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5月10日讯】题记：
谨以此文献给二零一一年的母亲节中的中国大陆成千上万被迫害的法轮功女学员和她们的亲友和善良的世人

黎杏珍，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广东中山人，那年（二零零三年）七十二岁，被劳教，在广东佛山市三水区一区大塱涡的广东省妇女劳教所的二大队，当时我也还依然身陷囹圄。十一年过去，她应该八十三岁了。

出到海外后，我时不时的记得一些名字，这个名字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跟她近距离接触过，零三年我就知道她大概已经七十二岁了，我为这个岁数的女性还在被劳教感到震惊，因而她的名字也就记得特别清楚。小时候，她或者是父母珍爱的女孩，长大之后，成为人妻人母，终于，在她已经年过七旬的时候，她被送进劳教所。我不知她犯了哪一条，但决对知道她没偷没抢，而且那时，劳教所自己在盛传要可能将会不存在劳教这一机构，而称之为某某思想教育学校还是什么学校云云，并公开介绍了一些关于职业学校培训的电脑等课程的设置，但那个是试点呢还是以后就消失匿迹了呢，这些年来，没有再有过这方面的消息。广东省，算是先进些的，有咸鱼吃，有炒蛋吃，还有小卖部在食堂的一角，加菜，生活日杂用品，不管你道德理想还是被当局镇压，人总要活。做奴工，后来似乎有些微薄的收入，和那些分数的计算，外面的厂商找到了劳教所的廉价劳动力，劳教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渡过了风起云涌的日子，享尽了不受《监狱法》限制的“风光”（何况，实际上，监狱也是“专制的国家暴力机器”呢）在经济实际上国民被看出来是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的年代，进劳教所当一名小警察，还是稳定的司法厅下属的国家公务员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少中国人的血和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梦，不论被劳教的“内部矛盾”的“思想改造对像”还是警察，电棍、拳脚，虐待和缘分，友谊，冤怨，无奈，人性，陆离的交织在一起，谁会有真爱，谁能有真心的朋友，在那来如水去如风的人事往来，鸿爪雪泥的纵横中，整个中华大地，上演了多少辛酸的离合，人间的惨苦与或传奇或波谲命运的史海钩沉，只怕是数不清。

黎杏珍，七十二岁（二零零三年），这个年龄的名字会被历史定格。她是广东中山人。

这不是一个该被劳教的年龄，零七年底，经济学家茅于轼，维权律师李方平，学者胡星斗等六十九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零八年三月，中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正式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马认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违反《宪法》、《立法法》的规定，也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废除。

在劳教没有被废除的、民意怨声载道的今天，七十二岁比女性退休年龄（目前中国大陆法定退休年龄是五十/五十五岁）多出了十七至二十二岁，在中国大陆，关于退休权的规定，是指公民享有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回家休养而其所属单位或者国家不停发工资的权利。在国际社会的理解，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以六十五岁为长者和非长者的界线，联合国则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一般较短，认为年满六十岁人士大致可归类为年长人口。如果是这样，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二零零三年的时候，黎杏珍老人的岁数超过了长者定义的六十岁的十二个年头。

老有所养，黎杏珍老人被劳教，就只有受奴役的份儿，哪个警察指使普教怎生“管理”她，哪个警察亲自上阵怎样怎样为了国家（其实是一小撮政治流氓集团的，是利益阶层的）的利益而“招呼”她，譬如因为她炼法轮功就要被强制转化，写共产党要的一套邪恶的转化材料，七十多岁的老人，即使会武术，法轮功教人“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除了当羔羊以后，人们想不出黎杏珍老人还能怎样。是熊熊烈火般的与她的儿孙辈的人周旋么，还是在被熬鹰几天几夜的剥夺睡眠中，在那一分一秒的煎熬中忍受人类的极限孤独与人性全无的邪恶迫害下，怎样活，怎样生，怎样死，怎样一个“不”与“是”，怎样的撕心裂肺的深沉的苦楚，举世无人知。

