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0日讯】走近才发现是座普通平房。一个当兵的走出来，听口音是四川人。我也介绍了自己是采访民族风情的，他招呼我里面坐。

　“这儿是个电话兵站。”叫张黎明的说。他屋里的墙上挂着支冲锋枪，地下堆着些维修工具，还有爬杆的铁勾和从破纸盒里滚在地上的电磁瓶，乱糟糟得像个废品仓库。他驻扎在这里，负责维修电话线保持畅通。

　“这里有没有天葬台？”我坐在凳子上问。

　“有。”他说。张黎明个子不高，头发被军帽压了一个圈。

　“最近会不会有天葬？”

　他怔了一下，说：“三天前刚死了个女的。”

　我大声说：“正好！我来了就有人死。怎么才能看到天葬？”

他支支吾吾说要去买酒晚上喝。我忙给他钱，他极不自然地推开。

　我就陪着他往村里走去。一路聊着内地的变化，来西藏之前我还去过他的老家自贡，看了刚建的恐龙馆：一具具横卧着的被自然界灭绝了的始前巨物，安眠在已经没了森林的土地上。墙外正在奔跑的公共汽车烧的是石油天然气，因此车顶都驮着个晃动的大黑胶袋。黎明说，他没想到老家会发现恐龙。我提到在拉萨本想看看天葬的场面，但不是天不亮葬礼已完，就是远远被发现不准靠近。有时天葬师还把石头扔过来，叫我快走开。拉萨的朋友说，要想看就只能去后藏。看来我运气不错。

　张黎明说：“这里的藏民和拉萨的不同，和汉人的差距就更大了。村子里有一百多户农民，一妻多夫的就有十九户。旺丹的家，兄弟四个只娶了一个老婆。”

　“在内地就成乱伦罪了。但在云南摩梭族那儿，还过着阿注婚俗。每个女人都有很多男人，愈多愈骄傲。”

　“不，在这儿，好女人的标准，就是能协调几个丈夫之间的关系，美德，就是把家管得人畜兴旺。”他总是不断用手把帽沿摆正。

　“当然，共同分享本身就是高尚的人品，现代社会就缺少这种道德。能不能带我去看一家？”

　“我们正好去桑吉的家，她有三个丈夫，还是村里的妇女队长。丈夫格勒是村里第一个个体户，办了个磨坊；听说凡是孤寡老人磨青稞不收费。第二个丈夫达西管着村里的柴油发电机，自己有辆卡车，他还刚开了运输公司，经营运输。第三个丈夫诺布在扎什伦布寺干过瓦匠。看，那间最新的砖房，就是他家。”

　刚进屋就见到墙壁贴了张毛泽东像。下面是一张描花边的漆柜，上面置放着红漆佛龛，佛像涂着层金粉，两边还摆着在集市常见到的电镀铁香炉和塑胶花。几盏酥油灯后面摆着班禅活佛的照片。

　我和张黎明坐下，他和格勒聊天。我不懂藏语，只能看着桑吉把盐和茶汁放进烧得漆黑的铝壶，提到院里的炉子上烧着。然后又在酥油茶桶里放了一块酥油，扣上盖子用棍在里面捣着，声音像喉咙在吞咽。她穿着白衬衣，套着无袖长洋装，腰前系了彩色帮典（围裙）。她知道我在看，就抬头往屋里笑了笑。没多久，她举着壶倒进了三个杯子里。我喝了一口，茶盐油都混合在一起，是说不出什么的咸涩味。但比在拉萨的藏民家从暖瓶倒出来的，喝着更醇厚。

　趁著有翻译，我问了点这家人的情况。

　格勒介绍说，他父亲解放前家里欠了寺庙的万年债，阿爸是送给活佛当奴隶的。母亲家里也欠寺庙四十斤青稞，十三岁就去寺庙干了十年的劳役抵债。五一年才放出来和父亲结了婚。

　“什么叫万年债？”我虽然看了些资料，还是不记得了。

　“就是只还利息，不准还本，永远要欠着。”黎明翻译了告诉我。正说着话，他弟弟达西带着一身汽油味进来了。他摘了墨镜和棉手套，对我俩伸出舌头笑了笑，就坐在靠近桑吉的小板凳上。我看了眼她，嘴角对着达西紧了紧，似乎是微笑。格勒介绍说是他弟弟，刚从日喀则运货回来。

