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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采访报导/刘达文，《前哨》的创办人，有缘认识，接触了几次，觉得他是一个有话直说、爽快的人，在一次的交谈中，很想知道在一些人眼中所谓“反共人物”的真实面目，忽然想起要访问他为什么做《前哨》，结果以下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鲁迅到艾思奇，快速上了一堂政治历史课，对这位老板佩服起来，毕竟在现代社会里，心里还有理想和正义良知，不畏强权，而在行为上表里一致的人不多。

刘达文于八一年一月来香港,来到香港在《争鸣》做记者，前后有十年，由八一年到八九年底，然后又在《开放》做了1年多，一九九一年创办《前哨》。

记者:什么原因令您想做记者?

刘: 我中学的时候，刚好是文革（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前我已读了两年初中，而且比较早接触西方文学，喜欢看普希金的诗，看西方浪漫主义著作，受到人性的教育；读中国历史，共产党当时给我们读的课本，实际上，我们的思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反共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共产党的历史、读马列主义，看艾思奇那本《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看苏联那本《联共（布）党史教程》，这些哲学的著作加上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它说国民党怎样黑暗、怎样专制、怎样没有人道、老百姓怎样水深火热，共产党顺应潮流，追求民主自由，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等等，这都是它教我们的，现实让我们觉得共产党一样这么专制。为什么不可以推翻呢？

我们看马列著作、艾思奇的著作《联共（布）党史教程》，他们都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其实我们学的辨证唯物主义都是共产党教的，是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基础是不适合上层建筑，资本主义一定走向灭亡，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爆发、一定会发生。我们生在共产党之中，我们看来看去共产党，觉得经础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不对的，为什么不改变，为什么不搞政治改革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反共，根本就是共产党教导我们的，如果这样分析，对不对？

它（共产党）推翻国民党，说国民党黑暗，以及鼓吹、宣传共产党的英雄人物，他们怎样与国民党专制斗争，怎样推翻蒋介石王朝。不过，现在共产党统治一样没有民主，共产党统治哪有民主，特别是文革的时候，由一个公社到一个公社，都要单位证明才可以去，哗！共产党统治下怎么会有自由呢？共产党是追求民主自由才搞革命的，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首先怀疑那个制度是不是真是共产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从怀疑到否定，不就反共了？

我们按照你们共产党自己说的理想制度来要求你（中共），我们是按照共产党自己讲革命、自己的目标、自己建立的制度，建立自己的理想制度，，但要求你，你连你最低的标准也没有实现，别说你的长远目标──共产主义，你连最初级的都没有，连一人一票都没有，共产党最爱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最早是说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是一人一票产生的，但你共产党什么时候搞过选举，文革时没有选举，全部由上面委任。所以反共是怎样来的，就是共产党教我们的。

看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列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实行配给制、委任制，但这只是临时的，是在非常时期实行，但是马列主义一直在说最终会走向普选。所以我们从怀疑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到否定它，又从新认识资本主义。诶！资本主义实行的东西有很多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标准、追求，西方资本主义反而有，特别是北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所以慢慢对资本主义认受，而对社会主义否定。

共产党最爱讲假话，它教育我们讲一套做一套，它做不到的就灌输给你。我们小时候对共产主义很虔诚、很相信，直至文革的时候，根据自己接受的东西，思想逐渐逐渐走向成熟。

为什么大陆有很多像我们这一代有很左思想的人，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接受马列主义，另一个接受西方文化。我读中学已很接受西方文学，那一辈人为何很喜欢看普希金，讲人文主义的诗，讲当年十二月党人反沙皇专制的革命，很认受这些东西，这些追求民主自由的东西。所以我们最终走出中共的阴影，变成反共。

