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07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Lamont Colucci撰文／信宇编译）每年六月，中共政权都会面临一个它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

1989年6月4日，开进北京的坦克和武汉军区扛着机枪的士兵都已消失。当年挤满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有的已经离开人世，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则流散在世界各地。这场现代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自由与专制对抗之一，至今已过去近四十年。然而，政权每年仍不遗余力地审查有关这段历史的报导，限制讨论，压制纪念活动，并试图让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权之一仍然对37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如此恐惧呢？

答案远不止天安门广场本身。

任何暴政最终都会发现，仅仅控制人民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控制记忆；它必须掌控历史，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走向。国家必须决定哪些历史可以被铭记，哪些可以被遗忘，以及后代可以了解哪些关于他们自身历史的信息。这正是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和历史教育（historical education）对任何文明都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并非什么新鲜事。苏联（Soviet Union，1922—1991）曾花费数十年时间篡改照片、篡改官方历史、让学生撕毁教科书、压制有关饥荒和政治清洗的信息，并抹去失势者的记忆。其目的并非仅仅是宣传，而是政治控制。一个与历史记忆脱节的群体比一个了解真实历史的群体更容易统治。

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虚构的反极权主义小说《1984》（1949）中捕捉到了这种本能，他写道：“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中共无需阅读奥威尔的作品就能理解其中的原理。

因为它早就已经实践过了。

1966年，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Mao Zedong，1893—1976）发起了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的全国运动，实际上是将中国自身的历史置于审判台前。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清洗，更是一场蓄意摧毁国家文明根基的行动。在“破四旧”（Four Olds，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下，中共政权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红卫兵砸毁古代文物，焚烧图书馆，将教师拖到街头公开羞辱。局势迅速恶化：孩子们反抗父母，学生背叛了教导他们的老师，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变成了迫在眉睫的政治包袱。事实上，这场破坏并非偶然。

一个试图建立新政治秩序的革命政权往往将历史视为竞争对手。现有的传统、继承的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记忆和历史延续性都代表着对国家本身之外的忠诚。如果政党要成为真理的最终来源，那么其它真理来源就必须被削弱或消除。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远不止于它造成的肉体苦难。它也是一场试图切断中华文明传承、用革命神话取代历史记忆的行动。

虽然毛泽东已于1976年去世，但是中共对历史记忆的恐惧却在他去世后依然存在。

后来的天安门事件或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西方观众常常会想起那张著名的照片：一个孤身男子站在一列坦克前。这张照片堪称20世纪的标志性影像之一。然而，天安门事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其后政权的所作所为。中共不仅镇压了示威游行，还试图将其从公众记忆中抹去。

这些事件并非局限于北京。示威和骚乱席卷了中国各个城市。工人加入学生行列，随后又有众多其他人士加入其中。要求改革，特别是反腐败的呼声远远超出了首都的范围。这场运动挑战了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镇压的到来并非仅仅是对一个广场集会的回应，而是试图扼杀一场更广泛的运动；不仅如此，它还旨在摧毁民主女神像所代表的精神。这本可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开端；这是自毛泽东掌权以来对中共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

中共政权几十年来一直试图确保后代永远不会完全了解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努力揭示了暴政本身更深层次的真相。

中共惧怕记忆，因为记忆保存着其它许多可能性。天安门事件的记忆提醒中国公民，反对派曾经存在。它提醒他们，学生挑战过国家。它提醒他们，普通公民要求执政者承担责任。它提醒他们，当前的政治秩序并非必然。

最重要的是，记忆提醒人们，历史的进程并非完全按照中共政权所宣称的那样展开。

这种模式远远超出了共产主义中国的范围。

独裁政权普遍惧怕过去。无论是苏联、朝鲜还是伊朗政权，每个独裁者最终都会意识到，死者是政治包袱。当你压迫某人时，记忆会将他们变成一个符号——而控制死去的符号远比控制活着的人要难得多。你今天可以压制批评者，但你无法决定明天人们会如何记住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政府投入巨资封锁档案馆、篡改教科书，并利用社会信用体系等工具追踪公民。归根结底，他们争夺的不仅仅是历史教科书，更是关乎自身生存的生死存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专制和极权政权会如此费力地控制信息、教育、档案馆、媒体和公共纪念活动等。他们必须依靠成千上万的安全官员和线人，如今还要借助庞大的技术监控和分析系统，从而达成自己的邪恶目的。这场斗争绝不仅仅是争夺事实，更是争夺合法性的斗争。

如果一个政权控制了记忆，它就能更好地控制未来。

如果它失去了对记忆的控制权，它对真理的垄断就会开始削弱。

暴政最常攻击的机构往往是那些独立于国家之外保存记忆的机构。宗教团体保存记忆。普通家庭保存记忆。地方社区保存记忆。独立历史学家保存记忆。新闻自由保存记忆。大学，如果运作良好，也能保存记忆。它们都构成潜在的挑战，因为它们都可能保存着政治当局宁愿遗忘的真相。

在宗教领域，这一点尤为重要。信仰上帝要求政府和人民服从上帝的律法、管辖、规则和秩序。任何国家或团体都不能凌驾于上帝之上。上帝的存在对这些政权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

前苏联和俄罗斯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对这种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作品代表着一种对抗建立在强制遗忘基础上的体制的记忆行为。通过记录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Gulag）的真相，他挑战了苏联国家对现实本身的定义能力。

出生于波兰的第264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也译为若望保禄二世，1920—2005）也深谙此道。在他与共产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他反复呼吁波兰铭记其历史、文化和精神记忆。共产党当局也明白其中的危险。一个铭记自身身份的民族更难被统治，因为对当权者而言，政治和经济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今天。

中共政权之所以惧怕天安门事件，并非因为学生仍在天安门广场上示威。伊朗政权之所以惧怕纪念活动，也并非因为死者仍在继续抗议。独裁者惧怕记忆，是因为记忆保存了真相，而真相会对权力构成制约。与西方某些人不同，独裁者深知真相并非相对之物——不存在所谓的“我的真相”或“你的真相”，只有真相本身。

这就是北京至今仍在审查天安门事件的根本原因。这就是独裁政权惧怕档案、历史学家、纪念活动、纪念碑和证人的根本原因。他们明白许多自由人民习以为常的事情。

记忆守护着真相。而真相始终是任何暴政最终所惧怕的对手——毕竟，面对恃强凌弱的恶霸、炸弹与子弹，真相又怎会最终被击败呢？

作者简介：

拉蒙特·科卢奇（Lamont Colucci）博士，曾任美国太空军（U.S. Space Force）负责作战理念与战略原则（doctrine development）的首任主管，现任威斯康星州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政治学教授。他曾任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专长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太空战略等。他著有多部关于外交事务和美国大战略等领域的著作。

原文：Why Tyrannies Fear Memor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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