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7日讯】1970年3月6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起床后，管理员拨开号子门上的老虎窗对我们下命令：各自坐在铺位上不准走动，等会有重要新闻广播。平时早饭前全体起立“早请示”背诵语录的常规也宣布暂停。更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往日极为准时的午餐，居然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开饭。号子里的喇叭从早晨起就反复地播放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无间断，而且声音大的出奇，少说也在七八十分贝以上。方征悄悄告诉我：“今天恐伯要有大行动。喇叭里这么大的声音是为了盖住外面大院里的什么响动。”（事后我才知道，这位法院老院长的判断真tmd太准了）起床后的一系列反常现象，令全号子难友惊疑不已，就在中饭结束后一个个惴惴不安地坐在铺位上胡乱猜测时，7号牢门砰地打开，那位陈医生背着双手站在门口盯住我说：“2605，把东西带出来！”我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在喊我，赶紧连声答应（以往一直被人称呼姓名，一下子象狗一样被人呼唤号码，我一直不太适应）。同室难友一齐过来帮我整理铺盖和换洗衣服，一面低声告别。我这人有个到死都改不掉的坏习惯，走到哪里都爱交朋友，全号子的难友同我处的都不错。眼看我先于他们“出去”，除了几个新客，几乎每人都同我打了招呼。其中平时同我最谈得来的马聚尘难友和那位法院老院长（下面马上很快就会谈到），更是再三叮咛我多多保重，日后再见。我把牙膏、草纸、肥皂全部留给了难友们，一手拎着裤子、一手夹着铺盖出了7号。

出7号之后，我被身后的陈医生押着走到东、西大院汇合处一个被犯人们称之为“柜台”的地方，脚步刚停，看到我的几个朋友已被反拷双手蹲在那里。放下铺盖，我也立即被反拷双手命令蹲下。我扫了几位朋友一眼，有李蔚荣，有张稼云，还有Z和C（注：张稼云和当天惨遭枪杀的张稼山是同胞兄弟，都是我和李立荣的朋友。张稼云和我们一样，从少年时代即爱好文学、且在文学上很有才华。他于1979年平反后一直在南京钢铁厂工作，业余时间致力写作。1994年5月的一天，在单位浴室洗澡时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呕心沥血所写几十万字的书稿亦未能问世；另二位Z和C同为我的朋友兼同案犯，因多年不通音讯失去联系，无法征询是否同意在本文中使用真名，故权以字母代之），但没有张稼山在内。当时我还为之庆幸：总算没有被“一网打尽”。

张稼山和李立荣是街坊，从小一起长大，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身材不高，体型魁梧，心地极为忠厚，为人乐观开朗，他那张白净净的脸上似乎总挂着愉快，一双略带女姓化的大眼睛看人时，总透着亲切温暖，使人特别容易亲近。他和我还有一亇奇怪的共同爱好：喜欢安徽的黄梅戏，尤其是特别喜欢严凤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驸马》。这使一班酷爱西方古典音乐而对中国地方戏曲从无兴趣的朋友们颇感奇怪。1968年严凤英在合肥挨斗，我曾连写三信叫她到我的农场来暂避“风头”（注：此信估计落在那些军代表、造反派畜牲手里了），张稼山甚至几次想去合肥把严大姐救出来，可惜最终未能去成。后来得悉严大姐不幸自杀，我和张稼山一边喝酒一边挥泪，发了狂似地诅咒这个罪恶的现实。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事犹历历在目。我认识他前后虽不到三年时间，但在我这颗已日渐衰老的心中，一直在悲悼地怀念他。

