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趙彬、顧曉華採訪報導）「天天都想在這裡結束一切。這座橋足夠高，能夠……但我又不敢跳。」33歲的高芷萱在深夜獨自站在燈光昏暗的大橋上。她背對江水，臉上泛著淚光，聲音沙啞地訴說著內心的絕望。

她略帶停頓，對著視頻（「未公開的中國」頻道）說，「我曾經也是一個擁有上千萬家產的小老闆，我有三家玩具廠、兩輛車、兩套房……如今負債二百多萬，現在連一碗麵的錢都拿不出來。」

高芷萱的哽咽聲被深夜的江風吞噬。在當下的中國，這並非一個孤立的悲劇。她是那1.1億個同樣陷入債務絕境的不幸者之一，但在官方冷冰冰的數據裡，他們的命運，已經被徹底抹得不留痕跡。

在中共官方的統計數據中，中國家庭的不良貸款率「不足3%」，低於美國的4.8%，似乎一切風險都可控。然而，在會計指標背後，隱藏著巨大的微觀落差。彭博社報導，截至2025年底，在11億成年人口中，已有高達10.6%——約1.1億人陷入債務逾期困境，累積個人不良貸款突破2.2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儘管官方已於2025年夏季停止發布個人違約的匯總數據，但這1.1億名處於逾期狀態的個體，正成為觀測中國實體經濟最真實的縮影。

在銀行的帳面中，只要借款人還在按期支付利息，或者通過債務展期、借新還舊把不良債權打包轉移，這筆貸款在帳面上就依然是「健康」的。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直言，這種官方數據與民間感知的巨大落差，是一場徹底的「數據錯覺」。

「它掩蓋了中國家庭資產負債表的『技術性破產』。」黃大衛指出，中國家庭財富極大程度鎖定在房地產中，當房市暴跌、資產流動性喪失時，真實風險並不體現在不良貸款率（NPL）上，而是體現在消費能力的永久性喪失。

中年男子徐子航就是這場「技術性破產」的犧牲品。2019年，他花費135萬元買下一套公寓，首付42萬，貸款93萬，月供5,360元。

他在「底層在中國」頻道講述自己的遭遇。視頻中，他深夜站在被查封的公寓門外，長嘆一聲後說，「前兩年，生意失敗，不得已斷供了房貸。但我整整還了三年多，共還了18萬多，結果去銀行一查，近16萬全都是付的利息，本金只還了2萬多！」

這場狂飆的房地產盛宴，最終給他留下的只有重度抑鬱症和一張法院的傳票。斷供半年後，徐子航被銀行起訴。法院通知他，房子評估價100萬，起拍價打7折，只有70萬。微信錢包中僅剩的幾百元也被法院凍結了。

徐子航說，不僅首付款和三年血汗月供打了水漂，還倒欠銀行二十幾萬，還有這場官司的十幾萬的律師費、訴訟費和保全費。「現在房子沒了，我的損失竟然有八十多萬，真的很無奈，很心酸。我每天陷入深度憂鬱中。」

網絡視頻「人民報」顯示一家做貸款中介的中年男子發出感嘆：「現在中產返貧的越來越多。之前接觸的客戶，身價500萬、1,000萬以上的，現在很多負債累累，真的太多了。」

「中國至今缺乏全國性的《個人破產法》，這會產生大量的死債。」海外中國人權律師聯盟創辦人兼理事長吳紹平律師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指出。他說，在健康的市場經濟中，破產制度是給經營失敗者的「解套機制」；但在中國，無力還款的人會被體制簡單粗暴地打入「失信被執行人黑名單」，限制高消費、凍結帳戶，幾乎成為「永世+不得翻身」的社會邊緣人。

「中共這種剛性的制度設定，正將這群失去自救能力的個體無情地邊緣化。」吳紹平說。

同樣在低谷中痛苦掙扎的還有1997年出生的安徽女孩。「我可能真的要活不下去了」，在自媒體「人民報頻道」的視頻中，這位28歲的安徽女孩哭訴，「想到當初好的時候，我有千萬的家產，擁有三家餐飲店、一家口罩廠、一家網紅孵化公司。現在的我破產了，不僅一無所有，還成了一個負債227萬的『老賴』。」

當這些曾經的創業者與中產階層失去正常的生存空間時，金融機構普遍採取的「抽貸（提前收回貸款）」措施，往往成為壓垮資金鏈的最後一根稻草，進而催生出集體的抗債情緒。

來自江蘇南京、今年32歲的陳智翔，對債務困境表現出「擺爛抗債」的極端做法。他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曾向「借唄」、「抖音」、「美團」等多個平台及信用卡累計借款45萬，如今已逾期一年。

「我原本能正常還款，是銀行突然抽貸，直接導致我資金鏈斷裂。」陳智翔表示。他如今採取不接電話、不管不顧的「躺平」態度。而最讓他憤怒的是，催收公司隨後採取的「爆通訊錄」手段，將他欠債的消息搞得親友皆知。「既然他們利息不合規，又把我身邊的人騷擾遍了，名譽已經毀了，我手裡也有錄音，這筆錢我就絕對不還了。」陳智翔說。

這種「你不仁、我不義」的暴力反彈心理，正在債務人群體中蔓延。另一位獨自一人在外漂泊、身負三百多萬債務的母親王思妤在「未公開的中國」頻道表示，自己已經「完全扛不住了」，因為負債連累了家人，如今只能撕下面子在外流浪漂泊。

