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5日讯】

伍凡：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刚结束，在公报中声称要解决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要关怀下岗工人的生活。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国工人的现况。重庆特种钢铁厂是一个著名的、有70多年历史的大工厂。在6月22日宣告破产后，该工厂工人抗议遭到不公平待遇，几千名下岗工人走上街头。这几个月抗议不断，在重庆市举办的亚太市长峰会开幕前夕，星期五 (10月14日)，重庆特种钢铁工人的集会抗议活动遭到镇压，3名工人代表被抓、24人被打伤，其后2名妇女被打死。这是现在大陆下岗工人维权运动中很醒目的一个事件。和广州太石村罢免村主任事件一样，都被国际媒体关注。

草庵：重庆特种钢铁厂创建于1934年，在抗战期间是国民政府的武器钢材的主要生产基地，是中国特殊钢材生产的摇篮。重特钢的上缴利税曾占重庆利税的20%强。厂址面积4.5平方公里，现有资产约100亿，有职工1.8万余人。位于重庆双碑，离主城区沙坪坝约十公里。既然有资产，又有过很好的赢利纳税的纪录，为什么会宣布破产呢？今天我们来分析破产的原因和工人反抗“双解”的过程，所谓“双解”是指工人被工厂解除合同和解除工龄。

伍凡：重庆特种钢铁厂是完成了股份制公司改造的一个公司，按照国家的《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每个股东享有相等的权利。“双解”前，公司是以每位员工必须买2股（每股650元）的方式强行把公司卖给了全公司股民的。所以从法律上来讲，只要认购了重庆特种钢铁厂股票的人就是该厂的股东之一，他就有权利知道重庆特种钢铁厂资产情况、为什么会破产、如何处理破产后的资产，以工厂和职工的关系，等等。可是，重庆特种钢铁厂强迫给每名工人2万人民币，买断工人合同和工龄，走人了事，其它的事一概隐瞒欺骗。工人们不满意这种不公平待遇，才引发了几千名工人上街堵公路的事件。

草庵：据网上报导，重庆特种钢铁厂在6月22日宣布破产之后，特钢公司的车间还在冒着烟，生产仍在进行（约有1800人在工作）。实际上重特钢公司并没有真正破产，重庆市政府下属的投资公司（经济实体）与重特厂及重钢公司合伙成立了一家私营的东华公司，把重庆特种钢铁厂的全部设备、厂房和土地使用权全部接管过去。其中最大的利益所在是土地使用权，价值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重庆市党政官员以权代法，除了欺骗，就是镇压，其实质就是利用破产谎言，赶走重特广大职工，让他们自己真正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即重特现已被私营的东华公司所占有的整个土地使用权，他们到时就合理合法的侵吞了重特的一切资产。这就是重庆特种钢铁厂工人上街抗议事件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共政权变卖国有企业成为私人企业众多事件中的一个案例罢了。

伍凡：中共闹革命的口号要从资本家的剥削压榨下解放工人，革命成功后制定宪法，宪法写明工人是领导阶级。但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是欺骗和剥削工人。现在中共官员为了获得巨额经济利益而把为中共卖命几十年的老工人一脚踢出厂门，之后生活出路死活不管。工人没有独立工会，单独工人无法和中共政权谈判，争取合法权益。因此只有上街堵道抗议这一条路，少数工人全家自杀。

草庵：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广泛宣传“黄世仁强奸白毛女，杨白老自杀”的故事，后来证明这个故事是中共编造出来，是用来激发阶级矛盾，制造仇恨，以便中共统治。现在中共政权虐待重特钢工人，和“白毛女”受到迫害的性质几乎是一样的，迫得工人毫无生路，并且规模更大。但最主要的是“白毛女”故事是假的，而近2万名重特钢工人受迫害是现实的真正生活。

伍凡：我记得在上个世纪1958年，离现在将近50年了，也在四川省发生了“刘文彩收租院”事件。在大办“人民公社”期间，同时兴起了“大炼钢铁”运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为了寻到炼钢铁资源，去攻挖豪华巨大的刘文彩的坟墓，几十个公社社员，化了3天工夫才挖到棺材，开棺只见不过几根白骨而已。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配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政治需要，泡制了刘文彩《收租院》陈列馆的神话故事。为了表现地主刘文彩残苦剥削农民，在总体设计的指导下，创作人员把《收租院》分成“交租”、“验租”、“算账”、“逼租”和“反抗”四大板块。。《收租院》114个人物，全是由泥塑造成真人模型。创作过程历时四个半月。1965年国庆，大型泥塑《收租院》正式对外开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关押农民的“水牢”和“地牢”。《收租院》陈列馆在全国各地展览，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灌输全国民众的阶级仇恨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收租院》陈列馆甚至送至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展览。

