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7月24日讯】抨击丑恶的旧时代用得最好的一句话是：“万恶的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白毛女》这个经典的故事讲的是，旧社会把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害成满头白发的“鬼”，新社会的到来，这个女人的一头白发又变回黑发，由“鬼”变成了人。这是在强调社会制度对人的巨大影响。确实如此，对于一个社会中的人，社会对其影响应该是第一位，而决定社会优劣的因素就是制度。好的制度自然有好的社会。日本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制度的改变；第二是人心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

我完全赞成把制度放在第一位。之前的人类以规劝众人从善的宗教来抑恶扬善，现代社会更多是通过好的制度抑制和打击丑恶，同时鼓励真善美。而现代文明成长的土壤是“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普世价值观。社会制度的形成自然以此为精髓。不以这样的价值观为核心而制定的制度，难以抑恶扬善，充其量是管住人的加锁，跟封建社会制度有更近的亲缘，相反会抑善扬恶。在这样的制度下，高压是它的特点，维稳是它用在明处的别名。高压下的社会自然可以太平，因为一切有可能影响稳定的事都被不允许，就算以爱国的目的走上街头呼吁钓鱼岛和南海的主权，也会被禁止。“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人家作为文明的标竿，反倒成了敏感的东西；网络上到处是“ZF”、“共档”这类被敏感而扭曲的表述；“被吃茶”、“被滋事”的事，传说得令人恐惧。在民主制度的国家，会有这么多敏感事吗？我看脱下鞋子砸向在台上演讲的总统，也只是被驱离现场；美女主播猛批奥巴马反恐不力反倒一炮走红。看到这样的事，再想想毕老爷，不可悲吗？在中国，屁民真的连村委会主任都不敢得罪！

非普世价值观下形成的制度为什么不能抑恶扬善呢？因为缺乏“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灵魂的制度，有法律法规也是缺乏法治的信仰，人们常常表现出更相信权力，而不是相信法律。很多时候权力确实毫无顾虑地欺压自由、人权，无视民主。设黑监狱的截访，不惜要人性命的强拆强征，草菅人命的刑讯逼供，只能在条例上看到“自由”，任性的权力完全无视你的基本人权，人身自由权和私人财产权，这两个最神圣的权力也会被轻易剥夺。遇上这类任性的权力，只能以暴制暴，以恶制恶。所以，抗议强拆强征的人，不是选择自焚，就是让对方毁灭；长期上访者可以不要做人的尊严，越来越极端，就算没有挥舞拳头的暴力，以是脱光身体的软暴力。老上访户神经质的模样，不就是实现版的白毛女吗？当然，这类任性的权力并非普遍，但也不是不多，而且不是说一颗老鼠搅坏一锅汤吗？却无人说一锅臭汤被一颗好味精改变了。这说明坏人坏事不需要多，以权作恶的更不需要多，照样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出现那个踩着女人头发显示威武的恶警，人民警察需要树立多少光辉的形象，才能挽回这样坏的影响？

在文明制度中“民主”处于核心的位置，缺乏这个核心的制度是难以扬善的？民主国家的百姓有更多的可能参与国事，甚至是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些国家的民众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忧国忧民之心和国家的自豪感，也相对强烈得多。而我们的百姓远离国事，人家只要求你老实当好顺民，任何时候、任何事都不需要你为国家伤一个脑细胞，国家决定的事，制定的政策法规，你只有遵守的份，没有提出建议的权力，一切由国家管理者代劳，就算哪天美日联合起在钓鱼岛搞一个度假酒店，也不需要中国百姓到街上表示愤怒，义愤填膺的人只能在屋里砸自己家的电视机。在这种不需要众人表示民主的国家，无视问题的盲目赞美者成了正能量，正义的批评却成为负能量。所以，中国人的国家自豪感，只会变成对领袖的崇拜，会把凡人当成伟大的红太阳，这就是他们最高形式的爱国——现在人们在反腐的欢呼中已经有了个人崇拜的味道，这不是好事。中日两国政府关系冰冻，日本人到中国旅游的人大幅减少，而中国人到日本游玩的正好相反——昨天还大骂日本无耻，今天便跑到日本去抢购，去欣赏樱花，这就是中国人短暂的爱国激情。

