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11月27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Chase Smith撰文／张紫珺编译）在下届美国总统选举中，Z世代和千禧一代等年轻人预计将首次成为选民的大多数。
然而，Z世代选民并非只是在政治舞台上等待2028年的机会。他们已经身处其中，不仅参与游行、发帖或出现在出口民调（exit polls）中，而且还在市政厅工作，指导实地项目，竞选国会议员，并推动各政党重新思考那些曾经对年长选民有效但如今已不再引起共鸣的信息。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各政党是否会将他们视为即将成为的核心选民群体，还是会继续将与他们对话视为事后才想起的事情。
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卡罗尔街（Carroll Street）竞选活动创办人、民主党策略师阿丁‧伦克纳（Adin Lenchner）表示，Z世代是在大衰退之后成长起来的，那几年经历了校园枪击演习、社交媒体的兴起、新冠疫情以及住房和大学费用的急剧上涨等。
伦克纳表示，当今许多政治领导人“根本不理解”通过Zoom网络上课、时刻承受网络关注，或者在充斥着暴力视频和气候灾难警告的病毒式传播中长大意味着什么。
“他们所经历的紧迫性与老一辈人适应新形势的迟缓态度之间存在差距，老一辈人不愿调整自己的观点和政策议程来应对这个时刻。”他告诉《大.纪.元;时报》。
在他看来，Z世代的回应很简单。
“他们正在将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说道。
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到2028年，千禧一代和Z世代预计将成为美国潜在选民的大多数。到2036年，他们将占到60%以上。
更年轻的一代，即Z世代（Generation Z，简称Gen Z），通常指1997年至2012年左右出生的人，紧随其后的是千禧一代（millennials），即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人。
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CIRCLE研究中心（全称为Center for Information & Research on Civic Learning and Engagement/公民学习与参与信息研究中心）发现，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18至29岁的美国人中近一半投了票，略低于2020年创纪录的投票率。
这种规模已经开始重塑政治格局。
但伦克纳表示，将Z世代视为刚刚“崛起”是错误的。他认为，Z世代的出现是“政治生活自然周期”的一部分，只是老一辈精英现在才通过代际视角注意到这一点。
他说：“每一代人都会到了参政、组织和领导的年纪。”他还说，在那些“政治精英”或主流媒体看来，这或许是一次崛起，但“对Z世代来说，这只是成长的过程而已。”
根据CIRCLE研究中心的估计，虽然2024年18至29岁的美国选民投票人数略少于2020年的创纪录年份，但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青年投票率实际上更高。
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公民与学者研究所（Institute for Citizens and Scholars，简称ICS）的一项最新全国调查发现，十分之九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关心自己的社区并对此负有责任。许多年轻人表示，当他们看到社会不公、经济压力或领导人滥用权力时，他们最有可能采取行动。
同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互动都发生在线下，7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倾向于当面进行艰难的对话，而不是在线上，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遭到报复或在社交媒体上“说错话”。
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前进一代”（GenForward）项目和其它研究人员的调查发现，美国年轻人对不平等和气候问题表示悲观，不信任主要机构，希望政府在经济安全方面做得更多，但是往往怀疑领导人能否兑现承诺。
但是Z世代并非一个同质化的意识形态群体。英媒路透社（Reuters）对北美、欧洲和亚洲近期选举的分析发现，年轻选民的性别分歧日益加剧，许多年轻女性支持中间偏左的政党，而许多年轻男性则转向右翼。
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政府工作的民主党策略师马克斯‧韦斯曼（Max Weisman）告诉《大.纪.元;时报》：“我在网上和现实生活中看到太多次，我们和年轻人谈论的是‘年轻人的问题’。”
他说，Z世代选民和工作人员想谈论经济、外交政策、气候和民主，而不仅仅是学费或学生债务。
对于23岁的民主党人阿什利‧埃瓦尔德（Ashleigh Ewald）来说，促使她投身政界的问题是她童年时期经历的寄养（Foster Care）和收养（Adoption）制度。
埃瓦尔德是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公共政策专业的研究生，也是“明日选民”（Voters of Tomorrow）组织佐治亚州分会的前任州主任。她告诉《大.纪.元;时报》，她“被那些本应保护我们的制度所遗漏”，并在中学时就立志要从事政策工作，以减少人们面临同样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
年轻时，埃瓦尔德曾为时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中文名：贺锦丽）在佐治亚州的2024年竞选活动制作内容。她与哈里斯和其他民主党领导人一起出现在视频中，宣传《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中关于年轻人可以继续使用父母医疗保险计划直至26岁的规定。
埃瓦尔德表示，Z世代的政治立场比许多人想像的要更加多元化。她描述了自己如何从积极参与民主党活动转向“探索所有信仰”，并在支付账单和房租的同时专注于政策研究。
她表示，她确信“即便不是大多数”，很多Z世代选民都持有保守观点，并指出她曾经担心如果公开表达这些观点会被“取消”。她还表示，她担心许多年轻人未经核实信息来源，就根据社交媒体上的“煽动性言论”形成观点。
韦斯曼表示，与以往的选民相比，年轻选民对心理健康和创伤更加开放，对各种制度也更加愤世嫉俗。
他说：“他们的确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处境。”他认为，他们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诚实的品质和极强的创造力”，而这些品质是许多老一辈领导人所不具备的。
美国两大政党都表示他们意识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民主党为2024年党代会认证了数百名网络内容创作者，并大力利用TikTok、Instagram和YouTube上的网红来接触年轻选民，同时辅以传统的校园宣传活动。
