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5日訊】

伍凡：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剛結束，在公報中聲稱要解決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問題，要關怀下崗工人的生活。今天我們來談談中國工人的現況。重慶特种鋼鐵厂是一個著名的、有70多年歷史的大工厂。在6月22日宣告破產后，該工厂工人抗議遭到不公平待遇，几千名下崗工人走上街頭。這几個月抗議不斷，在重慶市舉辦的亞太市長峰會開幕前夕，星期五 (10月14日)，重慶特种鋼鐵工人的集會抗議活動遭到鎮壓，3名工人代表被抓、24人被打傷，其后2名婦女被打死。這是現在大陸下崗工人維權運動中很醒目的一個事件。和廣州太石村罷免村主任事件一樣，都被國際媒體關注。

草庵：重慶特种鋼鐵厂創建于1934年，在抗戰期間是國民政府的武器鋼材的主要生產基地，是中國特殊鋼材生產的搖籃。重特鋼的上繳利稅曾占重慶利稅的20%強。厂址面積4.5平方公里，現有資產約100億，有職工1.8万余人。位于重慶雙碑，离主城區沙坪壩約十公里。既然有資產，又有過很好的贏利納稅的紀錄，為什么會宣布破產呢？今天我們來分析破產的原因和工人反抗“雙解”的過程，所謂“雙解”是指工人被工厂解除合同和解除工齡。

伍凡：重慶特种鋼鐵厂是完成了股份制公司改造的一個公司，按照國家的《公司法》規定，公司的每個股東享有相等的權利。“雙解”前，公司是以每位員工必須買2股（每股650元）的方式強行把公司賣給了全公司股民的。所以從法律上來講，只要認購了重慶特种鋼鐵厂股票的人就是該厂的股東之一，他就有權利知道重慶特种鋼鐵厂資產情況、為什么會破產、如何處理破產后的資產，以工厂和職工的關系，等等。可是，重慶特种鋼鐵厂強迫給每名工人2万人民幣，買斷工人合同和工齡，走人了事，其它的事一概隱瞞欺騙。工人們不滿意這种不公平待遇，才引發了几千名工人上街堵公路的事件。

草庵：据网上報導，重慶特种鋼鐵厂在6月22日宣布破產之后，特鋼公司的車間還在冒著煙，生產仍在進行（約有1800人在工作）。實際上重特鋼公司并沒有真正破產，重慶市政府下屬的投資公司（經濟實體）与重特厂及重鋼公司合伙成立了一家私營的東華公司，把重慶特种鋼鐵厂的全部設備、厂房和土地使用權全部接管過去。其中最大的利益所在是土地使用權，价值超過人民幣100億元。

重慶市党政官員以權代法，除了欺騙，就是鎮壓，其實質就是利用破產謊言，赶走重特廣大職工，讓他們自己真正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即重特現已被私營的東華公司所占有的整個土地使用權，他們到時就合理合法的侵吞了重特的一切資產。這就是重慶特种鋼鐵厂工人上街抗議事件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中共政權變賣國有企業成為私人企業眾多事件中的一個案例罷了。

伍凡：中共鬧革命的口號要從資本家的剝削壓榨下解放工人，革命成功后制定憲法，憲法寫明工人是領導階級。但實際上長期以來一直是欺騙和剝削工人。現在中共官員為了獲得巨額經濟利益而把為中共賣命几十年的老工人一腳踢出厂門，之后生活出路死活不管。工人沒有獨立工會，單獨工人無法和中共政權談判，爭取合法權益。因此只有上街堵道抗議這一條路，少數工人全家自殺。

草庵：中共在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廣泛宣傳“黃世仁強奸白毛女，楊白老自殺”的故事，后來證明這個故事是中共編造出來，是用來激發階級矛盾，制造仇恨，以便中共統治。現在中共政權虐待重特鋼工人，和“白毛女”受到迫害的性質几乎是一樣的，迫得工人毫無生路，并且規模更大。但最主要的是“白毛女”故事是假的，而近2万名重特鋼工人受迫害是現實的真正生活。

伍凡：我記得在上個世紀1958年，离現在將近50年了，也在四川省發生了“劉文彩收租院”事件。在大辦“人民公社”期間，同時興起了“大煉鋼鐵”運動。四川省大邑縣安仁公社鋼鐵厂為了尋到煉鋼鐵資源，去攻挖豪華巨大的劉文彩的墳墓，几十個公社社員，化了3天工夫才挖到棺材，開棺只見不過几根白骨而已。中共中央宣傳部為了配合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政治需要，泡制了劉文彩《收租院》陳列館的神話故事。為了表現地主劉文彩殘苦剝削農民，在總體設計的指導下，創作人員把《收租院》分成“交租”、“驗租”、“算帳”、“逼租”和“反抗”四大板塊。。《收租院》114個人物，全是由泥塑造成真人模型。創作過程歷時四個半月。1965年國慶，大型泥塑《收租院》正式對外開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關押農民的“水牢”和“地牢”。《收租院》陳列館在全國各地展覽，進行階級斗爭教育，灌輸全國民眾的階級仇恨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收租院》陳列館甚至送至越南和阿爾巴尼亞展覽。

