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12月15日讯】

1943年对毛泽东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高兴的一年，因为他经过多年的运筹、奋斗，在这一年办成了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为他在1949年“打进北京，终于进了紫禁城”，当上了不穿龙袍的“红色皇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件大事是，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赋予毛泽东享有“最后决定权”（据说刘少奇在此事上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个“最后决定权”实乃大权独揽，最后升级到“一个人说了算”，一直延续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持续了33年。

第二件大事是1943年7月8日，第一次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

关于这件大事，朱鸿召在《延安文人》一书中有所记述。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9月第1版1刷。

该书写道，1943年7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该文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两天以后，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王稼祥此文是毛泽东动员并经毛泽东审阅批转给《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的（见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一书，第120～12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公开、正式推出“毛泽东思想”这件大事上是多么的颇费心机。

第三件大事是，1943年12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吴满有、赵占魁等45人的《延属分区劳动英雄向毛主席献词》，其中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这可能是这个口号第一次出现在中共报纸上。

当然，这个口号早在1939年就在延安喊出来了，只是没有见诸文字、登在报纸上。事情是这样的：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女大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据笔者所见的资料，这是中共历史上，特别是 1938年底六届六中全会后，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彭真在“文革”初期被批斗时，曾大喊：“我是拥护毛主席的，在延安是我最早喊毛主席万岁的”。至于彭真在延安是何年何月何日第一次喊“万岁”的，他本人并未说明，也未见原始材料。如果彭真所言是真实的，应该是在1939年7月20日之前。（见李继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自1943年12月2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第一次出现在《解放日报》，这个口号又传到了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当时在该报做编辑工作的青年李普对此事印象深刻，50年后的1994年12月14日在北京写下《告别“万岁”》一文，文中说：“‘毛主席万岁’这个词是从延安传来的，后来也在《新华日报》上出现了。有一天，我的一个亲戚，当时是个初中生，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气问我：‘怎么喊万岁呢？难道是皇帝吗？’我回答说：‘当然不是。这不过是人民群众表示敬爱，表示爱戴罢了。’”如今看来，70多年前，李普的这个上初中的亲戚，还真是具有独立思考与质疑精神；而当时延安的民众与知识分子经过“延安整风”已丧失了这些精神。

“最后决定权”、“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1943年毛泽东完成的这三件大事，让毛泽东在中共成了权势如日中天的最高领导人，此后中共的重大决策、关键举措，都要听命于毛泽东一个人指示。

当然，这三件大事的出现，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在毛泽东“洛川会议”制定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方针的指引下，中共的军队以及统治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中共军队已经从刚到延安时的1万多人，发展壮大为120多万，还有200多万民兵，统治区的人口1亿多，足以和国民党相抗衡，这也是重庆谈判的背景。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取得胜利，但是日寇在东亚仍然猖狂破坏，拒绝投降。

1945年8月6日、8月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先后投下杀伤力巨大的原子弹。

8月10日凌晨2时，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皇宫地下室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中午，日本委托瑞士照会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文件，铃木内阁总辞。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向全日本和全世界发布“终战诏书”。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先后公开致电毛泽东，邀请毛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各界人士也纷纷投书致电，力促此事成功。

斯大林在获悉蒋介石电文后，经过反复权衡，作出了毛泽东必须前往重庆的决定。斯大林致电毛泽东，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最后要求毛泽东“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正是在上述形式下，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坐重庆来接的专机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到机场欢迎的有政府高官与各界人士，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感谢。”

毛泽东的这个书面谈话，写得实在太好了，受到各界人士称赞。然而，这根本不是他的真心实意。早在8月10日夜至11日下午的18个小时内，毛泽东连发7道命令“立即发动20万大军以夺取中原”。赴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特别叮嘱刘伯承、邓小平：“我去谈判，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你们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回来的越快。”就在重庆谈判期间，共军发动了“上党战役”，悍然向上党地区的国军发动猛烈进攻。对此问题，李明先生在《1945“重庆谈判”中共发起内战始末》一文中已有详述，兹不多赘。