以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将重点放在深受年轻男性欢迎的播客和直播平台上。川普总统本人也出现在阿丁‧罗斯（Adin Ross）等网络红人主持的节目中，并与身为Z世代选民的儿子巴伦‧川普（Barron Trump）合作，积极争取能够吸引年轻观众的意见领袖。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简称RNC）发言人基尔斯滕‧佩尔斯（Kiersten Pels）告诉《大.纪.元;时报》，该党看到了争取Z世代选民的机会。佩尔斯说，民主党已经“抛弃”了Z世代。
“民主党人更关注边缘文化之争和迎合非法移民，而不是改善美国年轻人的生活。而且，当年轻人敢于独立思考时，民主党人就把他们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她说道。
据佩尔斯透露，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正在探索包括TikTok在内的新平台。此外，该委员会也在寻求与“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简称TPUSA）等外部组织合作，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年宣传活动。
《大.纪.元;时报》就民主党针对Z世代的策略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简称DNC）寻求置评，但未得到回应。
民主党策略师韦斯曼认为，两党仍然以“交易式”（Transactional）的方式对待年轻选民，在竞选季带着有影响力的人飞往战场，但在其它时间却未能维持关系。
“我们在选举宣传方面做得很好，让民众积极参与其中。但我没有看到任何旨在让下一代长期成为民主党人的切实努力。”他说道。
伦克纳表示，Z世代对民主党的政治参与，源于过去十年由青年领导的运动，而这些运动始于许多现任Z世代活动家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争取保护年轻非法移民的“梦想者”（the Dreamers）运动、“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以及由佛罗里达州帕克兰（Parkland）校园枪击案幸存者领导的“为我们的生命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运动等。
他以纽约市的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民主党/纽约州）和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为例，指出他们是年轻领导人的典范：奥卡西奥-科尔特斯36岁，马姆达尼34岁，他们在初选中击败了长期担任该职位的现任官员。
他认为，初选的失利迫使一些资深民主党人开始重视政治。他以纽约州前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纽约州前联邦众议员乔‧克劳利（Joe Crowley，民主党/纽约州）和纽约州前参议员杰夫‧克莱因（Jeff Klein）为例，指出这些政客“未能洞察形势”，败给了更年轻、更能顺应时代潮流的挑战者。
尽管进步派取得了这些胜利，但他表示：“我不认为进步派能够完全掌控整整一代人。”
他指出，两个人即使经历同样的“诱发时刻”（Inciting Moment），也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他说，虽然学生贷款或新冠疫情封锁的经历可能会促使一些年轻人支持更完善的社会福利项目，但也会让另一些年轻人对政府和传统高等教育产生怀疑。
在美国以外的世界政坛，同样的代际暗流也显而易见。生活成本压力、文化战争以及网络影响力都在影响着年轻选民，这使得“年轻一代会一致支持进步政党”的假设变得复杂化。
2019年，南美洲智利圣地亚哥地铁票价上涨引发的示威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演变为反对不平等和政治体制的抗议浪潮，民众要求制定新宪法并进行重大社会改革。这场动荡为35岁的前学生运动领袖加布里埃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在2021年赢得总统大选铺平了道路。博里奇的竞选纲领承诺解决不平等问题并彻底改革智利的经济模式。
在非洲尼日利亚，#EndSARS（全称为End Special Anti-Robbery Squad/解散特别反抢劫小组）运动演变成一场由青年主导的抗议警察暴行的浪潮，迫使政府解散了特别反抢劫小组，并将问责制和治理问题推到了全国辩论的中心。年轻的组织者利用社交媒体、众筹和分散式抗议策略，在镇压面前坚持了下来。
北美、欧洲和亚洲的选举中出现了一种趋势，那就是Z世代的“性别鸿沟”（Gender Divide）日益扩大，许多年轻女性支持左倾政党，而更多年轻男性则转向右翼。
路透社对世界各地选举的题为“Z世代的性别鸿沟如何重塑民主”（How a Gen Z gender divide is reshaping democracy，05/28/2025）的分析显示，民意调查专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将Z世代的性别分裂与就业和住房压力、对女权主义和多元化计划的不满以及社交媒体在加剧年轻男性愤怒情绪方面的作用联系起来。
该分析描述了“愤怒、沮丧的20多岁男性”（Angry, Frustrated Men in Their 20s）转向右翼，而许多年轻女性则倾向于左翼，这使得年轻选民会朝着某个意识形态方向发展的假设变得复杂。
韦斯曼和伦克纳都表示，在美国，老一辈政治家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Z世代选择“战斗”（Fight）方式。
韦斯曼指出，一些年轻的创作者将化妆教程或日常生活视频与对新闻和政策的直白评论结合起来。
他认为，尽管Z世代经常在电视和短剧中被嘲笑为无知或过度敏感，但他遇到的年轻选民“知识渊博”（very Knowledgeable），而且比许多老年人更善于设定界限。
对于战略家来说，主要问题不是Z世代选民是否会影响政治，而是政党将如何应对。
对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佩尔斯来说，他们的目标是引导Z世代将挫败感转化为对该党的支持——该党称民主党已“抛弃”了他们。而对于韦斯曼和伦克纳来说，重点在于民主党能否更具体地阐明投票支持该党“能给美国人带来什么”，而非仅仅停留在反对川普的层面。
伦克纳表示，他相信如果各政党能够迎合年轻选民的紧迫感并提供具体的计划，就能做出调整。
与此同时，他表示，他预计会看到更多Z世代和千禧一代不再寄希望于老一辈的领导人，而是开始自己竞选公职。
“时间会证明这种应对措施是否足够。”他说道。“但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否愿意自己掌控局面。”
原文：Gen Zers Are Becoming Political Kingmakers. But No One Speaks Their Language.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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