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07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Lamont Colucci撰文／信宇編譯）每年六月，中共政權都會面臨一個它無法完全解決的問題。
1989年6月4日，開進北京的坦克和武漢軍區扛著機槍的士兵都已消失。當年擠滿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有的已經離開人世，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則流散在世界各地。這場現代史上最具決定性的自由與專制對抗之一，至今已過去近四十年。然而，政權每年仍不遺餘力地審查有關這段歷史的報導，限制討論，壓制紀念活動，並試圖讓年輕一代對這段歷史知之甚少。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為什麼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權之一仍然對37年前發生的一件事如此恐懼呢？
答案遠不止天安門廣場本身。
任何暴政最終都會發現，僅僅控制人民是不夠的。它還必須控制記憶；它必須掌控歷史，隨心所欲地改變歷史走向。國家必須決定哪些歷史可以被銘記，哪些可以被遺忘，以及後代可以了解哪些關於他們自身歷史的信息。這正是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和歷史教育（historical education）對任何文明都至關重要的原因之一。
這並非什麼新鮮事。蘇聯（Soviet Union，1922—1991）曾花費數十年時間篡改照片、篡改官方歷史、讓學生撕毀教科書、壓制有關饑荒和政治清洗的信息，並抹去失勢者的記憶。其目的並非僅僅是宣傳，而是政治控制。一個與歷史記憶脫節的群體比一個了解真實歷史的群體更容易統治。
英國著名現實主義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在虛構的反極權主義小說《1984》（1949）中捕捉到了這種本能，他寫道：「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
中共無需閱讀奧威爾的作品就能理解其中的原理。
因為它早就已經實踐過了。
1966年，中共第一代黨魁毛澤東（Mao Zedong，1893—1976）發起了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的全國運動，實際上是將中國自身的歷史置於審判台前。這不僅僅是一場政治清洗，更是一場蓄意摧毀國家文明根基的行動。在「破四舊」（Four Olds，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下，中共政權徹底顛覆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紅衛兵砸毀古代文物，焚燒圖書館，將教師拖到街頭公開羞辱。局勢迅速惡化：孩子們反抗父母，學生背叛了教導他們的老師，將幾個世紀以來的傳統變成了迫在眉睫的政治包袱。事實上，這場破壞並非偶然。
一個試圖建立新政治秩序的革命政權往往將歷史視為競爭對手。現有的傳統、繼承的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記憶和歷史延續性都代表著對國家本身之外的忠誠。如果政黨要成為真理的最終來源，那麼其它真理來源就必須被削弱或消除。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遠不止於它造成的肉體苦難。它也是一場試圖切斷中華文明傳承、用革命神話取代歷史記憶的行動。
雖然毛澤東已於1976年去世，但是中共對歷史記憶的恐懼卻在他去世後依然存在。
後來的天安門事件或許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西方觀眾常常會想起那張著名的照片：一個孤身男子站在一列坦克前。這張照片堪稱20世紀的標誌性影像之一。然而，天安門事件更深遠的意義在於其後政權的所作所為。中共不僅鎮壓了示威遊行，還試圖將其從公眾記憶中抹去。
這些事件並非局限於北京。示威和騷亂席捲了中國各個城市。工人加入學生行列，隨後又有眾多其他人士加入其中。要求改革，特別是反腐敗的呼聲遠遠超出了首都的範圍。這場運動挑戰了中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鎮壓的到來並非僅僅是對一個廣場集會的回應，而是試圖扼殺一場更廣泛的運動；不僅如此，它還旨在摧毀民主女神像所代表的精神。這本可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開端；這是自毛澤東掌權以來對中共政權面臨的最大威脅。
