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7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谦北京特稿）中国大陆经过近二十年的开放改革，固然取得成就，但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症结；而随着社会日益开放，这些矛盾和症结正不断演变成民众维权的声音。

中国大陆民间维权声音的高涨，其成因有政治上的、有经济上的，也有社会上的，但其结果却是相同：民众利益受损。过往中国处于相对封闭时期，外界很少听到民间维权的声音，但近几年来，这种声音愈来愈强，即使在首都北京，也随处可闻。

在政治上，这些维权声音不一定是海外媒体较为关注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更多的是执法不公或是官员贪渎行为所触发的抗争。中国大陆连年出现的上访潮，足以说明问题所在。

即使在北京，民众也开始敢于维权，挑战当局的政策。北京朝阳区东五环外东坝地区的大型社区，近日就有一千七百名居民因为不满飞机航道过于飞近他们的居所，共同签名抗议。

根据北京“华夏时报”的报导，这个社区向来日夜都享受着安静祥和，但三月起，小区上空突然出现了北京首都机场的客机，此后飞机的架次越来越频繁，整个社区的二千多户居民陷入了不堪其扰的噪音生活。

为了争取恢复昔日的清静环境，居民多次与中国民航总局以及华北空管局等部门联系，以了解真相并寻求解决办法。但由于有关部门一直不予理会，于是，居民实行自救，发起了签名行动。

在最近另一起更为严重的个案中─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月前爆发的制造假药并导致多起死亡事件，北京舆论也毫无保留地把矛头指向有关执法部门。在一则相关专题报导中，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质问说，难道负责监督药物的地方当局官员就没有责任吗？

事发后，“21世纪经济报导”也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使政府成为一个脱离市场中各利益方的公平守夜人，这才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在经济上，由于中国大陆社会的贫富问题日益严重，加上某些企业暴利过度，民众的维权举动也逐渐显现。近期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深圳市民邹涛由于不满房地产价格昂贵，在网上以公开信形式发起“不买房行动”，备受瞩目。

据报导，公开信上网后不到半个小时，被点击了一千七百一十七次。

对于贫富悬殊扩大，北京“新京报”于二十二日发表社论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一些国有垄断行业不断拉大与其他行业的差距。”这番言论明显冲着国有企业而来。

国有企业的垄断如何促使民众不满，这可从北京的出租汽车业看出端倪。一位计程车司机近日告诉中央社记者，他驾驶的计程车属于国有企业，月租人民币六千元，不包括汽油及维修。扣除各项支出，他每月净收入二、三千元；而购买一辆新计程车约需八万元。

如果这位司机没说错，那么，在北京投资一辆计程车的成本，不到两年即可回本；而所以回本那么快，是因为这个行业被垄断。据称，垄断这个行业的，除了国有企业外，也有民营企业。

据说，北京多年前曾开放计程车市场，让民众自行购买经营，每月只须缴交相关费用七百元左右，但当局在发出一千多张牌照后，就停止实施。

北京的“中国经营报”于二十二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更以“社会公敌”来形容这些垄断性的行业。据报导，除了计程车公司外，这些垄断性行业还有航空公司及电讯公司。

除了政治及经济层面出现维权声音外，中国大陆某些黑势力及企业单位无法无天的恶行，也激起民众更多的集体反抗，不再逆来顺受。日前，北京一个住宅区的一些居民因为与物业负责人发生纠纷，结果发现物业负责人收集了一份各住户的“黑名单”，他们由于恐怕受报复，结果报警求助。

在此之前，北京朝阳区广顺园小区紫方路九号院的一名小业主因为不满保安员向其亲友收取两元停车费，当场召来友人殴打保安员。其后，院内其他业主在住区张贴横幅，号召“大家与不良风气作斗争”，但此举却进一步触怒涉嫌行凶的小业主。横幅张贴后一个晚上，数十名大汉进入屋苑，命令十三名保安人员跪成一圈，然后对他们拳打脚踢。

但院内居民并未向黑势力低头，反而向报章透露详情，道出这名恶霸业主的名字。事后警方已介入调查。

近日发生的另一起个案是，位于北京人大附中对面的知春里三号楼，从五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五日更换电梯，每天工作声如雷动。由于大楼内住了不少人大附中学生，刚好他们高考在即，忙于温习，因此感到备受滋扰。据报导，大楼从三楼到十八楼，都有人在更换电梯告示中写上“扰民！高考在即，反对拆梯！”

大厦一名女住户曾要求大楼所属物业公司协助处理，但对方的回复是：这是电梯公司的事，他们解决不了。为此，住户只好自救，借着向报章公开事件来维护权益。

以上个案的成因，都是财雄势大的个人或企业单位漠视弱小社群的权益所导致；而民众的自救方式尽管未必有效，却也反映出中国大陆民众经过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洗礼，已不再容忍社会各种不公及欺压现象，设法为自己争取权益。

综合而言，当前中国大陆民间所呈现的各种不满声音，是社会矛盾及各种不合理现象所激化；而这些矛盾的成因有政治的、有经济的，也有社会的，既复杂，又广泛。

有评论认为，中国当局清楚看到问题所在，因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上任后提出了“和谐”及“以民为本”的治国观点，希望借此消弭矛盾，避免社会失控。

与此同时，当局也容许媒体揭发更多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以及官员贪渎和土豪恶霸的劣行。至于当局本身，也公开承诺打击贪污，改善执政效能。

但也有分析认为，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经验，和谐也许只是一种结果的期待，在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政府加强执法，强化法治精神，才是维护公民权益、消除社会不公及缔造一个更加公义社会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