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个多月以前吧！我陪老婆回中坜娘家，路经元智大学附近兴仁路二段时，见到一大片眷村社区，不少房舍前堆置着家俱旧物，而有些屋舍已成空屋。我问老婆，老婆说，听说这片眷村就要拆除了。
我开车经过，匆匆一瞥而已。那熟悉的屋影，平房、红砖、狭巷，似迷宫般的社区巷弄，是我熟悉的成长记忆之一。当时心想，下次回中坜时，记得带相机，拍些照片做为留念。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区，已看不到这种传统眷村的景象了。
我的记忆中，台北市信义路五段附近，曾有过这样的眷村社区。当时的信义计划区与今日截然不同，没有世贸中心、市政府、凯悦饭店(君悦饭店)、台北101、新光三越、华纳威秀或纽约纽约，这大片区域都属于陆军四四兵工厂。信义路五段至象山山麓，则是一大片的眷村。中强公园附近是三张犁靶场。当时，台北市的高中生，无论男生女生，军训课程都会安排到这个靶场来实弹射击。“反攻大陆，解救同胞”，是我国小时最熟悉的口号。
当时的四四兵工厂，兴建了一条铁路，沿着今天的市政府、市议会门口、国父纪念馆、光复南路、延吉市场，然后在敦化北路附近衔接台铁纵贯线，这条铁路支线是用来运送军火。
这条铁路早已消逝，随着兵工厂于民国七十年左右迁移至三峡，这条铁路也跟着拆除了。年轻一辈或许不知道台北东区曾有这一条军事铁路，不过它的旧路线至今仍然很清晰，特别是从国父纪念馆到延吉超市的这一段，整条马路呈现平缓的弧状，路中间规划为停车场，那即是昔日火车所走的路线。
延吉超市旁有一间土地公庙，至今仍在。当时土地庙前有一片小广场，广场左侧有一条大河流，夏日常看到大孩子在河里游泳。越过河，绵延至今日的中华电视台那一带，当时还是一片稻田。每天晚上，土地公庙前至少聚集三、四十名附近的小孩子，聚集在庙前广场玩各种追逐或躲藏的游戏；而秋收之后，附近田地变为空旷，则成为小朋友玩骑马打仗游戏的战场。
土地公庙右侧，紧临着延吉街，越过马路的巷子，延吉街54巷内，就是我家了。我们家的位置蛮奇特的。屋前有四四兵工厂的铁轨，屋后则是台铁的纵贯线，屋前屋后，都有火车通过。
纵贯线的火车班次多，不分日夜，火车经过时，总是轰然引起屋内一阵轻震，电视画面跳动闪晃，但习惯成自然，也就不以为意。四四兵工厂的火车班次较少，偶尔出现，总是引起小朋友的好奇，一节节没有车厢的火车，载着一辆辆的吉普车，有时载着坦克车而过，都是小男生很有兴趣的东西。
我每天走这条铁路去上学，我就读国父纪念馆旁的光复国小。走铁轨是最短的路线，顺着铁轨走，也不会迷路。
我在小学五年级时搬家，大约是民国六十年。一方面是土地被政府征收，不得不搬迁；另一方面是父亲事业渐有成，于是家族在四兽山的中坡一带买地盖房子，在那一年搬离了延吉街的旧宅。
后来，求学繁忙，佷少再回到故居地。几十年间，延吉街附近变化剧烈，稻田、河流早就消失，忠孝东路四段、五段早已打通，甚至一路向东至六、七段。两条铁路也都从地面消失了，一进入地下，一被拆除。昔日延吉街的整片平房，如今已是高楼林立。而我的家，则早已堙灭，变成今日的市民大道。
我读大学时，每天会骑摩托车经过四四兵工厂旁的小路。当时信义路五段还没打通，只能绕着小路，经过三张犁靶场、附近的眷村，然后绕出来基隆路。后来，实施信义都市计划，信义路五段打通了，这里的旧式眷村也陆续建成了国宅大楼。
我第一次走进眷村，是大学时，随着老师及学长学姊进入新生南路的龙飞社区做调查访问。这个眷村社区的范围相当辽阔，规模不下于信义路五段的眷村。后来，龙飞社区眷村也拆了，变成今日的大安森林公园。
没想到两个月一晃眼就过去了。我今天才回到中坜。
载着老婆孩子回内坜娘家后，独自开车前往兴仁路。抵达笃行五村时，看见路旁已围起一长排的工程围墙。从缺口进入围篱内，才发现整大片的社区，竟拆得只剩稀疏几户而已。诺大的社区，变成一片红土平原。我有些懊悔。明知即将拆除，为什么不专程跑一趟中坜呢？
只能在空地上闲荡而已，只剩一片红土，能拍什么呢？我朝剩余的几间残屋走过去。远远看见屋里还聚集了一些老人们在下棋聊天。屋旁附近有一司令台及小公园，公园内茂然成荫的榕树则未遭砍除。
公园内冷清无人，一只白色的狗则孤单地伫立于公园旁的残墙，仍守候着家园。它的目光茫然，仿佛纳闷着昔日热闹的公园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废墟。
不远处有一位中年男子迎面走来。看到我在摄影，主动与我打招呼，我询问起眷村拆除的事。他是眷村的居民。他说一个月前就拆除了，居民都已搬至新的国宅了。至于这块地的用途，他听到三种说法，一是土地被元智大学买走，一是政府要设立公园，一是要盖医院。事实如何，他并不确定。
他对我感到好奇。问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来笃行五村拍照？我说我来自台北，听说这里的眷村要拆了，所以想来拍照，留做纪念。
“你应该也是眷村长大的吧！？”他开口问。