中共政權幾十年來一直試圖確保後代永遠不會完全了解所發生的事情。
這個努力揭示了暴政本身更深層次的真相。
中共懼怕記憶，因為記憶保存著其它許多可能性。天安門事件的記憶提醒中國公民，反對派曾經存在。它提醒他們，學生挑戰過國家。它提醒他們，普通公民要求執政者承擔責任。它提醒他們，當前的政治秩序並非必然。
最重要的是，記憶提醒人們，歷史的進程並非完全按照中共政權所宣稱的那樣展開。
這種模式遠遠超出了共產主義中國的範圍。
獨裁政權普遍懼怕過去。無論是蘇聯、朝鮮還是伊朗政權，每個獨裁者最終都會意識到，死者是政治包袱。當你壓迫某人時，記憶會將他們變成一個符號——而控制死去的符號遠比控制活著的人要難得多。你今天可以壓制批評者，但你無法決定明天人們會如何記住他們。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政府投入巨資封鎖檔案館、篡改教科書，並利用社會信用體系等工具追蹤公民。歸根結底，他們爭奪的不僅僅是歷史教科書，更是關乎自身生存的生死存亡。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專制和極權政權會如此費力地控制信息、教育、檔案館、媒體和公共紀念活動等。他們必須依靠成千上萬的安全官員和線人，如今還要藉助龐大的技術監控和分析系統，從而達成自己的邪惡目的。這場鬥爭絕不僅僅是爭奪事實，更是爭奪合法性的鬥爭。
如果一個政權控制了記憶，它就能更好地控制未來。
如果它失去了對記憶的控制權，它對真理的壟斷就會開始削弱。
暴政最常攻擊的機構往往是那些獨立於國家之外保存記憶的機構。宗教團體保存記憶。普通家庭保存記憶。地方社區保存記憶。獨立歷史學家保存記憶。新聞自由保存記憶。大學，如果運作良好，也能保存記憶。它們都構成潛在的挑戰，因為它們都可能保存著政治當局寧願遺忘的真相。
在宗教領域，這一點尤為重要。信仰上帝要求政府和人民服從上帝的律法、管轄、規則和秩序。任何國家或團體都不能凌駕於上帝之上。上帝的存在對這些政權構成了根本性的威脅。
前蘇聯和俄羅斯作家、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對這種關係有著深刻的理解。他的作品代表著一種對抗建立在強制遺忘基礎上的體制的記憶行為。通過記錄前蘇聯古拉格集中營（Gulag）的真相，他挑戰了蘇聯國家對現實本身的定義能力。
出生於波蘭的第264任教宗約翰・保羅二世（John Paul II，也譯為若望保祿二世，1920—2005）也深諳此道。在他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過程中，他反覆呼籲波蘭銘記其歷史、文化和精神記憶。共產黨當局也明白其中的危險。一個銘記自身身分的民族更難被統治，因為對當權者而言，政治和經濟權力才是最重要的。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今天。
中共政權之所以懼怕天安門事件，並非因為學生仍在天安門廣場上示威。伊朗政權之所以懼怕紀念活動，也並非因為死者仍在繼續抗議。獨裁者懼怕記憶，是因為記憶保存了真相，而真相會對權力構成制約。與西方某些人不同，獨裁者深知真相並非相對之物——不存在所謂的「我的真相」或「你的真相」，只有真相本身。
這就是北京至今仍在審查天安門事件的根本原因。這就是獨裁政權懼怕檔案、歷史學家、紀念活動、紀念碑和證人的根本原因。他們明白許多自由人民習以為常的事情。
記憶守護著真相。而真相始終是任何暴政最終所懼怕的對手——畢竟，面對恃強凌弱的惡霸、炸彈與子彈，真相又怎會最終被擊敗呢？
作者簡介：
拉蒙特·科盧奇（Lamont Colucci）博士，曾任美國太空軍（U.S. Space Force）負責作戰理念與戰略原則（doctrine development）的首任主管，現任威斯康星州康考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政治學教授。他曾任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專長於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太空戰略等。他著有多部關於外交事務和美國大戰略等領域的著作。
原文：Why Tyrannies Fear Memor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