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儒家、释家和道家。这三家的鼻祖：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久的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拜。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天意的安排，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处于同一时代。老子的出生年月不详。公元前566年4月8日，释迦牟尼出生在今天的尼泊尔。又过了十五年，即公元前551年8月27日，孔子出生在山东曲埠。中华文明也因了这三位圣人而熠熠生辉。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鲁国。他名丘，字仲尼，姓孔氏。孔子家里很穷，社会地位也很低，他长大后做过小吏。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奔走游说。但是他的主张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六十三岁时，孔子回到了鲁国。鲁国最终也没有重用孔子，孔子也不再要求出来做官了。

此后，孔子潜心于授徒讲学，编撰典籍，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这迟暮的九年中最终形成了。最为著名的是：孔子完成了被称为“六艺”的《诗》、《书》、《乐》、《礼》、《易》、《春秋》的编修。除《乐》后来遗失外，其它经书一直是后世王朝学校里的基本教材。

孔子还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包括鲁国十二个国君。以鲁国为中心记述，尊奉周王室为正统，以殷商的事迹为借鉴，推而上承夏、商、周的传统，文辞简约而旨意广博。

吴、楚之国自称为王的在《春秋》中仍贬称为子爵；晋文公与诸侯会盟，实际上是召周襄王入会，而《春秋》中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依此类推。《春秋》就是用这一原则，来褒贬当时的各种事件，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

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私人授徒讲学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学在官府，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把教育对象扩大到了平民，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古代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就学的弟子大约在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礼、乐、射、御、数、术这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至于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死后葬在鲁城北面的泗水岸边，他的弟子和鲁国其他人，相继前往墓旁居住的有一百多家，因而就把这里命名为“孔里”。鲁国世世代代相传，每年都定时到孔子墓前祭拜，而儒生们也在这时来到这里讲习礼仪，举行饮酒礼，以及比射等仪式。

孔子的墓地有一顷大，孔子故居的堂屋以及弟子们所居住的内室，后来就改成庙，收藏孔子生前穿过的衣服、戴过的帽子，使用过的琴、车子、书籍等，直到汉代，二百多年间没有废弃过。

后来，孔子的弟子们根据孔子的言行编成了《论语》，它成为今天我们认识孔子最直接可靠的资料。孔子创造了以“仁”、“礼”、“中庸”、“教”与“学”为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期望规范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的行为。

他告诉了人们什么是中庸，什么是仁、义、礼、智、信等，对中国，乃至东南亚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孔子明确提出，“仁”即“爱人”（《颜渊》），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种思想贯穿了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孔子更具体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这五种品德，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关心和体谅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学生要在这四个方面学习：学问、言行、忠恕和信义。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地。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其所谓“德”，就是“仁”的精神体现。

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种“大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礼记．礼运》）这是初步贯彻“仁”的精神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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