从8月28日飞抵重庆，到10月11日飞离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在重庆停留了一个半月，这40多天中，蒋、毛二人九度会晤，其中三度为两人单独晤谈，无第三人在场。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对重庆会谈有所记载，颇有历史价值，本文后面将谈及这个话题。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外媒体迅速加以报导。

10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高度正面评价了重庆谈判：“八月底起，在重庆举行了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之间的会谈，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昨天发表的《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给了公众一个不负人民期望的回答。《会谈纪要》证明了商谈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获得了重要成果。这次会谈乃是如何用协商的方法，解决中国和平、民主、进步、发展所提出的迫切问题，解决国内政治生活中最复杂和最困难问题的范例。会谈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

特别值得提一提的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在公开场合几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对此，笔者曾在报刊书籍中多次看到。比如北京华文出版社于2010年10月出版了陶涵【美】写的《蒋经国传》，该书第112页就写道：

“蒋经国也列席国共重庆谈判会谈，与毛泽东也有了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握手。国共双方努力摆出真心要达成避免内战的协议的模样，气氛可谓正面、积极。毛泽东在好几个接待会中，还率领与会人士高呼‘蒋主席万岁’的口号。然而华北地区国共部队仍然在不断发生军事冲突。”

还有，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在1949年后对正在读小学的儿子说：“蒋介石反共，但他是抗日的，还是领导抗日的领袖。”

儿子说：“书上和老师都说，蒋介石是假抗战，领导抗日的，是毛主席。”

章伯钧哈哈大笑，说：“课本上写错了，老师也讲错了，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的。那时没有毛主席，只有蒋委员长。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高喊蒋委员长万岁呢。这不是造谣，我在场。”（见华瀛《你不知道的汪精卫》，2010年写于北京守愚斋，载《文学城》海外博客）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公开高呼“蒋万岁”，这只是他的一种权宜之计、政治策略，或曰是一场“政治魔术”。就在毛喊了“蒋万岁”之后，有人私下里问毛：“你对蒋介石究竟是怎样看？”毛说：“他不过只是一个草头将军。”那人又问：“那么，怎么看你的毛姓呢？”

毛泽东立即回答：“我这个毛，可不是羽毛之毛，也不是毛毛细雨之毛，而是反手之毛，这个手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意）

毛泽东的“反手”之功，果然有巨大威力，重庆谈判之后不久，他就施展“反手”之功，否决了停战、和平、民主、进步的庄严承诺，挑动了内战，“反手之毛”打败了“草头将军”。

上述史实是毛泽东针对其党外的对手蒋介石的；其实，毛泽东对其党内的同志也是同样手法。很典型的一个例证是毛泽东与张闻天的交往历程。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共总书记，而毛泽东只是进了政治局。初到延安那几年，张闻天是毛泽东的上级，但毛泽东内心是瞧不起张闻天的领导能力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却当着许多中共高干的面，称张闻天“开明君主”，称张闻天夫人刘英为“开明娘娘”，而且不止一次这么称呼。毛对张这一称呼，有很深的用意：一是当上了总书记就是君主，就成了皇帝一样的人物；二是你张闻天是开明君主，既然“开明”，你应该知道我毛泽东比你张闻天的能力大得多，那你就慢慢地把这个“君主”的位置“开明”地让给我毛泽东吧！

毛泽东果然实现了他的愿望，最终取代了张闻天，成了中共最高领导人。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重用张闻天，职务被贬得很低，而且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因张闻天作了同意彭德怀观点的讲话，而把张闻天打成了莫须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文革中又遭批斗，赶出北京到广东肇庆监管。文革后期，张闻天病重，想回北京居住、治疗，1974年10月18日写给毛泽东一封信，提出了这个请求。该信请王震转交。

这时毛泽东正居住在长沙，眼疾甚剧，信是由秘书读给他听的。毛泽东授意秘书签批了指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另换一地方居住。”毛的这批示等于是否定了张闻天回北京的请求。

1975年8月，无可奈何的张闻天迁居无锡。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于1976年7月1日晚在无锡病逝。其夫人刘英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上述史实，读后让人无限感慨：当年多次称呼张闻天为“开明君主”的毛泽东，自己当上了“君主”，为什么对原先的“开明君主”一点儿也不开明呢？由此可见毛泽东此人的心胸与品德！（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方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