20分钟后，我们五人被押上一辆黑色囚车，另外还有八九个犯人陆续被押上来。随着一路凄厉的警笛声，很快到了五台山体育场。大约半小时后，我们每人身后由两名身高马大的士兵一左一右架弯着腰走到“主席台”旁一快空地上就地蹲下，紧接着有十几名被绳子紧紧捆绑的犯人被押着经过我身边，这时我看到了张稼山。他被绑着，由于绳索勒的太紧而哎哟哎哟的呻吟。片刻之后，当大喇叭里响起“把罪犯押进会场”时，我像一只鸡一样，双脚悬空的被拎上了主席台的边侧。脚刚落地，身后的人一把揪住我头发强迫我抬头“亮相”，另一人则抽紧勒在我颈项上的绳圈。整个五台山体育场，除了四百米跑道上没有人外，看台、盆地中央的赛场以及其他边边角角全部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群。我心里估算了一下，少说也有十万之众。就在我稍一分神之际，只听大会主持者大声命令：“把张稼山现行反革命集团所有罪犯押过来！”登时我们被反架着在审判席下一字排开，弓着腰低头听候宣判。一段不算太长的罪名念过之后，宣判人提高嗓门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张稼山死刑，立即执行！”吼声才落，陡然间起了一阵骚动，只见好几个兵一齐向排在左一的张稼山涌去，我听见张稼山挣扎着要喊什么，由于喉咙被绳圈紧紧勒住而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哇哇声。我弯着腰斜眼看去，七八个人在死命按住张稼山，而他仍在拼命挣扎……三个小时前，当我蹲在娃娃桥看守所“柜台”旁时，还暗自庆幸这次张稼山总算没被卷进来；做梦也没想到转眼间他竟一下子成了我们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执行！

接下来是对我们五个人的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张稼云是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后是李蔚荣，8年。

在我们后面是对另一个现反集团的宣判，记得首犯名叫厉功友，是个复员军人，他和六七个下关的小混混经常一起喝酒乱侃，天南海北，无所不吹，最后稀里糊涂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厉功友获刑“无期”，总算留了条命，后来在1978年底第一批被平了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聚尘。上文已经提到，就在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在7号牢房整理铺盖时，同关7号的马聚尘还热心地过来帮我收拾铺盖并互道珍重。仅仅三小时后，他也被绑上了五台山公判大会的审判台。他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的王飞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国投敌”。他原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会计，1968年秋和姨父王飞从南京飞到昆明，再转车去云南边境，打算从那里越境到缅甸。中途被当地民兵截获，后押回南京关进娃娃桥。我刚进7号不久，通过简单交谈就看出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和我一样，爱好文学艺术，写得一手好字，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黑暗极为反感。在我被反拷的六天五夜里，都是他喂饭喂水、料理大小便，并不时悄悄鼓励安慰我。这份珍贵的情谊多年来我一直感铭在胸，可惜永远没有报答的机会了。

3月6日这次公判大会，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一人。其余十几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现行反革命”！

公判大会结束后，我们分别被押上十几辆敞篷军车游街示众。南京30万人被组织起来列队立于市区主干道两旁，像欢迎来访的外国元首一样夹道观看长长的刑车车队。前面六辆是死刑刑车，每车两名五花大绑的死刑犯架在车厢前面，颈背插着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随着车队的缓缓行进，十一支白色亡命牌像夫子庙的条形宫灯在半空中微微摇曳。我被押在7号车上，与判死刑者不同的是，他们的头被紧紧捺住低下，而我则由身后当兵的揪住头发强行仰头“示众”。刑车车队从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开出，沿广州路转向中山路，向新街口广场前行。当行至新街口曙光理发店（当时南京有名的大理发店，现已拆掉。原址位于新街口邮局对面）时，车队忽然停了下来，只听人群中有人在喊：“曙光理发店二楼有人拍照。”顿时，不少军警和便衣纷纷向曙光理发店跑去，也不知是否找到了那位摄影爱好者。这位摄影者是出于好奇，还是另有考虑想记录下这精彩的历史瞬间呢？多年来我一直想探明个中原委，也很想知道这位摄影爱好者后来的下落，但至今不得而知。

约三分钟后，车队继续前进，经过新街口广场向左拐上中山东路，然后右转驶入太平路再右转进升州路，行至白下路口，我和后面车子停了一下，前面六辆死刑车直行往升洲路方向一直去凤凰西街枪毙人的刑场。我看见前面车子直行，知道张稼山最后的时刻到了，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架我的两个当兵的见我哭，倒没怎么为难我，只是揪住我头发晃了晃我的头，低声呵斥我别作声。死刑车队去后，我们的车队最后由白下路驶回娃娃桥看守所。

这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大会，也是南京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的首场。继此之后，又于1970年4月28日处决12名，7月24日处决24名，12月10日处决10名。另外还有不少“现反”被个别处决，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上述成批处决的“现反”中，比较有名的还有4月28日处决的“张明才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明才，7月24日处决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团首犯”王同竹。凑巧的是，张、王二君同我均有一面之缘。

