受的時代。
文章指出，1996年中國出版一本《中國可以說不》的政治評論書，書中呼籲中共拒絕跟從美國主導的秩序，中共黨魁習近平上台後將該書精神貫穿到底，而且還告訴歐洲，歐洲不能對中共說不。
中共一邊高呼說不，另一邊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加劇歐洲的去工業化，導致歐洲日益依賴中共主導的供應鏈，時時受中共脅迫和掣肘。與此同時，中共加大對俄羅斯的支持，加劇歐洲安全威脅。
另一方面，歐洲只要採取一點措施保護自身自由市場，都會被中共歪曲成搞保護主義。如今，中共一點點的報復小動作，都讓歐洲承壓。
作者認為，其實，只要歐洲人再努力大膽一點，放鬆管制，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然而，歐洲各國政客們一再推遲行動，導致歐洲大陸工業產能不斷持續流失，對中共日益依賴，脆弱性也在不斷惡化。這一切的背後原因，部分是受到中共遊說滲透和腐蝕影響。
文章指出，川普（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共的關稅戰放緩，歐洲各國更是不安，不敢考慮任何可能導致局勢失控的措施，即使有應對，也是被動的，總是慢半拍。好在是，越來越多歐洲國家終於認識到，再不採取行動，歐洲工業終會被掏空，衰落會加速。
作者認為，歐洲只有聯手，根據六項准入條件（六不原則），將歐洲現有原則轉化為一個連貫的戰略框架，將自身監管標準、市場規則、透明度要求和聯盟結構轉化為戰略力量，同時運用歐盟現有諸多手段（從保障措施至補貼調查等）等系列緊急措施落實這些原則，而不只是臨時抱佛腳，危難臨頭時倉促實施單一關稅讓中共有機可乘搞報復，才能充分發展自身，才能夠有力對抗中共。
作者提醒，為做到萬無一失，歐洲各國還得預判到中共肯定會以慣常的威逼利誘等手段來搞試探，一旦中共這樣搞，歐盟得立即抓住機會出台更強硬措施，提升談判空間，以更強硬姿態重塑雙方關係。
作者認為，這一框架雖會推高某些行業成本，如一些出口商會招致中共報復，一些競爭力無法在一夜之間恢復的行業需政府支持，但只要能提前預判，風險能分擔，再加上可靠牢固的戰略，其實也能承受。
作者警告，多年來歐洲日益依賴中共，已付出沉重代價，再不行動起來代價會更大。歐洲領導人在政治立場上如能強硬起來，堅信這些原則能發揮作用、值得去捍衛、框架也能持久，什麼都能迎刃而解。
文章指出，無論是中共經濟過去的飛速發展，還是如今的江河日下，都嚴重衝擊歐洲經濟。近年，中國經濟下滑，國內需求停滯，通縮嚴重，經濟產能又嚴重過剩，加上川普（特朗普）政府關稅打壓，大量過剩產能流向歐洲，嚴重威脅歐洲製造業和就業。
中共公布的數據顯示，2026年第一季度，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創下下83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約占中國全球貨物貿易順差的31%。法國規劃機構評估認為，法國四分之一的出口、德國三分之一的出口以及德國三分之二的國內生產，都受到中共國競爭對手的直接威脅，其中有些行業幾年內很可能崩潰。
榮鼎集團諮詢公司估計，德國一半的製造業崗位目前面臨風險，歐盟由於應對中共競爭不力，每天損失500個製造業崗位。
歐洲產業困境還有其它原因，如能源成本高昂、疫情後需求疲軟、貨幣緊縮、資本市場分散以及政府監管繁重等，其中有些是自身造成，有些是周期性的。
直到最近，人們雖注意到中共惡性競爭這一原因，也只是將其歸為眾多貿易摩擦因素之一。還有些大企業，雖經常抱怨監管、氣候目標和能源價格等問題，卻不僅從不抱怨中共，有時甚至積極遊說反對基本的安全、貿易保護和產業政策措施。
文章指出，2000年中共入世貿後的中國衝擊1.0，衝擊的只是歐洲的廉價商品市場，但此次新一輪的衝擊2.0，衝擊甚至碾壓的是先進自動化、機器人技術、新材料等等歐洲工業核心的高價值生產環節。歐洲大陸面臨失去整個工業生態系統的巨大風險，這種去工業化形成惡性循環，加劇歐洲對中共國的依賴。
中國目前約占世界製造業的30%，到2030年預計達到45%，同時在關鍵礦物加工、永磁體、太陽能、電池、無人機和關鍵醫藥原料等領域占據壟斷或近乎壟斷的地位。歐洲對這些產品的依賴甚至延伸到國防領域，重新武裝也依賴於中國產品，包括磁體和關鍵礦物。
中共也開始利用這一點，開始通過出口限制對歐洲進行箝制，另一邊不僅大力支持俄國的戰時經濟，還將中俄關係拓展到軍事工業領域，加大歐洲軍事安全風險。
有些歐洲國家開始警醒，開始將這些視為戰時漏洞，開始逐步剔除高風險供應商，還有些國家計劃逐步淘汰。
