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劳改营成了“避难所”

我背着行李走进厂部管教科。江科长和丁干事见到我都很惊讶。我把在重庆上不了户口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报告，但我没把被遣返回原籍的情况，以及在农村的见闻告诉他们，我怕他们会拒绝收留我，更怕他们说我攻击党的“三面红旗”，这是一条非常可怕的罪状。

江科长笑着说：“好吧，你先去招待所住下，我们研究了以后再通知你。”

第二天，江科长来招待所对我说：“你过去当过教育科科长，听说你的‘笔杆子’挺不错，因此我们决定安排你到《中川日报》社当个编辑好吗？”

我听后非常高兴，在我走投无路时，劳改营收留了我，成了我的“避难所”。

《中川日报》是全厂范围内发行的一份劳改报纸，直接属厂部管教科领导，该社原有四个人，都是从劳教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加上我共五个人。原来这四个人都是“摘帽右派”，都是搞过宣教工作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担任过领导职务，其中有个名叫邓平（原重庆市总工会秘书长，平反后任渝州大学校长）的人，我早在火烧埂采矿四队时就彼此认识。

我们五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大家既是编辑又是记者，编辑和采访合一，集体选稿排版，由一人刻钢板，大家共同油印分发等。我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我们几个人也比较合得来，因此工作起来很轻松，心情也很舒畅。

我重返劳改营，引起一些人的议论，有人说：“我们都盼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王开泰反而自己跑回来了。”有人说：“王开泰真傻，人家想跑都不敢跑，他自己又送上门来啦。”

对此，我无言以对。不过我的返回，让厂领导加深了对我的好感，他们认为我忠诚可靠，放出笼的鸟儿，自己又飞回来了，这在劳改营是个典型事例，因此我受到了领导多次在一些场合上的表扬，并把我当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坏人”被改造成好人的具体事例，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三、从基建队到采矿队

刚到报社三天，江科长突然通知我调往基建队，我心里有些失落。

在基建队，我见到了心目中的恩人刘丙仁队长。他笑嘻嘻地说：“王开泰啊，我听说江科长把你安排在报社工作，我想，搞‘笔杆子’很危险，稍不注意就要犯错误，你千万不能再出问题了，我这里正需要人，所以把你调来”。我才明白我工作调动的原因，对刘队长的关怀，我很感动，留恋报社的想法顿时消失了。

基建队的工作范围很宽，专门为钢铁厂的建设服务，下面有许多分队，有采矿、烧耐火砖、焦炭、基建、运输、种菜等分队。因为此前我已经解除劳教，成为一名就业职工了，但我们这种职工与社会上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有根本区别，在“阶级斗争”唯成分论的年代，“阶级敌人”的烙印深深的烙在我们这种就业职工们的身上，稍有一点不慎，就会立即招来“阶级报复”的罪名，来个新帐老帐一起算，也就是公安干部所说的“‘帽子’拿在人民（当权者）手里，随时可能给你重新戴上‘劳教分子’的帽子”。说穿了，这是公安部门的一种用分化瓦解“以敌制敌”的极高妙的手段来达到控制与改造敌人的目的。不过虽然如此，“摘帽子”总比“戴帽子”好。

尽管我得到领导好评，刘队长又是我的知遇恩人，但我仍然不得不处处小心，尽管我蒙受了天大的冤枉，但丝毫不敢流露出来，否则就是“阶级敌人想翻案”或者“对党反攻倒算”。我必须装出像真正的改造好了的“坏人”才行。

我的工作是在队长的领导下，带领劳教人员到工地上劳动，自己既参加劳动又对他们进行监督和管理，既给队长当耳目，又像个“工头”。我这个角色真是尴尬极了。队长利用我去控制那些“坏人”，反过来又利用“坏人”来控制我们这些摘帽的“坏人”，因为搞不好劳教分子会抓住你的“小辫子”，要暗地里向队长打你的小报告，他就有“立功赎罪”的表现。此时的我，再也不敢有1957年“反右”以前那样认真而又刚直的个性了，不得不学会在所谓“好人”与“坏人”之间周旋，在人与人的利害关系中圆滑地求生存。我想，我的这种做法上帝也会原谅我，因为我的本性被暴力扭曲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