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Erik Rusch、王亦笑德國報導）第三屆國際維吾爾論壇（IUF）已於2026年6月11日至13日在德國柏林成功舉行。本次活動由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UC)與維吾爾民主與人權中心(UZDM)聯合主辦，並得到德國聯邦議院「維吾爾友誼小組」的支持。

正值新疆「再教育營」曝光十周年之際，論壇的核心主題定為「再教育營十周年：從認知到追責——下一步是什麼？」來自25個國家的200多名與會者出席，其中有80多名演講嘉賓以及20多位歐美國家的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等，包括來自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捷克等國的議員。

會議聚焦中共的跨國鎮壓和強迫勞動、供應鏈合規性、受害倖存者證詞，以及國際法律追責途徑等。多位與會核心代表在接受大紀元深度採訪時，從跨國鎮壓、經濟供應鏈剝削以及精神醫學濫用等多個維度，揭露了中共對維吾爾人及異見群體系統性迫害的嚴峻現狀。

本屆論壇最終發布《維吾爾種族滅絕十年》報告，並通過了《國際維吾爾論壇柏林宣言》，呼籲歐美各國在立法和貿易層面協同合作，打破國際社會因其它地緣政治危機而產生的「選擇性沉默」，共同制止中共的系統性人權迫害。

中共對維吾爾人的迫害早已不僅限於中國本土，而是演變為針對海外流亡群體的全球性跨國鎮壓。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柏林辦公室負責人海玉爾．庫爾班（Haiyuer Kuerban）接受大紀元採訪時指出，中共的跨國鎮壓主要通過三大手段實施。

首先是「人質策略」，直接威脅海外流亡人士在國內的留守家屬。庫爾班說，「中共會找到我們在國內的家人，迫使他們辭去工作，或者將他們關進拘留所，以此施加巨大壓力，然後，我們的家人會被迫給我們打電話，哀求我們放棄為民主、自由和人權所做的工作，甚至要求我們與中共政府合作。」

其次是「使館武器化」，中共駐德等國的外交機構積極介入壓迫，利用維吾爾難民辦理學歷認證、身份證件等事項作為要挾籌碼。庫爾班表示，「中共的駐外使領館在其中扮演了極其活躍的角色。對於許多已經逃亡德國、需要辦理文件認證等領事服務的維吾爾人，中共大使館將其作為要挾的籌碼。」

再者就是直接干預民主社會。庫爾班舉例說，「我們曾在柏林工業大學舉辦一場研討會，中共政府獲悉了這項資訊。它們主動聯繫大學行政部門，施壓要求取消我們的活動。這無疑是對德國內政、對一所自由民主大學的赤裸裸干涉。這意味著，在德國大學校園內也不允許進行此類自由交流。更令人震驚的是，就在論壇召開前夕，一位受邀參加會議的法國議員也遭到中共大使館施壓，被要求不得出席活動。」

當被問及中共為何如此懼怕海外的聲音時，庫爾班直言，「中共的政權合法性建立在武力、死亡要挾和暴力之上，並沒有經過民主選舉。他們懼怕世界瞭解維吾爾及其他民族面臨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害怕國際社會根據國際公約採取制裁行動。

隨著國際輿論施壓，儘管大眾（VW）和巴斯夫（BASF）等德國巨頭相繼宣布退出其在新疆工廠的直接股權，但國際供應鏈中的人權風險依然根深蒂固。德國批判性股東協會聯合常務董事蒂爾曼．馬薩（Tilman Massa）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對企業責任進行了深度剖析。

馬薩表示，「表面工廠的撤離並未切斷德國企業對中方原始供應鏈的深度依賴，而在這些初級原材料（如棉花、多晶硅等）的開採和加工中，仍存在強迫勞動和國家主導的『勞工轉移』項目的強烈跡象。」他強調，「強迫勞動早已不僅侷限於新疆一地，而是作為一個全國性的系統，波及維吾爾人、其他少數民族以及任何形式的持不同政見者。」

面對企業常規的「第三方審計」，馬薩給出了極為嚴厲的批評，「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和工會自由的環境裡進行審計，詢問工人的處境，這只會給受訪者帶來巨大的人身風險，導致他們面臨更嚴重的國家報復。這樣的審計根本無法成為有效的工具，只能淪為『遮羞布』。」

