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程木蘭、駱亞採訪報導）中共黨魁習近平曾於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指示，2026年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將來自內需。然而半年過去，宏觀數據卻描繪出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景：國內消費正陷入罕見的萎縮，同時，以高科技產品為主的出口卻逆勢狂飆。

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下滑，龐大的國家資源卻傾注於科技業與出口補貼，而民眾卻在沉重的債務與對未來的悲觀預期中掙扎，外界不僅質疑：中國的經濟發展究竟是為誰服務？以及經濟下滑又是誰在買單？

中共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到5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同比僅微弱增長1.4%，而5月份單月更直接轉負，同比下降0.6%。此種慘淡情況僅在2022年實施「動態清零」政策時出現過。

消費數據展現的是當下，而體現未來的投資方面同樣疲軟。1至5月中國投資指標較去年同期下跌4.1%，創下疫情初期以來的最差表現。

房地產的低迷更產生了連鎖效應，1至5月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下降11%、銷售額下降14%，並進一步傳遞至下游：家具銷售下降3%、建築及裝潢材料下降8%、家電下降7%。

此外，5月份中國汽車類商品同比下降高達16%。時事評論頻道《傑森視角》播主傑森認為，購買汽車通常被視為家庭對未來收入的預期，汽車消費慘跌說明民眾對未來缺乏信心，「能拖一年就拖一年」。

即便1至5月網上商品和服務零售額同比增長了6%，傑森也直言這並非消費升級，而是「消費防守」，消費者核心關注的是全網最低價與優惠券，反映出整個中國社會蔓延的「無安全感」。

更令人擔憂的是，彭博社援引研究機構Gavekal Dragonomics的估算報導，截至2025年底，中國11億成年人中約有10.6%存在債務逾期，相當於約有一億人在面對房貸、車貸或信用貸等債務時無力償還。

面對消費不振，中共政府接連出台發放補貼、以舊換新與消費券等刺激政策，但為何民眾依然不願花錢？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對大紀元表示，補貼效果不佳的首要原因是消費信心以及對未來經濟預期的崩塌；其次，這些補貼和發錢本身都是小錢，而且屬於局部、暫時性的措施。

他強調，中國老百姓真正沉重的負擔在於社會保障不足與稅負過高，家庭需自行承擔教育、醫療與養老負擔，加上房地產低迷導致中產與低收入家庭財富縮水，民眾必然大幅壓縮未來消費支出。

台灣學者孫國祥也抱持相同觀點，他受訪時表示：「問題在於北京把結構性的信心與收入問題，當成短期消費不足來處理。」

黃大衛直言，首先是收入分配嚴重不均，「中國大量財富集中在壟斷性的統治階層，以及與權力高度綁定的利益集團手中。」

他指出，北京決策層長期強調「強國弱民、國進民退」，在這種供給側與計劃經濟慣性的思維下，很難真正將有限資源向普通家庭讓利。

孫國祥認為，在企業薪資成長有限、青年就業不穩及資產縮水的背景下，民眾傾向於存錢還債，儲蓄成為了自我保險功能。

他直言，消費券只能降低一次性購物的價格，卻無法消除老百姓對未來的不安全感，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與社會安全網，很難形成持續性的內需循環。

他進一步剖析，（中共）所謂的「內需主導」本質上其實是「政府主導」，如過去的房地產開發與大規模基建，都是政府干預的結果。

他批評道：「嚴格來說，中國從來沒有真正形成以居民消費為核心的內需主導經濟。更深層原因在於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制度。」

國內市場無法消化龐大產能，迫使中國經濟更加依賴出口。根據官方統計，5月份中國貨物出口同比增長14%，《經濟學人》的數據更顯示5月份出口年增逾19%。

孫國祥對此分析說：「不是北京不知道內需的重要性，而是現有發展體制仍然更擅長擴大生產與出口，卻不願意真正把收入與資源轉移給居民部門。」

中國的金融與地方官員考核體系長期偏向投資與製造業，導致政策口號雖喊消費主導，實際操作卻又回到建工廠、擴產能與補貼企業。

這最終形成了一個難以擺脫的閉環。黃大衛將其歸納為一種惡性循環：投資補貼製造業，形成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且內需不足，企業只能透過價格戰向海外傾銷，而歐美國家隨即透過反補貼調查與提高關稅進行反制，以致企業利潤下降、居民收入受壓。

孫國祥則點出，中國目前的經濟處境稱為「轉型停滯」。他表示，舊有的房地產與基建模式已接近極限，難以拉動成長；但新模式又因體制與收入分配改革不到位而無法建立。

若北京持續依靠產業補貼與出口，而不真正讓利於民，中國經濟恐長期陷入低消費、產能過剩、外部摩擦與低通脹相互強化的尷尬局面。

在官方數據中，與消費寒冬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高科技製造業的火熱。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4.5%，其中高科技製造業暴漲15%，工業機器人產量暴漲28%、鋰電池產量成長40%、3D打印設備增長54%。

中共政府正將巨額資金押注於高科技，例如芯片大基金三期註冊資金達3440億元人民幣；據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估算，至2023年中國電動車產業獲得的各種支持已超過1.6兆元人民幣；近期更傳出將投入約2兆元建設全國AI數據中心。

然而，科技突圍並未惠及廣大基層民眾。《經濟學人》點出，與過去吸收數百萬農民工的出口熱潮不同，中國現今的領先產業並不再是勞動密集型。

同樣的支出，電動車創造的就業人數遠少於傳統汽車或新建住宅；農民工在製造業就業的比例已從2010年的近37%降至去年的28%，迫使大量勞動力轉向外賣騎手等零工經濟——「他們穿梭在馬路車道上，而非站在流水線旁」。

此外，高科技產業高度集中於少數城市，導致內陸省份在中國工業中的占比從2013年的近48%跌至去年的36%，加劇了區域鴻溝。地方政府盲目補貼也造成資源浪費，諮詢機構AlixPartners估算，中國129個電動車品牌中，到2030年僅有15個具備財務可行性。

時評人傑森犀利地表示：「中共這條高科技發展路線的最大問題，不是技術，而是它把技術和中國百姓切開了。」

他解釋，正常的經濟邏輯應是技術進步帶動工資與消費上揚，但中共卻是反其道而行，透過壓低居民收入來增加國際競爭力，將資源集中於出口。而這些依賴資本與自動化的高科技產業，也根本無法為中國社會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

面對中國長期壓低內需、瘋狂擴大產能並將壓力推向全球的作法，國際社會的反彈已眾所皆知。歐盟、美國甚至印度與東南亞國家，越來越防範中國的出口傾銷，紛紛築起關稅壁壘與產業保護措施。

《經濟學人》警告，中國表面上的出口捷報與國內經濟積弱正形成惡性循環：國內消費疲軟導致物價下跌與匯率貶值，進而增強出口競爭力；而出口的蓬勃又讓決策者得以推遲增加社會支出等必要的改革措施。

誠如黃大衛所言：「『舊模式』與『轉型』本身並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體制問題……經濟發展終究有其客觀規律，都不會因為領導人的個人意志而改變。」

責任編輯：孫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