“我不是。”我说。他的表情有些困惑。
“我只是对即将消逝的旧事物有兴趣，想拍下来做为记录纪念而已。”
这样的回答，似乎欠缺一种情感上的说服力。
“我小时候也是住这种旧式平房，后来土地被政府征收，房子被拆除，变成了马路。或许是这原因，所以对即将被拆除的老房子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吧！”我说。
这句话才引起他的认同。我们热络地聊了起来。他热心的告诉我，虽然笃行五村已几乎拆光了，但笃行六村还没拆。
“你可以到笃行六村，你会看到你想拍的旧式眷村。”他说：“我正要出去办事，不然我就可以带你去笃行六村走一走。”
“没有关系。”我谢谢他的好意，并问：“笃行六村在哪里？”他比了方向说，开车大约一、两分钟而已，距离这里很近。于是我们彼此道别。路程不远，我走路前往笃行六村。
笃行五村与六村之间，有座大型荣民工厂。我上次经过时曾注意到这间工厂，有大片的红砖旧屋，我曾暂时停车，透过围墙探望，当时大门深锁，无法进入。今天再次经过荣民工厂。临时决定走往警卫室，问能否进去参观拍照。诚恳说明来意后，警卫同意我进入工厂旧宿舍区拍照。
荣民工厂的宿舍区，使用昔日的营区，总共有七栋长条形的红砖营房，每栋房舍隔成七间房间，总计四十九间，每间约十坪，约可容纳十人，总计约可容纳490人，相当一个营的兵力。还有三、四栋长条形的卫浴间。
这种平房红砖瓦屋营舍，恐怕现在的部队也很少用了。现在的营舍大多改建为钢筋水泥营房，而这里竟然还保存着这么一片朴旧的旧营舍。这种房舍迟早也会像笃行五村一样被拆除吧！我心里这么猜想。因为房舍的历史不够悠久，也不曾住过着名的将官或英雄人物，大半很难逃过“地尽其利”的拆除宿命。我今天决定顺路进来拍摄是对的，否则以后还是得再专程跑一趟。
从荣民工厂走到笃行六村，走路就二、三分钟。在前面的路口看见一群老荣民拿着椅子坐在路边聊天，我上前询问笃行六村的位置。一位老荣民回说：“从这里走过去都是笃行六村。”
我往前走，右侧出现大片的平房旧屋。我随意从一条狭小的巷子走进去。这里的巷道应该都相通。在巷外不觉得有异样，进去后，才发现每户人家的大门都未锁或打开着，屋内空空荡荡，散弃着杂物。站在门口，可以看到每一个家庭，也可以走进去参观。
我挨家逐户的前进，没遇到任何人，仿佛走进一座空城。走出较大的巷道时，则见四处散置着废弃物，满目疮痍的景象，让我联想到了战争，炮弹轰炸后，村庄空无人烟的景象。
这种战争印象，不像是我前一阵子在电视上看到的巴格达巷战，也不是越战电影里的村庄场景。这种房舍街景，让我联想到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国共内战的历史记忆。
这只是一时脑海里思绪波涌而已。这里的居民并不是逃难去了，而是搬迁至新国宅。是喜，不是悲。想当年，我小学五年级要搬新家时，是何等兴高采烈，终于脱离陈旧的红砖平房，要搬去住新颖的公寓楼房。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觉得不舍。就像刚才在笃行五村看到一群老人在残存的旧屋内聊天，就像刚才在街口转角聊天的老荣民们。这些旧屋是人生记忆与情感的所在。
渐渐地，我听到机器引擎及敲撞声，从另一端传过来。于是朝那个方向走去。我心想，笃行六村也终于要拆除了。我告诉自已，幸好只迟到一半，虽然错过五村，但至少还拍到了六村的遗容。
我走往怪手作业区域的途中，看到一位老婆婆双手提着房屋拆除下来的细弯铁条迎面而来，我向前打招呼，她的神色有些紧张，主动趋前过来。她急忙向我解释说，她只是捡拆屋下来的废铁去卖而已，因为失业，为了生活，她才来这里捡废铁。她可能是看我拿着相机在拍房子，误以为我是现场监工或政府单位的督导人员吧！
我笑着回说：“没关系，这些都是不要的。”这么回答，她就安心了。“你是住这里的吗？”我问。她点点头说是。
“那你已搬去住新国宅了吧！”我说。
“没有，”她说：“我住眷村外围，所以没有配到国宅。”
我一时不知如何接口，她也没再多说明。挥手道别，我目送着她提着细弯铁条的背影而去。我想她应该明白，拿着照机在工地现场监工拍照的，不会是什么大官员，多说也无益。而我呢？既然无力帮忙，又何必多问。
往前走，引擎声愈来愈吵杂，前面的怪手正忙碌的拆屋，附近屋舍的墙壁被油漆则写了个大大的“拆”字。机器怪手的后方有个小公园，公园前有一座铜像，绕上黄色警示条，以避免怪手误撞到铜像。我朝铜像走了过去，铜像的基台写着“永怀领袖”，这是前总统蒋介石先生的铜像。铜像正面对怪手与正被拆除的房舍。
公园内外一片狼籍，无人在此闲坐聊天或散步。我站到领袖铜像的左后方，一起看着前方作业中的怪手。看着几十年来所熟悉的眷村社区在眼前被一一拆除，我想领袖的心情应是相当的不舍吧！
我与领袖的生活背景虽然不同，但此刻我们的心情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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