但有部分知识分子、有部分青年，接受西方影响比较少的，思想放不开，只沉迷马列主义，就好像邓力群变成教条主义者，他就不会反共，这样便变成教条主义和左派。

中共并非开放让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我们全部都是看禁书，在文革时，看的都是禁书。文革十年里，所有图书馆都封闭，到后期复课闹革命之后，才局部开放，找那些好像现在的思想警察到图书馆去挑选（书本），一种是教科书、自然科学、科技的书，另一种是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它认为影响没问题的书，就可以公开借阅，所有它认为资产阶级的书本，就封存不准借阅。我们都是私下借阅，都是互相私底下传阅，有的列明是禁书，我们也看。有的人没有这种渠道，你没有这种志趣，不认识这种朋友便看不到。所以在这种环境中很难接受西方的文明。

记者：看禁书也要有渠道？

刘: 因为我们愤青，很多对现实不满的人都会走在一起，特别是很多城市的知青下乡，这些人思想都比较活跃，对现实不满，结果就传、传、传。

我在大陆已经写文章，在现在叫惠州大学，刚创办时叫师专即专科，当时刚好文革之后，大学开始招生，我才考进去。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比较开通一点，香港的左派杂志像《争鸣》、《广角镜》、《镜报》、《七十年代》都可以带回去。我妈妈回去，我喜欢看什么就叫她带来，看看看。那时已经向这些杂志投稿，写一些杂文、通信，揭露国内的黑暗，托香港亲朋带到出去寄给杂志社，他们都有刊登我的文章。

我来到香港，先到一间电脑厂做修理技工。我文革时没事干，学无线电学得很捧，在当地成为无线电专家，如果我不出来，做无线电个体户，肯定不会当官。来到香港在美国资本的电脑厂做修理技工，但后来觉得自己年纪这么大，没前途，因为我没有读电脑课程，没读集成电路，只学过晶体管、无线电，自己不想在这方面发展。我走的时候，电脑厂的经理挽留我，说以你的基础，到理工大学进修应该可以。可是我读大学时修文科，从小都接触文科、文学，这一行就最有基础，刚好《争鸣》要办报纸，还是做回自己喜欢的一行。

记者：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做记者，或选择在这份杂志来表达你的思想。

刘: 这个可能有点受鲁迅的影响。当年在共产党制度下，没有一个完人，只有鲁迅是个完人，即道德很完美的人。譬如共产党的干部中以周恩来最完美，文人就是鲁迅，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国民党时代，即三、四十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在文化方面，中共搞统一战线，利用鲁迅来与国民党斗。其实，鲁迅被共产党利用了，“五四运动”时，实际上他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只不过走到后来分为左派和右派，右派的胡适、傅斯年就比较接近国民党那一边，左派就是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比较接受马列主义，反对国民党，最后鲁迅在上海，这里是国统区，与国民党斗，结果受到国民党压制，越压制便越反抗，所以他写了很多杂文讽刺统治专制。

我们读书的时候，共产党没人可以宣传，于是拿鲁迅出来，当时鲁迅已经死了，如果还没死，便不会搬出来宣传，毛泽东与罗稷南谈话，问毛如果鲁迅未死那会怎么？毛回答说:一是继续在监狱内写作，另一会消灭他。其实，毛泽东也讲真话，鲁迅一是向共产党投降，一是被困在监狱里自己写给自己看。鲁迅好彩死得早，不然他五七年就要做右派。就因为他死得早，所以做了完人，共产党便当他模范典型，树立起文化人的正面形象。

当时我们还小，什么都不知道，对三、四十年代，鲁迅在国统区的行为，我们只是看共产党对他们介绍，介绍他反对国民党专制压迫，是不是？我们当然同情他。老百姓被压迫，有个鲁迅这个人站出来，很好呀，看了他写的杂文，觉得写得好呀，一定要有正义感，追求真理、反对专制，追求自由民主。受到鲁迅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便开始写文章来讽刺黑暗现实，就爱上了这一行。因为自己喜欢看书，看得多，学人家写书、写小说、写杂文，就爱上这一行，而爱上这行最基本的动力就是正义感。