面對中共步步緊逼，早在2019年，歐盟就達成共識，將中共定性為系統性的競爭對手。在過去一年中，歐盟開始加快改變策略，著手構建新的對華政策方案，如有2026年《工業加速器法案》（IAA），2026年《網絡安全法案》（CSA）修訂案等重大立法提案。
這些法案雖未明確點名中共，但招招劍指中共。其中一些舉措，如購買歐洲產品條款、某些行業將中共企業排除在之外等安全限制，如全面實施和採納，會令中共膽戰心驚。加上2023年《外國補貼條例》（FSR）等工具，歐洲重新平衡戰略其實初見雛形。
政策工具雖有了，但執行力度未跟上，歐洲在很大程度上仍認為中共只是一個普通的商業實體，能夠像其它商業實體一樣正常遊說和談判，甚至會接受一些貿易保護措施或補貼調查，沒有將中共真正視為系統性的競爭對手。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有些成員國擔心遭到中共報復，或被國內一些高度依賴中共國市場和供應鏈的大公司遊說，因而遲遲沒有採取強硬立場。另外，歐委會本身沒有提出一個完整的系統性方案，沒有將多個單個措施有效整合到統一的戰略框架中。
由於缺乏總體戰略，所有這些工具手段都只是各自為政，因此歐盟近期政策勢頭雖令人鼓舞，但不足以對抗中共帶來的各種挑戰。歐盟未來要做的是：增加新的貿易工具、實施防禦措施、彌合執行差距和完善反脅迫工具（ACI）。
文章指出，歐洲每次討論如何應對時，是因為背後是更深層次的依賴、更大的產業壓力和更弱的談判籌碼。最大關鍵是得想辦法打破這種惡性循環。
文章寫道，有人認為，要扭轉局面，歐洲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或建立一個中央控制的經濟體系，或效仿美國，採取大規模關稅或單邊出口管制措施。
但問題是，中共能成功，是因為中共黨國體制一手遮天，只要共產黨認為值得，就能用政策手段讓企業消化關稅損失和維持虧損生產，能夠為了公開的政治目搞各種投資承諾和赤裸裸的撤資威脅，隨時對技術、人員、知識產權和數據進行管控。在技術轉讓運作和政治化上，中共搞了幾十年。
至於美國，美國有一個統一的行政機構，能迅速實施管制，利用美元強大影響力，能掌握深度情報，同時擁有相應的行動授權。
作者認為，歐洲可通借鑑美中一些最有效的辦法，來縮小一些差距，但因與歐盟運作方式相悖，無法徹底消除差距。相反，歐洲擁有截然不同的優勢，作為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歐盟成員國能協同行動，能夠將集體決策轉化為持久合法規則，制定統一的市場准入標準和條件，然後將之嵌入全球生產體系。如運用得當，這一體系本身就是一種戰略工具。
歐洲利用現有統一政策工具將中共企業擋在門外，其實已有成功先例，只是案例很少。如《金融穩定條例》迫使中共企業公開是否獲得中共補貼和真實企業構架，有些中共企業在在調查啟動後幾週內就退出歐洲招標項目。
再如在安全領域，歐盟制定的電信安全標準，華為和中興等中共控制的企業根本無法滿足，只得灰溜溜退出歐洲5G網絡市場競爭。
歐盟還可根據國際採購工具（IPI）這一互惠原則工具，鑒於中共不允許歐洲企業參與中國公開招標，也禁止中共企業競爭歐盟公共合同。
這些案例說明，歐洲能夠利用現有公開統一的原則，將不透明受政府控制的外國企業擋在門外，改變整個市場激勵機制，為企業提供透明便捷的業務開展模式。
歸納起來，歐洲這些原則可歸為六「不」原則：杜絕雙重標準，杜絕操縱競爭，杜絕後門，杜絕黑箱操作和杜絕威脅手段。
文章指出，上述六大要素，雖不是中共專有，但中共最為突出，威脅也最大，中共過去現有政策都違背這些條件，且變本加厲：補貼規模越來越大，補貼越來越難追蹤。中共加深歐洲依賴，是多年精心謀劃而成，發展壯大後再將其轉化為箝制西方的籌碼。
中共的情報和數據安全法律，也在縮小政府與技術供應商之間的差距，合規公司無法生存，透明度無從談起，反間諜法範圍擴大，商業數據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更糟糕的是，中共對對俄羅斯的支持也在不斷加深。
文章指出，歐洲可根據上述六大「不」原則將之轉化為幾大實際行動綱領，如市場准入互惠規則；針對補貼性產能過剩的公平競爭機制；關鍵環節的多元化要求；互聯基礎設施的可信供應商標準；戰略行業的透明度義務；制定對歐洲構成威脅的企業的安全合規措施。
文章認為，將這些行動付諸有效實施，能改變市場結構，建立透明多元和競爭市場准入標準，通過與其他夥伴共享會擴大影響和規模，參與的國家越多，中共就很難逐個對付和擊破。「六不」原則設定準入原則，避免無休止的個案風險評估和臨時調整，企業有充分滿信心進行長期投資。