草庵：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人们开始对刘文彩《收租院》陈列馆的神话故事产生怀疑，尤其是四川省大邑县农民公开表示刘文彩是开明地主，没有“水牢”和“地牢”。经过有关部门实地调查和翻阅历史档案，才得知“水牢”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编造，而到处现身说法忆苦的冷妈妈，不过是当时按着中共县委的指示，成了表演逼真的一个演员。收租院也是脱离了事实按照意识形态的逻辑层层演绎，甚至中共持务头子康生也介入其中参加编导，完全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模式集体创作出的作品，这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欺骗案。但是中共政权在对待广州太石村农民和河北定村农民时就完全使用国家暴力，动用警察、防暴警察，雇佣黑道打手，使用推土机冲入农村，暴打老弱妇女，抢走资料。比起刘文彩的“暴力”高千百倍。刘文彩的“暴力”是中共编造的，中共政权在太石村和定村的流血暴力是真实的。对刘文彩的“暴力”，中共是极力向全世界说谎宣传，而对在太石村和定村的流血暴力，中共是极力对全世界新闻封锁。这是中共使用欺骗和暴力的明显例子。

伍凡：在维权运动中，人权律师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权运动的积极参于者。维权运动中的工人、农民和其它弱势团体需要律师的援助。近几年来出现了高智晟、朱久虎、郭国汀、郭飞雄和郑恩宠等一批人权律师。他们凭自己的良知、同情心、正义感和法律知识，勇敢的为弱势团体仗义势言，但他们都受到中共的打压。在上海，郑恩宠律师替在周正毅案中受欺压的上海居民打官司，上告北京，被上海公安局非法捉回判刑3年。另一位上海人权律师郭国汀，为弱势团体讲话申诉，被迫离婚而远离中国来到美国。为陕北油矿的民间股东们打官司的朱久虎律师，被陕西公安局非法拘留关押。为广州太石村静坐抗议的农民们仗义执言的郭飞雄律被广东当地政府逮捕将被判刑。替法轮功修炼者和弱势团体讲活的高智晟律师，最近给胡锦涛、温家宝写了公开信，批评中共政权欺压法轮功修炼者和弱势团体。他声称“为唤起民族觉醒，不枉来人世一遭”，为此，他和他的家人再次受到中共政权的恐吓。现在大陆，人权律师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但是，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代，律师的地位和职务很受到尊重。

草庵：有一个著名例子可以来作对比，那就1936年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要求对日抗战的著名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一致对外。蒋介石不接这些要求，将七君子押送至苏州高等法庭，正式提起公诉。七君子聘请21位辩护律师对薄公堂。他们发表《答辩状》，逐条驳斥《起诉书》中的诬陷，把审判长驳得理屈词穷，十分狼狈。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1937年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出狱。“七君子事件”在当时是一件轰动世界的政治事件，蒋介石最终仍以政治手段和法律程序来解决。七君子和21位律师在此事件中没有受法律制裁和暴力侵害。相反，中共政权对待政治异巳分子、中国民主党、法轮功和地下教会，一律采用关、杀、压或驱逐出境对待，丝毫不讲法律程序和人权，受害者根本没有申辩的余地。这就明显的看出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之不同。由此可见，中共政权对待维权运动和人权律师的残暴是它的邪恶本性决定的，为了维护中共独裁专制，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

伍凡：维权运动正在全国各地渤蓬发展，2004年有74,000起，人数约375万人。维权运动渤蓬发展、《·九·评*》广为传播、退!党!运动方兴未艾、法轮功不屈斗争、地下教会长期坚持和地下民运野火不断。所有这些民间反抗的综合力量必将把中共送入历史垃圾堆中去，为时不久了。

草庵：今天时间快到了，对维权运动先讨论到此。我相信今后还有很多维权运动事件发生，我们再来讨论。再见。

伍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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