吳紹平律師講述在國內時，接手過很多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債務人求助諮詢。他指出，因應這些巨額債務，無數野蠻的催債公司應運而生，採用暴力催收，瘋狂騷擾債務人的親朋好友。「中共的體制下，不僅沒有援助他們脫身，反而加大了他們的困境。當整個社會中這樣的人越來越多，絕望會在空氣中瀰漫傳播，最終引發家庭破裂、惡性暴力事件等嚴重的報復社會事件。」

網絡論壇流傳的數據，正殘酷地印證著這種空氣中的絕望。疫情後高企的欠債融資，與近年來樓市暴跌、股市震盪交織，正將無數普通人推向高樓的天台。有估算指出，近年跳樓群體最集中的五大誘因分別為：炒股套牢、暫時待業、房子爛尾、陷入「四無」絕境、還有就是沉重的債務。那些最揪心的社會痛點，在短短幾年內集中爆發，那些背負債務的群體「走上了天台」。

正如吳紹平所言，這群龐大且失去退路的債務群體，「就像社會的定時炸彈一樣，隨時可能引發群體性的社會事件」。

面對實體經濟的冷清與下滑的內需，中共政府推出了各類針對汽車、家電的消費貸款補貼，試圖重新激活內需。然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下跌0.6%，為2022年12月以來首次單月錄得跌幅。這些政策如同「泥牛入海」，激不起一絲漣漪。

「效果不彰，是因為經濟陷入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陷阱。」黃大衛分析道。當大眾對未來的收入預期降至冰點、隨時面臨裁員降薪風險時，個體的理性選擇是「去槓桿（還債）」而非「加槓桿（消費）」。

「對於消費者而言，痛點不是融資成本高不高，而是手裡有沒有錢、明天還有沒有工作？」黃大衛直言。

更諷刺的是，政府的補貼資金通常設有信用門檻，往往只能流向仍具備信用能力的人；而真正陷入債務泥淖、急需現金流舒困的1.1億底層的「失信人員」，根本無法跨過信用門檻以享受補貼，何來刺激大宗消費。政策在供需兩端，發生了嚴重的錯配。

另一名身背177萬元債務的女性葉子晴，在自媒體「未公開的中國」頻道中發出近乎絕望的質問：「不知道我到底要怎麼樣做，社會才能善待我？我不怕吃苦，不怕幹活，我最怕的是我拼到最後卻還是一無所有！到底要我怎麼樣，才能熬過這無人問津的低谷？」

儘管壞帳風險的累積已引發廣泛關注，但網貸業務依然是數碼支付與短視頻巨頭的核心變現管道。在這些主流App介面上，針對脆弱群體的「極速放款」與「低門檻」信貸廣告依然高頻出現。

「這是技術的滯後性與商業利益的殘酷博弈。」黃大衛揭開了巨頭們的合規外衣。在廣告市場疲軟的背景下，網貸是少數能將巨大流量轉化為穩定現金流的「剛性業務」。更隱蔽的是巨頭們的「算法精準收割」——大數據會自動篩選出那些已經「債台高築，但還剩下一點點還款能力和軟肋」的脆弱人群，進行高頻率的精準信貸投放。

不少涉世不深、脆弱的年輕人成為了這種毫無節制的資本圍獵的對象。二十多歲的女孩張倩因工資發到支付寶後被平台瞬間全額劃扣去還網貸，在「未公開的中國」視頻中哭得泣不成聲：「我現在沒有錢吃飯，沒有錢交房租……他們不給任何商量餘地。」

在這場算法圍獵的底層，越來越多像陳智翔、張倩這樣的債務人，正在從最初的恐慌演變成一種制度性的躺平與反叛。

山東濟南的劉洪濤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自己身上背著3萬多元的網貸，其中「放心借」2萬，「得物」5,000元。在遭遇催收人員瘋狂「爆通訊錄」甚至鬧到村委會後，滿腔憤怒的劉洪濤選擇了另一種極端的抗債策略：「不還錢、不失聯、死磕到底」。

「我一分錢都沒給，也不打算還了。打電話我就接，反正名譽已經被毀了，他們也不能把我怎麼樣。」劉洪濤說。

市場消息指出，監管層強制要求將利率壓低至20%以下、並進行12%的壓力測試，這一罕見的行政干預，其背後意圖受到關注。

吳紹平與黃大衛均指出，這種焦慮的本質，是對底層秩序失控的恐懼。因為1.1億人組成的巨大債務體量，一旦發生結構性的集體違約，其連鎖反應將遠遠超出金融領域——暴力催收的失控、失信黑名單的無限蔓延、以及隨之激增的極端社會悲劇，隨時會將底層的不滿怨氣轉化為直接衝擊體制的治安危機。因此，監管層試圖以強硬手段迫使互聯網平台「審慎經營」，本質上是在測試平台在最極端壞帳下，是否還有足夠的資本緩衝墊來「扛住」這場海嘯。

吳紹平律師擔憂當體制的剛性調節走到盡頭，這種技術性的縫補恐難長久。

吳紹平律師預測在經濟持續下行的極端危機下，為了防止這顆1.1億人的「定時炸彈」全面爆炸，官方最終很可能拋棄所有市場規則，採取「一刀切」的行政命令。「要麼強制豁免部分個人債務，要麼直接以行政手段強制將這些失信人員從徵信系統中拉出來。但這絕非出於仁慈，而是出於對政權危機爆發的極度恐懼。」

金融監管強度的提升與個人債務規模的調整仍在持續。在這1.1億逾期個體的償債壓力未實質舒緩前，旨在刺激內需的百億財政補貼與宏觀調控手段，其最終成效將取決於底層消費槓桿的修復程度。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