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3月27日讯】上访和抗议这两件事，在二十年前觉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在中国，我一直觉得那个上访就是糊弄老百姓的东西，谁要真的去上访那是自己花钱找罪受。至于游行抗议，也只是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时，在新闻里看到，有时会听到感叹说，人家还能游行！语气充满了羡慕。游行抗议，我也很久以来以为，那是民主国家的国民的“特权”，我这样在专制国度的人是无福享受的。不过生活的轨道的改变却让我和上访与游行有了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2006年11月下旬，中共的警察在我的家中翻出了“禁书”，我被关在北京清河看守所四个多月。在那里我见到了两个上访的中国人。一位是野靖环，另一位是失去儿子的母亲。野女士被关进清河看守所5号“筒房”，我也在那里。我记得野女士是一天晚上被关进来的。她站在那里，我一眼看去觉得她很特别，看上去很平静的知识女性。

野女士简单的和我说了她遇到的事，当年的“新国大”诈骗案。我当时就很佩服她，能为一个案子坚持这些年奔走的精神。我出狱后按野女士所说在网上查了查她为之上访的金融案子。到美国后，看到她写的书《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中看到她为法轮功学员梁波说话，和梁波的先生一起去为梁波在狱中遭受的非人待遇去北京监狱管理局反映问题。野靖环女士在自己遭受了那么多不平的待遇之后，还能为处境比她更恶劣的法轮功学员说话，这种韧性和勇气在中国实属罕见。野女士给我留了她家里的电话，我也在网上找到了野靖环的手机号码，但是电话总是打不通。

我在看守所见过的第二位上访人是一个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到北京上访，北京的警察把她这个老上访户抓起来扔进了看守所。我的眼镜在看守所被没收，看东西都是一片模糊，只觉得老太太满面尘灰烟火色，衣服穿的一层又一层像塔似的。号里的头儿当笑话似的讲，说老太太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看起来很有经验。这样的经验委实不是什么好事儿，不知道经历过怎样的折磨才能积累起这些“经验”。老太太大清早进了房间就哭得惊天动地，说她的唯一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怎样找到了一个好工作，另一个年轻人要顶替他的工作，她儿子不肯，那个年轻人就杀了她儿子，对方要给钱私了，他们夫妻俩不同意。杀人者的舅舅是一个什么头儿，老太太告不下来，就上访。结果他们当地的警察和北京的警察打了招呼，每次上访都被截回去。可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就是要上访，给多少钱都不要。老太太正边说边哭的当儿，一个警察给她送来一碗糖水鸡蛋，这碗糖水鸡蛋在“号”里引起一阵轰动——窦娥冤也未必能让打人比喝水都容易的警察动一动恻隐之心。

过了几天警察叫老太太出去，在看守所这可是谁都盼望的时刻。结果老太太却死活不肯离开。警察叫来几个人把老太太“抬”了出去。从我们号里出去帮助抬人的人回来说，终于知道老太太为什么不出去了。说老太太一看从他们家来的警察，吓得脸都变色了，一声儿都不敢出。说那××省的警察才不管你多大岁数，抬起老太太就往车上扔，就跟扔个麻袋似的，“咚”的一声，也不知道脑袋撞哪儿了。老太太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相比较中国人的上访，我到美国后发现，美国人动不动就上街游行示威抗议。上访和游行这两个词就很有些意思。上访，已经把你定位在“下”的位置上了。是下人的下吗？法律已经把你规到下等人之列了。美国人游行示威抗议，无论是游行，示威还是抗议，体现的是一种平等，而不是低三下四的乞求。

在美国第一次看到游行抗议的队伍，看到一个场景从电视到现实的转换，心中实在有点惊奇。路边的行人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游行的队伍旁也有警察跟着，也没见他们做什么。早到美国的人和我解释说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可能出现的暴力行为。

关于美国的游行，我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讲，反正是美国人动不动就去游行，抗议，示威。去抗议一下谁建高楼，反对奥巴马，抗议一下富国银行，抗议的事情实在太多。

位于旧金山的加大伯克利分校，以自由着称。如果学校里哪个星期没有抗议活动是不正常现象，有不同的声音才属正常。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加大戴维斯分校的学生也在校园里抗议，有两个警察向和平抗议的学生喷辣椒水。这两个警察（而不是学生）真是找死啊，这两个警察和学校的警察局长被迅速停职。加大戴维斯分校校长琳达•卡提尔因为未能保护学生成为众矢之的。她两次向学生道歉，希望取得学生们的信任，但学生们坚持要她辞职。要是在中国，道什么歉，辟一下谣就没事了。

今日又看到安徽怀远十几个高中生在校园内低眉耷眼的下跪为同学求情，感到很稀奇。前两年加州因为要减税从而消减教育经费，结果小学生都跟着老师上街，气昂昂的举着牌子去抗议政府。我实是因为到美国后思维方式不知不觉的发生着改变，所以看到中学生下跪有点惊奇，其实有什么稀奇的，教授都要下跪，何况中学生？

最近有一段时间没看到游行抗议的队伍了，心中又有点惊奇，是我最近出行少了呢还是出行的路线上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