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4月12日讯】（新纪元周刊记者吴雪儿综合报导）最近香港终审法院在审理一宗追讨案，案中牵涉海外一家对冲基金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追讨诉讼，或可能触发第四次人大释法。
报导指海外对冲基金FG Hemisphere Associate（FG）根据一项国际商会仲裁下的案件，入禀香港特区法院，要求中国中铁将本来付予刚果逾2亿美元的采矿入场费用作抵债。
中共外交部三度去信香港律政司，第三封信措词强硬，警告香港特区若在外交豁免权上的安排与北京当局立场不一致，将对“国家”利益造成深远影响和严重损害。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无论以任何理由，北京当局直接干预法庭是很坏的做法。
上诉庭去年裁定，香港跟从1997年前的普通法制度，在外交豁免权上采“有限度外交豁免”，判刚果须偿还FG约8亿港元欠债。刚果不服上诉，指香港有责任跟从中央政府的“绝对外交豁免权”，令该国毋须偿债。
香港法庭是否跟随北京脚步
案件争拗在于香港法庭是否跟随北京当局采用“绝对外交豁免权”（Sovereign Immunity），还是按1997年前的普通法制度，在外交豁免权上采“有限度外交豁免”（Restricted Immunity）。“有限度外交豁免”是指当国家参与一些商贸行为时，法庭视国家为类似私人公司，不获豁免责任的特权。这是香港沿用普通法追随英国法律的原则。
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专员在高院原讼庭及上诉庭审决案件前，曾两度发信重申北京当局立场，采用“绝对外交豁免权”。
外交部再于去年8月发出第三封信，内容更为详细而且措辞强烈。信中警告说，若香港一意孤行采纳“有限度外交豁免权”，将会构成五大影响，包括不符香港特区地位、国家外交立场受质疑、受影响国家向中央交涉损友好关系、中国海外财产安全受威胁、妨碍发展中穷国减债等。
信中又提到香港一直沿用英国的“有限度外交豁免权”，在回归后已不适用，因为回归后香港的外交事务须交由中央政府决定。
代表律政司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在终审庭上读出外交部第三封信，并指出，律政司关注香港利益及法治制度，现时《基本法》第十三条已清楚将权力作宪制分配，主权国豁免权为外交事务。若终审法院有疑问，可依《基本法》一百五十八条提请人大释法：询外交豁免权是否《基本法》十三条内所指的外交事务之一；条文内“中央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意思是否指中央政府有权决定；香港法院是否有责任跟从中央政府指示；以及九七前沿用制度是否已失效等。
前商业法律讲师黄觉岸曾在《大.纪.元;》撰文〈外交部粗暴干预香港终审法院〉写道，案件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外交部在案件于原讼庭及上诉庭审理之时，已经两次去信法庭，其观点其实在前两信已经解说清楚。第三封信，除了将压力升级以外，没有更好的理由：“大律师余若海在庭上读出（外交部第三封信），说是以此为依据。那我们是否可以写信给香港政府，请它在法庭上读出，来抗议这件事呢？”
把国内一套搬到香港
黄觉岸认为，外交部的做法是对法庭运作的干预，而且明显升级，亦明显在干预特区法院的运作。而提请人大常委，变相要求香港法院放弃自己的终审权力。他说：“事件是严重的，是把国内一套搬到香港，你有什么观点，在初审的时候已经说完了，大家都可以上诉，到了终审还要施加压力，就是干预着香港最终的司法。”
黄觉岸指出，外交部在信中提出的五点理由，全部都是政治理由：“很明显是政治在干预着司法，影响国家和别国的关系，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说，法庭不应该考虑政治因素，而是应该依法律去考虑整件事情的对与错：“如果是外交问题，你（北京当局）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去处理，如援助。而现在是一个司法问题，如果是司法问题，全世界的处理都会类同。说明香港是一国两制，香港的法律与国内是不同的，法律是讲地域的，在美国，不同的州都有不同的法区（Law District）不同的决定是正常的，不可以说因此就要跟国家的统一立场，否则就是破坏一国两制。”
被问及有关诉讼时，以及可能引起第四次人大释法时，大律师、立法会议员余若薇说，诉讼还在进行中，不便过多评论，但她认为，无论以任何理由，北京当局直接干预法庭是很坏的做法。◇
本文转自218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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