在这四批集体处决中，最震撼人心、最骇人听闻的当数1970年12月10日那场。在“12•10”公判中，我情同手足的好友李立荣与他母亲一同被判死刑、绑在同一辆刑车上走向刑场。对此，我下面将专门叙述。这四批被处决的“现反”，到1980年经复查后，全部被确定为冤杀、错杀，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冤杀率为百分之百！

“三•六”公判大会的第三天，1970年3月9日，我被送往南京长江砖瓦厂（后并入南京第四机床厂），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十年铁窗生涯。

我在投入劳改后，除了前面插入的外调林舜英一事外，一直得不到李立荣和林舜英的消息。我一度还在想，等到我熬满十年，毕竟还能再见到李立荣，那时劫后重逢的场景将是何等令人激动！我们都是判的十年，但这十年徒刑是摧毁不了我们意志的。十年之后我们一定会更成熟更坚强，我们一定会勇敢地面对险恶的后半生。

1970年是我劳改岁月中最难熬的日子。那时我被分在八卦窑出窑，窑洞里的气温达到摄氏70度，汗水滴在刚刚开窑的瓦片上立马挥发成一个白点。每天拖着一千多斤的板车从高高的窑顶沿着螺旋形陡坡向下走时，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只要脚下一滑，不死也要塌层皮。由于疯狂地出汗，得不断地大量喝水。我一位极知己的难友曹治平先生（曹先生如今已是资产逾千万的化工企业家了，诸位有兴趣的话马上可以用“百度”搜索到他）当时和我一同出窑，他曾替我数过，我有次一口气喝过24竹筒的水，加起来相当于5000毫升！一面是极度繁重的体力劳动，另一面则是极度的饥饿——每顿饭只能管一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两眼发青地巴望着下一顿。繁重的劳动所造成的疲劳加上无休无止的饥饿，使得人极为虚弱，夜晚上厕所时必须手扶墙壁慢慢挪，否则会一下子瘫倒在地。在这非人的地狱环境里，人的一切信念几乎都被击垮，我感到自己已经快要退化成低级动物了，每天头脑里想的尽是吃、吃、吃，吃饱后能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躺着。人类的一切情感似乎在我身上都已不复存在，每天早上眼一睁就巴望着开饭，然后又巴望早点收工、早点结束学习、早点躺在铺上进入梦乡，忘掉眼前的一切。在这种非人的恶劣环境里，只有最后一丝人性勉强支撑着我，除为了免得我慈爱的双亲伤心，我得咬牙活下去外，每当想到李立荣此刻也在另一处和我一样备受折磨，他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也同样会想到我时，我的心多少又会增加一点活力。我始终记得我们多次在一起说过的话：我们今生唯一的希望只是“时间”。我们毕竟年轻，那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已到耄耋之年，不管他的喽罗们怎样天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怎么也耗不过我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他一翘辫子，中国的一切都会有重大的改观！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咬紧牙关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总有希望。

遗憾的是许多人没能活到那一天；遗憾的是李立荣是其中之一。

1970年12月11日，这天是劳改犯家属接见日。我的老父亲在接见时偷偷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12月10日，南京又开了公判大会，李立荣和林舜英母子二人一同被判了死刑，并在会后绑到凤凰西街执行了枪决。这个消息就像五雷轰顶般一下子将我炸昏了，我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无边无际的空虚绝望，像海上的浓雾包围着我，我感到透不过气来，窒息的痛苦在吞啮着我的每一个细胞。我已记不清老父亲后来是怎么离开的了。我只依稀记得那天我在监房的院子里像一只孤独的狼一样，反复来回不停的走动，不时仰望电网高墙内狭小的天空，希望苍天能幻化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亲切的面容。但我感受到的只是冰冷的细雨，看到的只是绝望的铅灰色的天。