針對歐盟與德國出台的《供應鏈法》，馬薩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確立了企業的盡職調查義務，但他呼籲在執行過程中必須傾聽受害者和獨立非政府組織的聲音，而不能僅僅依賴企業自說自話的合規報告。他告誡跨國企業，「決不能將利潤最大化建立在強迫勞動之上，如果無法排除供應鏈中的迫害風險，就必須劃清界限甚至退出合作。」

除物理監禁外，中共濫用精神醫學對持不同政見者、維吾爾人、藏人及法輪功學員進行政治清算的「安康系統」（精神病監獄系統），在近年呈現出死灰復燃的危險趨勢。

精神病醫生、世界精神病學協會（WPA）代表托馬斯．G．舒爾茨（Thomas G.Schulze）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如果有人在省裡抗議或抱怨某事，他很快就會被關進精神病機構，」他回顧道，在多年前局勢相對緩和時，世界精神醫學會曾派委員會赴華交流，中國甚至出台了《精神衛生法》禁止因言論將人非自願收治。然而，在習近平治下，這些保護機制已經倒退或名存實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此類濫用正在發生。

舒爾茨教授警告國際社會，「不要被中共政府製造的虛假的繁榮或合規表象所矇蔽。」他指出，「許多侵犯人權的行為發生在軍方管轄的醫院中，外部人員和國際組織根本無法進入調查。」

面對這種醫療倫理的嚴重淪喪，舒爾茨教授強調了國際組織發聲的重要性，「世界精神醫學會的倫理標準明確規定，精神病學絕不能用於政治目的。當我們將此類侵犯人權的行為公之於眾時，我們必須明確指出這屬於嚴重的濫用。如果我們保持沉默，這種罪行就會毫無底線地繼續下去。我們必須劃出底線，直接而明確地對中共濫用精神病學的行為予以斥責，嚴厲告訴它們』到此為止』！」

正如本屆論壇閉幕發表的《柏林宣言》所昭示的，國際社會對維吾爾人權乃至中共系統性人權迫害問題的關注已發生質的飛躍。過去，海外人權組織的主要工作是向世界證明迫害的存在，尚處在認知階段。

而今天，國際社會正在形成一條涵蓋外交防禦、法治防護，以及國際行業倫理制裁的全面追責戰線。這種轉變在《柏林宣言》中被轉化為四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具體行動共識：

第一，將制裁矛頭直指利益鏈紐帶。宣言首次打破了過去僅針對個體官員的制裁限制，確立了「跟著資金走」的懲罰機制，強力呼籲各國擴大「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的適用範疇，對所有直接或間接參與、投資、或從中方強迫勞動中獲利的跨國金融機構與企業財團，實施對等的資產凍結和貿易禁令。

第二，構建不依賴聯合國的聯合司法網。鑒於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一票否決權，宣言達成了「繞道追責」的法治共識。簽署國代表承諾推動本國司法系統激活「普遍管轄權」，允許各國本土法院對犯有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中共涉案人員，以及跨境騷擾異見人士的特工進行缺席審判和全球通緝，打破跨境迫害的「免責特權」。

第三，推行「有罪推定」的供應鏈去風險化。在反強迫勞動領域，宣言要求民主陣營在多晶硅、紡織、汽車零部件等關鍵戰略供應鏈上，徹底摒棄傳統的第三方紙面審計。倡議各國立法確立「反轉舉證責任」原則——即除非企業能拿出確鑿的第三方獨立證據，證明其初級原始原材料「完全無強迫勞動」，否則其產品在現代自由市場中將被一律實施「有罪推定」式的市場驅逐和強制銷毀。

第四，建立多群體與全球行業倫理的「防衛同盟」。宣言還開創性地將維吾爾人權問題與西藏、台灣等受地緣政治和威權擴張威脅的地區進行戰略聯動，並在世界精神病學協會（WPA）等專業組織內推動行業倫理紅線，全力阻止威權體制將現代醫學、科技淪為政治消音和集中監禁的工具。

這四項擲地有聲的條款表明，《柏林宣言》不再僅僅是一紙道德呼籲，而是一份將普世價值轉化為法律武器的實操指南。這使得任何試圖通過外交恐嚇、假審計或構建「經濟利益共同體」來掩蓋種族滅絕行徑的嘗試，在現代文明和全球協同的法治框架面前，都正在逐漸失去生存的空間。在國際社會，對中共建立統一的防線並推進實質性的法律與經濟「追責」，已成為當下刻不容緩的國際共識。

責任編輯：周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