在非民主国家的人谈不上爱国，百姓心中不必有国事，也不会有国事，心中只有家事，对社会自然是冷漠的。所以，中国的富人缺乏回报社会的慈善之心，有一个可以“称赞”的陈光标，捐钱的样子也是那么丑陋！普通人的捐款，需要单位领导和红头文件的号召。这完全能说明中国人如何缺乏社会责任感。但不能怪百姓，因为本应该以民主的方式确定和保护的竞争规则，被国家随意左右，被腐败的权力利用、破坏，人们对竞争自然缺乏公平性的认可，竞争没有公平的认可，这样的竞争表现出的是普遍缺德。不说太多违法、造假、污染的大企业，就是农贸市场的小商小贩短斤少两的也不少见。人们在这种缺少民主公平的竞争中得到的财富，都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根本不会感谢他人、感恩社会，倒是会酬谢为他们开启财富之路的官员。在这种竞争中求生存发展的人，自然不会有多少社会责任感。

民主虽然不可能保障人人公平，也会带来多数人认可的公平。缺乏民主带来的公平，如何让百姓心有国？没有民主的监督，制定制度的人考虑得最多的是自己。没有民主的制度，人们更难保护自己应得的权利。政府会拿全国百姓共同创造的财富，制定出分体制内外、三六九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就算经济不景气政府也会给公家人加工资，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持现有制度。加上财富因为不公平竞争快速集中到权贵手中，于是，百姓自然而然地有了“国家心中无我，我也无须心中有国”的表现。其实，将公平的社会保障给国民，百姓就会有更多一些的社会责任感，普通人也会心系国家的前途。有报导说2015年6月19日，荷兰上百民众联名上书请愿，消减医疗保健费，以减轻财政压力，为国家长期的社会福利负担分忧。这样的人在荷兰虽然不多，却很能说明不同制度下，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差距，说明好制度可以净化人。而我国呢，就像一个女教授说的一样：中国反对全民免费医疗的就是那些有巨额特权疗养费的高官们。在这种制度下的中国人，会有多少高尚的情怀，我想只要做到不用假的、不好的、有毒的互相坑人，就可以大加肯定了。只有对国家的贡献，没有公平的保障，如何叫百姓心中有国？相反，自私自利、“互害”的人会多起来。

非普世价值观制度的国家，非民主的国家，百姓会走两个极端：要么麻木，要么躁动。朝鲜百姓的麻木是普遍的，但朝鲜的麻木还不至于坏事，是木偶般单纯的麻木，至少人们还没有变恶。朝鲜大学生居然以为汉堡是金正恩发明的，在这样的国度里，普通人没有遇上我国文革那样的运动，是不会变恶的，也没有危险。中国人知道汉堡是怎么一回事，有相对开放的网络，对当局表现愤怒也比朝鲜自由得多。所以，这样的国民就算麻木，也是能轻易激发出内心躁动的麻木。众人痛恨腐败分子的贪婪，大骂黑心的房地产，妒嫉开好车的人，不满公家人优厚的保障，特别是在这个物质欲望如此强烈的国度里，对自己的明天没有信心和安全感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国民是危险的。在民主国家百姓有举牌子走上街头表现躁动的机会，可是他们的国家为什么不将此当成危险而维稳？原因就是他们的制度有化解国家政治危机的机制。百姓实在不满，大不了在野的上台，表现不好的总统变成平民，于是，民众愤怒的情绪就会随着舞台上的人的更换而暂时得到安抚。而中国有这样的制度吗？没有这样制度如何平息百姓大规模的不满。好制度有化解危机的机制，不好的制度只会像即将喷发的活火山一样蓄积越来越多破坏性更大的怒火。

有人会说，中国的经济正好说明制度的优越性。其实，制度不太文明也可以有繁荣的经济，制度再专制十倍也如此，封建专制的中国在几千的历史长河里不就是世界第一吗？所以，我国经济发展得不错，表现出叫世人称叹的中国速度，但这跟制度是否文明关系不大。所以，以傲人的经济作为“制度自信”的理由是可笑的。否则，希特勒、东条英机搞出的军国主义制度也是自信的了，因为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也是世界经济强国。

－－转自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