草庵：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人們開始對劉文彩《收租院》陳列館的神話故事產生怀疑，尤其是四川省大邑縣農民公開表示劉文彩是開明地主，沒有“水牢”和“地牢”。經過有關部門實地調查和翻閱歷史檔案，才得知“水牢”是一個毫無根据的編造，而到處現身說法憶苦的冷媽媽，不過是當時按著中共縣委的指示，成了表演逼真的一個演員。收租院也是脫离了事實按照意識形態的邏輯層層演繹，甚至中共持務頭子康生也介入其中參加編導，完全是按著“階級斗爭”的模式集體創作出的作品，這是中共歷史上有名的欺騙案。但是中共政權在對待廣州太石村農民和河北定村農民時就完全使用國家暴力，動用警察、防暴警察，雇佣黑道打手，使用推土机沖入農村，暴打老弱婦女，搶走資料。比起劉文彩的“暴力”高千百倍。劉文彩的“暴力”是中共編造的，中共政權在太石村和定村的流血暴力是真實的。對劉文彩的“暴力”，中共是極力向全世界說謊宣傳，而對在太石村和定村的流血暴力，中共是極力對全世界新聞封鎖。這是中共使用欺騙和暴力的明顯例子。

伍凡：在維權運動中，人權律師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們是維權運動的積極參于者。維權運動中的工人、農民和其它弱勢團體需要律師的援助。近几年來出現了高智晟、朱久虎、郭國汀、郭飛雄和鄭恩寵等一批人權律師。他們憑自己的良知、同情心、正義感和法律知識，勇敢的為弱勢團體仗義勢言，但他們都受到中共的打壓。在上海，鄭恩寵律師替在周正毅案中受欺壓的上海居民打官司，上告北京，被上海公安局非法捉回判刑3年。另一位上海人權律師郭國汀，為弱勢團體講話申訴，被迫离婚而遠离中國來到美國。為陝北油礦的民間股東們打官司的朱久虎律師，被陝西公安局非法拘留關押。為廣州太石村靜坐抗議的農民們仗義執言的郭飛雄律被廣東當地政府逮捕將被判刑。替法輪功修煉者和弱勢團體講活的高智晟律師，最近給胡錦濤、溫家寶寫了公開信，批評中共政權欺壓法輪功修煉者和弱勢團體。他聲稱“為喚起民族覺醒，不枉來人世一遭”，為此，他和他的家人再次受到中共政權的恐嚇。現在大陸，人權律師是一項很危險的工作，但是，在蔣介石統治大陸時代，律師的地位和職務很受到尊重。

草庵：有一個著名例子可以來作對比，那就1936年11月23日蔣介石下令逮捕要求對日抗戰的著名七君子：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等七人。他們要求國民党政府停止一切內戰，釋放政治犯，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一致對外。蔣介石不接這些要求，將七君子押送至蘇州高等法庭，正式提起公訴。七君子聘請21位辯護律師對薄公堂。他們發表《答辯狀》，逐條駁斥《起訴書》中的誣陷，把審判長駁得理屈詞窮，十分狼狽。國民党政府不得不于1937年7月31日將“七君子”交保釋放出獄。“七君子事件”在當時是一件轟動世界的政治事件，蔣介石最終仍以政治手段和法律程序來解決。七君子和21位律師在此事件中沒有受法律制裁和暴力侵害。相反，中共政權對待政治异巳分子、中國民主党、法輪功和地下教會，一律采用關、殺、壓或驅逐出境對待，絲毫不講法律程序和人權，受害者根本沒有申辯的余地。這就明顯的看出國民党政權和共產党政權之不同。由此可見，中共政權對待維權運動和人權律師的殘暴是它的邪惡本性決定的，為了維護中共獨裁專制，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

伍凡：維權運動正在全國各地渤蓬發展，2004年有74,000起，人數約375万人。維權運動渤蓬發展、《九評》廣為傳播、退!党!運動方興未艾、法輪功不屈斗爭、地下教會長期堅持和地下民運野火不斷。所有這些民間反抗的綜合力量必將把中共送入歷史垃圾堆中去，為時不久了。

草庵：今天時間快到了，對維權運動先討論到此。我相信今后還有很多維權運動事件發生，我們再來討論。再見。

伍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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