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19日讯】香港《文汇报》前社长李子诵五月十一日于香港东华三院冯尧敬医院去世，走完百年人生。一九八九年北京学运期间，李子诵和报社同仁决定《文汇报》社论“开天窗”，只刊出“痛心疾首”四个大字（见图），以抗议中共当局宣布戒严。该社论随即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时任该报驻北京记者刘锐绍赞扬李子诵“择善固执”，敬佩其知识份子的风骨。

李子诵十六岁时父亲离世，他小学未毕业就加入广州新闻界，投身报界约六十年。李子诵先后在《大公报》闽南语版、韶关《建国日报》、广州《建国日报》、香港《华侨日报》及广州《联合报》任职。一九五一年起，李子诵于《文汇报》任社长长达三十八年。

李子诵最为人熟悉的，是他在八九年北京学运期间刊出“痛心疾首”的四字社论。跟随李子诵四十年的刘锐绍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依然对李子诵的文人风骨和勇气感到敬佩。“六四”事件爆发前夕，中共在北京实施戒严，那时刘锐绍正好在北京。“在社论刊登之前，李社长请同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报社要刊登这个社论，还叫我要小心。”刘锐绍回到香港以后，李子诵对他说，就整个局势而言，官方的处理方法只会让局势变得更紧张。李子诵和同事认为报社应该有一点表示，既表示对当时局势的担忧，也要对当局的戒严表示出愤慨和反对。李子诵和报社领导层一起讨论，提出两个刊登社论的方案，一个是“痛心疾首”，一个是“夫复何言”。

《文汇报》有报导纪律，刊发前得送交新华社请示。当时新华社的副社长张浚生主管宣传，他那时也为时局所动，真情流露。刘锐绍后来听李子诵和报社一些前辈说，张浚生觉得“夫复何言”可以表达大家的无奈感，但不如“痛心疾首”那样悲壮感慨。张最后敲定用“痛心疾首”，但后来否认这一事实，并指出报社送交两个方案时，他是坚决反对的。“痛心疾首”的社论刊登后引起轰动，有助当日动员上百万香港人上街游行，促使《文汇报》成为当时颇具号召力的左派报纸。这一事件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一页。

但“六四”后李子诵被停职，他离开工作了三十八年的《文汇报》，当时和他一起离开的同事有四十人。之后他与《文汇报》前副总程翔创办《当代》杂志。

当年社论“开天窗”的具体内情又被外界关注。《文汇报》前副总编辑曾敏之表示当年天窗社论“痛心疾首”的主意是他提出的，为此程翔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驳斥曾敏之，为李子诵辩解。当年的很多参与者现已不愿再提此事，刘锐绍说：“我们很难去具体了解当时的每一个环节，但当时决定要开天窗，李社长和总编辑金尧如是主要推动人，当然也包括曾敏之。但关键是当时李社长知道，刊登这个社论后，一定会引起官方的反弹，也会有很大压力。后来他和金尧如商量后决定由他们二人全力承担这个责任，以及事后带来的压力和风险。他的善意是保护其他领导人员，从而保存他们继续留在香港的机会。”

刘锐绍于一九七二年进入《文汇报》，跟随李子诵至今已四十年。他感言李子诵的言传身教给他很大启示。刘锐绍说李子诵长期以来坚持独立思考，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报格。一九七三年 “批林批孔”时，有人说要与中央一致，请李子诵改名字，因李的名字好似要向孔夫子学习。但李子诵却教导晚辈要分清楚孔子学说的好与坏，不要盲从。改革开放以前，《文汇报》的采访都是从基层生活开始，改革开放后，李子诵和金尧如在《文汇报》搞经营改革，开设驻英美等国办事处。“六四”之后，李子诵依然敢于表达意见。李子诵有一句话说：“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有善必扬、有恶不隐”，他向来好言相劝，理性争取。刘锐绍评价：“李社长起到的是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对整个中国的融合发展是很有用的。不一定什么事都要通过暴力手段达成，大家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中联办每年向他拜年

据刘锐绍透露，李子诵虽已离开《文汇报》，但中联办每年都会派人员给他拜年。而李子诵晚年仍坚持平反“六四”，程翔日前接受香港《明报》访问时说，九十年代北京曾派人求见李子诵，但遭到李拒绝。李子诵半年前住进医院，入院前他仍坚持剪报，恪尽职守，不改报人本色。

——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