我们当时不知道国民党比共产党好，因为共产党当时还未暴露（它丑恶的真面目），我们只看到它的宣传，又看不到西方对它的评论。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和看书，看书来对比共产党的制度，觉得它也是这样。

记者：其实，照这样看，中共是靠谎言来支撑着它自己。

刘：中共对传媒控制得如此厉害就是怕自己不好的东西被揭穿。因为它太有经验了，当年推翻国民党就是靠舆论，毛泽东也说，一个笔杆子，一个枪杆子，打天下就靠这两杆子。林彪，四人帮时期，为什么抓宣传抓得死死的，就是宣传在共产党当年推翻国民党起了很大的作用，正面战场就靠枪杆子，但是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地区）、在白区（注1）就是靠宣传。

国民党就是没有共产党那样懂得控制传媒，所以国民党输了，因为国民党本身的统治区也控制不了。国民党输在不够专制，在国统区也给共产党办报纸，如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国民党在北平，即北京，查封共产党报纸，中共元老叶剑英就在门口召开记者招待会痛骂国民党。若共产党有国民党一半那么开明，早就跨台了。

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传媒它（共产党）就不准（外国资金）加入。在这五年里，它开放发行市场，但发行可以搞，出版就不可以，（记者：即是说报纸也不可以搞），是呀。因为它觉得传媒的煽动力太厉害。

若开放传媒、新闻自由，共产党可能会一夜之间就跨台。人一知道真相，还有谁会支持共产党。它现在就是靠欺骗，瞒得过就瞒，因为农村、太愚昧的地方，舆论千篇一律，所以大家都觉得形势也不错，没有真相。它就是讲舆论一律，不好的东西就内部解决，不爆出来，永远都是这样，（老百姓）不知道真相，所以它才可以维持它的统治。

记者：即是说有新闻自由就没有共产党，没新闻自由才有共产党？

刘：不是！（有新闻自由）不是没有共产党，而是没有一党专政。所以政治改革的根本说到底，第一步就是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没有这些谈什么政治改革，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有民主？若真的有民主，就肯定有新闻自由，对不对。

但现在（中共）就是一党专政，永远不开放，它想拖得一时就一时。你看那本新闻法，在一九八三年，八十年代初已经蕴酿搞一本新闻法，就是那个胡绩伟搞的，结果拖到现在还没出台，就是因为没办法立，因为一立新闻法就牵涉很多问题，就牵涉落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故思前想后也搞不出一条条文，干脆就拖而不立，因为一立法后，就有法律保障，记者可能就不用怕（去揭露共产党不好的东西），到法庭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它怕党管不住，所以就拖来拖去。你看人大立了几千条法例，但新闻法拖到现在连草案也拿不出来，对不对。

就因为牵涉到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命脉。也因此，大陆这几年经济开放，大陆的报纸杂志只是搞明星的丑闻，搞黄、赌、毒的新闻，（什么乱七八糟的新闻）都有，为何不做正经的新闻呢？就是因为不可以做正经的新闻。

记者：但香港的报纸也是这样，最喜欢揭名人明星的私隐。

刘：香港是商业化。你可以看到（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了很多限制。好像我们，在经济来源方面没有受到限制，我们是自立的，又能撑得下去，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报馆就不同，有些老板在大陆有生意，有生意的就怕中共制裁它，有些老板就想名利双收，做人大、政协（委员），从政，那就要讨好共产党，对不对？

记者：您是先在大陆做记者，然后才出来香港。

刘：在大陆做记者，时间很短，只是在基层写一般的报道，也知道在那里做不符合自己的理想。未想到来香港之前，想着将来会不会有机会写反对专制，反对共产党的文章，但当时在那些机构做，写报道只当是份职业，没想过全心投入。来香港以后正式投入新闻。