　我问她这些灯每天都要添多少油？她说：“还没有太多钱，隔壁依希家点了三十六盏；她们家的羊群一次剪毛就卖了二千块，每个月都可以请喇嘛念经。”

　“请喇嘛来家里念什么经？”我想大概是除灾护身的观音经文和超渡的阿弥陀佛经文。

　“每年请两个来念大经，收入好就请三个。今年请了两个，念了七天。”显然黎明翻译成别的意思了。也许他们并不要求喇嘛们来念什么经。

　“农闲时，我们都去扎什仑布寺朝佛。”格勒看着我说。他已经喝完了两杯，手在摸着桌子上的枣和花生。

　“要是达西运输赚了很多钱，你想用来做什么？”我看着桑吉粗糙的手揉着脚，露出的裤角和黑皮鞋之间是双快磨破了的红袜子。

　张黎明翻译了以后，大家都笑了。

　“他赚的钱都修车了。”桑吉把手伸到达西腿上，晃着笑。达西一笑眼睛就发红，他说话比哥哥慢。“有了钱，每月都请三个喇嘛。”

　张黎明手在弄帽沿，脸上显得心神不定。

　“你想不想再娶个老婆，自己建个家？”我问达西。

　“我不给你翻译。”

　“那好，就问他们喜欢孩子多或少？”我改了话题。

　“女人多了事情也多，就把这个家搞得分裂了，也守不好家产。”达西说。

　“女人多了，生的孩子也多，生活就过不好。”格勒说。

　“儿子长大也要宰牛杀羊，女儿大了踩踏蚊虫，都是伤生造孽。”桑吉说。

西藏布达拉宫

　张黎明怕我再问下去，戴上帽子站起，我跟着起来。格勒进里屋拿出捆好的六瓶啤酒，张黎明把钱放在桌子上。他说：“你不能问太多，他们不习惯。”

　晚上我俩喝酒，聊着天葬。张黎明突然说：“那个女人才十七岁，叫米玛。她是生孩子大出血死的，孩子还在肚子里。”他沉默了。

　我掐灭了烟，看着他发白的指头摸着桌角。靠墙的军用单人床头上，印着个红五星和部队的编号。靠木床和桌子的墙壁，贴了从画报剪下来的航空母舰和头发油亮的日本明星山口百惠。地面很潮，铁脚架和电线堆在门后脸盆架下面。唯一的窗户也糊了些报纸，剩下的上半部透过玻璃，还看得见变黑的夜空。公路早就没有了车辆往来的声响。这样的夜晚假如走在路上，会更觉得无聊。

　张黎明站起，踢了踢地上的白电瓷瓶，又躺到床上对我说：“你也看到了，这里的老百姓没那么多规矩。多数人没见过照相机，米玛的两个丈夫更不知道照相机是怎么回事。”

　“她有两个丈夫？”话一出口就知道不对劲，人都死了三天了。

　“你明天会看到她。”他闭着眼。“米玛不是本地人，刚满六岁时就从乃堆拉迁来，小时候是家里兄妹六个里最瘦弱的一个。不过，长大就不一样了。她还去龙马孜上过三年小学，那会儿她后母还活着。”

　“她后母叫什么？”我觉得是个故事，拿出了笔和日记本。

　“别，别写下来。她后父是个酒鬼，一醉了就唱歌，还要抱女人。有时就抱米玛。村里人人都知道……十几岁的女孩哪能推开那么个大汉子。”他声音焦躁不安，我知道他快要骂人了。刚才喝酒吹牛的时候，他就不住地乱骂。

　“天地之大，无奇不有。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习俗，你何必生气。”我说。

　他走到门口看了看风向，电话线一动不动。我也走到门口。这里夏天没有蚊子，湖面的湿气溢进来，使人觉得阴冷孤单。

　“能带我去看看吗？不去也无所谓。”我又改口说着，把手电筒放回口袋。

　他低着头戴上军帽，来回扯了扯帽沿，从桌上抓起钥匙和手电筒：“走。”

　我们俩又钻进村子，沿一排黑乎乎的只能过只牛的泥墙夹缝往上走。手电筒照亮些无声无息地缩在路上的牲口粪和杂草，狗叫声响成一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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