实在是艰难至极的抉择。

不幸的是，她或者熬不过炼狱，或者根本就被威逼恐吓就搞定了关于思想信仰的与党国不一致之处，然而，就我而言，我，深知她的内心深处的慈祥，柔和与光明，因为，我是一个人证。我看见她一个人提着红色(记忆中是那个颜色吧)的水桶，里面装着半桶以上的水，从厕所出来，我为了她的年龄而震惊，而默默在自己所能及的范围内关注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也不是英雄，俗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黎杏珍比我来的晚，那时，我的处境已经是说是“老”人了，从零零年二十六、七岁被抓，一直到零四年出来，五个年头基本在三水荷花国际世界（这个荷花国际世界，我是说这个“旅游点”好像有时夏天的午后能听到人学驴叫还是怎样）的旁边的二大队渡过（除了零二年被“外派”到广州槎头女子劳教所和广州海珠区何贵荣夫人福利院九层的海珠区洗脑班两地一段时期），由于海外营救的压力，劳教所大概为了“缓解”与我的关系，经验丰富的副所长来找我，要求我给她们在二大队办扫盲班，就是帮她们教几个学生识字，石破天惊，从来过去以来，一直抗争的我主动要做班长甚至，她们都根本不会考虑，因为不是我被边缘化的问题，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在“国家的规定”里，可是我当时不这么看，像我们这样的人，做什么一定会是好样的，如果我来主持这个班政，我决对不会给任何法轮功学员过不去，而警察如果开会，关于对法轮功的转化洗脑迫害，怎么可能对一个被转化的对像堂堂皇皇宣之出口呢，我当年的要求，也太出乎劳教所的意料了。这次，大概是看到我上次被她们打趴下过，她们自己找台阶说就算“我”转化了，当时给我转达这个意思的女警说的时候语速很快，我知道她自己也不好意思，因为这就像你给别人戴了个“桂冠”一样而你自己是知道别人不要这个“桂冠”的。我现在只能说出的是：即使在劳教所里面，她们再怎样的迫害我们，一群法轮功修炼者，我们永不会恨她们，即便我们死了、残了、疯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忍与宽容洪大的爱，是古今仅有的，劳教所有良知的警察和普教都会感受到的。也正因为此，零三年也就是萨斯闹的最凶的那一年，一个队长跟我不“示弱”的说过：我们没有一个人要求调离这个大队的。意思是她们坚定的工作和对我们“爱”着，可是，头一转我就听负责监控我们的其中一个戒毒的孩子说：我听说她们个个都受不了，都要求调走。一名女警，她也是新来的小警察，我好像当时几个星期没见她了，见到她，向她问候，因为之前她穿皮鞋的脚踏着路边的台阶，蹭着一点台阶上绿草地的边儿，说过，炼法轮功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好人，那意思其实也就差不多都是了。结果她低着头，在黄昏的队伍中，似乎羞于跟我们打招呼，于是，我心里明白了她被借调在外面做什么，她，一定是做的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广东的警察不像内地的，要那么讲政治，即便邓小平在深圳留下了一个画像也罢，即便那些愤青在九九年的轰炸使馆事件（记不大清了？）中去砸深圳的麦当劳也罢，劳教所的警察也说的很清楚，赚钱，生活，实实在在的，广州的警察说：你们吃了这么多的苦，还这样坚持，真是让人敬佩。不只一个警察跟我说：上面如果让放人，马上就放，警察也嫌关人关的不耐烦了。甚至司法厅的一些干部下来调查，私下里问我，这个事（这场迫害）什么时候结束？据这些明白人讲，出国考察，美国这些国家都是信神的。

黎杏珍，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跟她，我的身后，站着两个以上的包夹，有位包夹被我气得鼻子都快歪了，因为我在说：什么是人，顶天立地，头顶苍天，脚踏大地，这就是最形象的了，做人就要这样做。她当然听的出我在讲什么。要知道，在劳教所，你的双盘一定被蠢材们认为是在炼功，你闭眼，单盘，散盘，都会被邪恶之徒疯狂的阻止，你和功友（同修）之间的微笑和任何一个眼神，都是不自由的。这个操场上，有那么一块双方妥协（只能这样用词了）出来的天地，我用这个短暂的时间，看到了整体法轮功学员短暂的在劳教所的“合法”相聚，看到了劳教所对海外营救压力的反应，看到了人类将永不忘怀的耻辱与纪念。

黎杏珍，这位当年七十二岁的老人，是扫盲班的学生，我在那里因为怕我“闹”给我安了一个“发挥自己特长”的扫盲班教学老师的位置，而我，两三年了，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都用尽了，还有什么呢，无非一死。刚开始时处久了的警察都会欣然来看看我和这个场景，我们都被看的很紧，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极为难得有真心的会然一笑，然而，在劳教所的文艺晚会上，有法轮功学员用电子琴演奏的时候，弹出的是正见天音网上法轮功学员作的曲子，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我不知自己做的究竟算怎样，黎杏珍的岁数大了，还要写作业（我幻想这能给她短暂的和平，减少轻微的痛苦，或许，在劳教所的角度，是她们对劳教人员的一种好处，一种管理手段从而为其宣扬，但不管怎样，双方各自想法是天壤之别），还要在劳教所过日子，这日子，是按分秒来计算的，因为，对我而言，尤其到了后期，实在是度秒如年的邪恶环境（连上厕所都是四个人一起去，这不是当局有神经么？），迫害没有结束，抗争没有尽头，而法轮功学员的心，不管当局把我们捧到天上，还是踩到地下，佛法修炼与世无争，不会服从强权，我们的心，决意要留取丹心照汗青的。

我，不大能那么记得当时那短暂的阶段，黎杏珍老人的所有我所知道的故事了，然而，她因为法轮功被迫害而不开心的心灵深处，紧绷的神经，平和的举止，从容的劳作，一位善良老人你所能想的起来的所有宠辱不惊的一切，我记得那神采，那音容，何能相忘？因为她是我的“学生”，我得以在几千法轮功学员出出进进的、自身又被严密监控的劳教所里，记下了这个名字。

离开劳教所的时候，我的身边依然是我的包夹，她们此时此刻为我真心的高兴，黎杏珍，按所谓的推理来讲，她也似乎应该离去了好些年了。屋外靠近车库的草地上的一株树，淡黄轻白相间的金银花不知怎的夹杂在树中（杂花生树），淡黄轻白相间的金银花在夏日的风中送来的馥郁香味使我的怀念成为一片又一片的白云的影子，世事苍狗，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抑或是壮年人或孩子，这个关于人类正义之声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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