记者：什么原因使你想自己创业？

刘：因为后来大家意见不太合，不如自己搞啦。因为我觉得离我自己认为的新闻自由有点距离，但很难怪的，老板有时要照顾自己的利益，当然不是他想的，但为了维护他的利益而牺牲新闻自由，我就不太想。

记者：现在你做老板，遇到同样的问题时，你会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新闻自由？

刘：我现在还没有碰到有一种利益可以对抗我的理想（追求新闻自由），还未碰到我不知道，如果碰到我会怎样处理。如果损害严重又亏本，我情愿停刊不做。现在廿三条（基本法二十三条）亦有记者访问我，提到它（政府）可能禁制你等等，如果我真的不行，我就只有不做、放弃，哈哈，最多也就是放弃不做。肯定不会迁就它、向它投降、接受它，肯定不会。即是违反我做人的良心，我就肯定不会。

记者：那它会不会追究你们之前出版的文章，譬如你们曾经出版过什么什么，而现在还在发行，对你们都会有影响, 前哨是否坚持做下去。

刘：到时书店不肯出售你出版的书，这个是个实际的问题，如果真的不行，出版社就只好倒闭，对不对。到时会不会转变，很难说，或者真的是这样，这不是说你接受它或者投降，最坏就是不出版，这不是说你没销路，而是人家不让你卖。如果出版这本书，可能会导致你坐牢，就要看什么情况；如果出版其他书能够贴补你的出版社捱下去，我就会捱；但如果出版这本书会坐牢，那要看法律怎样写，可以抗争就抗争到底。肯定想办法绕过法律，明知坐牢也要做，到时就要看是什么情形，值不值得，值得的话，那就无所谓，若果不值得，我何必去坐牢呢！如果坐牢是有意义的，可以发动群众起来抗争，或者会去尝试。若没什么意义，那何必去碰法例？！

香港虽然有恶法，如烧国旗是违法的，但法律上没有包括烧党旗，恶法也是法，在法制的社会便要遵守法律，只不过我们要跟它（政府）抗争。至于怎样抗争，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它对着干。好像烧国旗那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坐，我劝他们何必为这种事而上法庭，被它起诉、判罪成、坐牢或罚款呢？！这样做值不值得。香港有很多人虽然很反对这条恶法（公安条例），但不至于去与它对抗、硬碰硬，烧一面国旗导致你坐牢，值不值得，要懂得变通。

被告上法庭很麻烦，但并不是怕它、懦弱，而是值不值得，自己已经很忙，还惹官司，我就不想，若有法律漏洞走，我何必不绕过它，避开麻烦。除非是那些街头战士，已经是一种职业，坐牢像开工一样。我跟他们说何不变通一下，被罚款但又没有钱保释，申请不到法律援助，又要请律师，请不到律师，又怕法律陷阱，很麻烦。我劝他们不用烧国旗，不如去烧领导人（的相片），也可以烧党旗，每天到中联办门口烧一面党旗，影响是一样的。因为《基本法》没有列明党旗法，我每天烧党旗，不准烧江泽民，就烧他的老婆，不准烧董建华，就烧赵洪娉，可以变通，但影响一样。为什么要跟它对着干，恶法也是法律嘛，警察一定要执行，不然便掉饭碗。

记者：这几年来政府和民间有没有施加压力给《前哨》

刘：压力是有，但不是很大，大到我难以承受。

记者:那么压力是怎样来的？是找他谈还是其他形式？

刘：都有！使横手，也有恐吓电话，叫你因住，你老婆子女上街要小心呀！通常接到的警告都不会直接说不准报道哪些，只有自己猜测。

记者：对于报道求真方面的标准你如何把握？

刘：谈到真实，有时候我们也判断不到是否真实，唯有不报。因为要向当事人负责，有些事情你搞不清楚，或者我们知道有些稿件是有些人想整对头人，故意放料出来，所以不报。

注解：
1）中共的根据地当时自称为“赤区”，国民党的占领区则称为“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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