文章指出，鑒於《國際貿易協定》（IAA）和《共同戰略法案》（CSA）修訂還需數年時間才能見效，歐洲版的美國《301條款》等其它機制至少還要兩年時間才能出台，歐盟急需採取一種即時高效的策略，即蜂群集體戰術，才能快速、靈活且目標明確地利用現有工具。
蜂群集體戰術，有點像軍事集群作戰，是指歐洲同時利用規模和數量優勢，按照共同邏輯同時實施多個分散措施，從多個方面發揮作用，既能分散風險，又能讓中共疲於應對。其中任何一項措施既不足以引起中共報復，還可根據需要調整力度甚至取消，不會導致整體崩潰。
作者建議，在條件上，歐洲可保持可預測性，讓真正守法的企業有信心，但在具體措施等策略上保持不可預測性，讓中共無法預判和提前部署。
文章指出，實施這些原則，需要歐洲達成更強有力的政治共識，好在是，歐洲各國政府比任何時候都意識到：沒有互惠、透明度和安全的開放，無以為繼。
歐洲企業界態度也在發生變化。以德國為例，德國由於大部分工業企業在國內外的競爭中日益受到中共企業的衝擊，過去許多本能反對貿易防禦機制的工業協會開始轉變立場，如害怕中共報復、長期堅持自由貿易的德國機械設備製造業聯合會（VDMA）公開宣稱中共國沒有進行公平競爭，呼籲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實施本地化含量規則並強制執行歐洲標準。
文章指出，六「不」原則會改變激勵機制的平衡，如有企業繼續反對建立保護機制對抗中共，所有由此產生的風險就得自行承擔。
歐洲各國政治立場日益趨同，但達成全面協議並付諸實施仍需時日。作者建議，為確保儘快產生最大影響，志同道合的國家可先行建立聯盟，彌合分歧，成立先鋒小組做好準備集體應對應對中共引發的相關安全風險。
遭受俄羅斯混合軍事行動衝擊、且面臨更高攻擊風險的前線國家，應與歐盟、北約以及能夠在威脅評估方面開展合作的關鍵外部夥伴密切協調，達成一項非正式聯盟協議，例如北歐-波羅的海-波蘭聯盟。
分析認為，歐洲內部的多個小型聯盟最大好處是能夠發揮國家層面的補貼的優勢，通過國家補貼將中共擋在門外。如法國通過生態獎勵標準，大大減少生產過程中污染嚴重的中國電動車國內市場份額。
在外部結盟方面，作者建議，歐盟可與美國、英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等亞洲國家合作和協調，構建一個獨立於中共供應鏈之外的規模化供應鏈，目前許多這類對話已經展開。比如，今年歐盟與美國就關鍵原材料 (CRM) 達成的協議有可能轉化為更協調一致的行動，還可複製到傳統半導體等其它領域。
文章指出，這些國家工具和法律體系有差異，政策無需完全一樣，也不需要在言論上一致反共，只需儘可能多的原則上達成一致，建立防禦性貿易和反補貼措施、採購和補貼標準、相關領域的網絡安全規則以及聯合供應鏈建設，就能讓中共膽寒。
文章指出，歐洲目前不缺產業政策框架或競爭力優先事項清單，已經有《關鍵原材料法案》（CRMA）、《芯片法案》、《工業資產法案》和其它更廣泛回應，目前缺的是清晰解讀和確定歐洲未來應對方向和策略。
文章認為，首先，應整合歐盟委員會、各國機構、情報部門和外部分析，對中共集中領域、補貼和產業計劃指向以及前沿發展速度進行前瞻性綜合評估，對中共帶來的挑戰及其未來趨勢進行清晰解讀，準確定位中共的下一個目標行業、產業規劃和補貼重點、下一階段的競爭格局將在哪裡，等等。
然後，確定歐洲哪些行業還需依賴中共、哪些行業需要重點保護、哪些地區需要重建、以及哪些方面需要對現有優勢進行預防性防禦，等等。
最後，根據這些評估的分析和結果，確定優先事項，制定針對性的資金分配方案，指明歐洲未來支出方向，確保在資源稀缺情況下，集中現有力量最大限度地對抗中共。
文章指出，所有這一切是否奏效，取決於歐洲各國政府是否做好對抗中共的政治心理準備，是否能承擔相應後果，是否能放棄過去對中共的一些幻想，是否能團結一致、採用集群方式化解中共的威逼利誘，是否能完全摒棄與中共的《全面投資協定》。
作者建議，面對中共脅迫，歐盟應轉守為攻，不要等到中共發難時才開始防禦，而是做好充分的政策應對準備，利用中共的每一次發難，果斷部署強制性反制措施，鞏固一些原本會面臨政治阻力的工具，趁此機會將原本各自獨立運作的措施整合成一個單一強大便捷的法律框架。
文章最後指出，從中共方面來說，與歐洲發生重大經濟對抗也存在巨大風險。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停滯，國內消費疲軟，財政壓力巨大、債務高企以及房地產市場日益崩塌，大規模脅迫也會招致反噬。這種情況下，歐洲立場堅定、行動果斷反而能變被動為主動。
責任編輯：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