我的反常举止引起了一些“劳改积极分子”的注意，当晚管教干部找我谈话，严厉的斥责了我。

李立荣死了，林舜英死了，曹汉华死了，张稼山死了。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都死了！而我居然还活着！我为什么还要活着？为自己？为父母兄弟？我什么也说不清，我已失去了为什么活下去明确的动机。要说还有点什么的话，那只是在心灵深处隐隐还保留有一点残存的信念：总有一天——只要我活着就能看到——眼前的一切都会有一场大改变。到那时，独裁者和他的爪牙们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到那时，民主将取代独裁，自由将取代专制，光明将取代黑暗，正义将取代邪恶，人们将不再会终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爱情、友谊、人类一切美好的感情，都会在灿烂的阳光下自由地流淌……。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方式揭露出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曾经发生过哪些骇人听闻的罪恶，让人们了解罪恶的真相，罪恶的实质和罪恶的根源。也许正因为有这么一点点残存的信念，我才咬紧牙关苦苦熬了过来，没有让自己沉沦为一具行尸走肉，也没让自已的大脑被“洗”成一团浆糊。

有关李立荣和林舜英最后的情况，从1970年底直到我刑满出狱的1979年8月23日，我在里面一无所知。直到出狱后，我通过李立荣的妹妹、李蔚荣的夫人、当年曾与李立荣同在溧阳社渚农场劳改过的一位难友、在1970年12月10日公判那天亲眼目睹李立荣母子被害经过的几位熟人，才大致了解到事情的梗概。由于并非我亲眼所见、况又事隔多年，下文只是综合叙述了他们母子最后的遭遇，其中的细节我就无法详尽地描述了。

就在我被判刑之后，李立荣突然从他劳改所在的溧阳社渚农场被押回南京，关进了娃娃桥看守所。据同他当时关在一个号子的难友说，当时他又黑又瘦，原本清臒的脸上有几处明显的伤痕，平时坐在地铺上一动不动，成天一声不吭，两眼盯住墙壁几个小时也不转移一下目光。同号子难友问他犯什么事时，只是轻轻的摇摇头。这位难友看着他进号子、又看着他最后被带走，从来没有听到李立荣讲过一句话。1970年12月10日那天，上午11点多钟他被带出号子，临走时什么东西也没带，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号子。这位难友后来才知道他是李立荣。

那么，已经判刑的李立荣究竟为了什么又被处死呢？这个问题显然只能由当时的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来回答，我无从知晓其中详情，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搞不清楚。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在我看到了李立荣的死刑判决书，并回顾了1970年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后，才基本上找到了答案。

前文已述，在我的批斗会上，我得知李立荣已在几天前，即1969年6月13日已被判刑十年。按公检法的规矩，对政治犯，特别是对李立荣这种“现行反革命”，不把他的所有问题搞个水落石出、榨干他身上的“油水”，是绝不会罢手的。也就是说，既然判了，说明所有案情均已查清。另外，根据惯例，对李立荣这种类型的政治犯，在定罪判刑之后，一般不会重新处理——这里我指的是加重处理。这倒不是什么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而是出自公检法内部一种追查政治责任的考虑。对“现反”型的政治犯，公检法的一贯办案程式是，首先在预审阶段不择手段的穷追猛打、狠挖深掘，从人犯嘴里掏空所需要的内容；然后再充分发挥主观臆想，发挥“逼供信”、“莫须有”的强大功能来充实巩固；最终经过“无限上纲”包装完成后，才能送到审判人员手里去“从重从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办案——特别是大案——的方式是极其“慎重”的，（当然这绝非出于对政治犯人身权利的尊重，而是出自对“宁可错杀，决不放过”这条指导思想的铁定遵从。）经过如此慎重且行之有效的办案程式，如果仍然会出现漏判、轻判，其必然结果就是有关办案人员会受到追究。为什么会漏判、轻判？是姑息养奸，还是包庇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意识淡薄还是敌我阵线不明？只要沾上一条，轻者去“五七干校”劳动，重则免不了成为“隐藏在公检法内部的阶级敌人”。正因为公检法办案人员都具有这种普遍心态，加之上述如此严谨的办案程式，我可以拍胸担保，凡是公检法这台功能发挥到极致的机器制造出来的政治犯，肯定都是百分之百的“铁案”，凡经处理的政治犯，即使最挑剔的人，也无法找到重新加重处理的半条理由。纵然有个别人要挑刺，也必然会遭到公检法内部人员的一致强烈抵制。正因如此，我才敢肯定李立荣的重新处理，和第一次的判刑决没有任何关系。

李立荣的改判死刑，是当局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在落实新出笼的对内镇压政策过程中发生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