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1日讯】日军投降后， 国民党打“汉奸”。但作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国民党， 从没搞大规模针对群众的 “打汉奸” 的“革命运动”，只是把为首几个最高层的汪伪政府人物法办（或枪毙，或监禁），并没有把在日军的枪口底下，不得不屈服的无数百姓打成 “汉奸”处死。

另一方面，在抗日中不打日军，执行毛泽东“让地给日本才是爱国”的方针、拿着国民政府给的粮饷不打日本、佯打日本而真打国军的毛泽东的中共，却在抗日中和抗日胜利后，都自己当 “大汉奸”不说，还以“打汉奸”为名，劫杀普通百姓，壮大自己的财力、军力。

中共不打日军，却占领了不少土地，是因为很有“收集”日军曾打下、后因人力不足而退出的土地的 “本事”。中共在日军退出后，占领那些实际上是日军为他们打下的土地后，即进行 “打汉奸”运动。

（以下的两段是转贴文章）

“日军占领一个地方已后，绝大多数的农村成员不可能离乡背井，尤其是长期在外逃难；即使是农村中有权有势的地主士绅也不例外。日军占领一个地方后，也需要人力、物力与其他服务，所以一定要找些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中不少是旧政府的的保长、甲长、村长或是地主士绅，所以中共打汉奸，一方面可以突出其民族主义的热诚，另一方面则可以削弱富农与地主的政经力量。而中共打汉奸的方式，则是利用农民组织，针对个别地主士绅或保甲长发动斗争，由农民指控，由农民斗争，使贫苦农民与这些所谓汉奸彻底决裂。不过，由于中共强调“汉奸”是阶级倾向的表现，农民协会也可能以汉奸罪名对情节轻微，甚至毫无情节的地主士绅展开斗争。(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356)”

“……当然，动员农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农民害怕地主士绅报复，多半不敢有所行动，因此，就跟以前的农民运动一样，中共往往是倚赖“地痞流氓”来打头阵。等到贫农起来参与斗争后，再提拔他们来取代地痞流氓。而由于贫农起来斗争后，往往十分害怕地主士绅报复，因此中共利用这种恐慌心理，透过所谓民主形式与政治参与，让他们之中所谓的“积极分子”，以压倒性的票数，取得基层政权的控制。而中共跟国民党不同的一点就是，对基层组织控制得十分彻底，每个村都要有党员，没有党员的村叫空白村，必须消除。(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359)”

不打日寇、却专打中国人(专打中国国军及中国百姓)的毛魔汉奸，就是这样，用无比“巧妙”、奸猾、“无破绽”的办法， 仗着武力暴力，不但把自己的汉奸面貌掩盖，而且装成“正义的抗日爱国审官”，以“汉奸”之名，审判、劫杀曾受日军控制的地区的百姓，不断地壮大自己的财力和军力， (那些被他利用来杀害、抢劫本地人的农民，后因害怕 “还乡团”的报复，只能铁心跟中共走，许多并参加中共军队，随军离开家乡，中共军队因而得到壮大)。

“解放后”的镇反(镇压 “反革命”)，镇压的主要是在抗日中出生入死而幸存的国军将士及没有去台湾的国民政府各级党政军人员，可能是中共心虚的缘故，并没怎强调反什么汉奸（因为他们知道，在抗日战争中，那些被镇压的 “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反日，而他们自己通日。他们心底知道谁是真“汉奸”。)很多对苏联红军在东北抢掠强奸劣行（很多东北人认为这方面苏军比日军还厉害)有微言的中国东北同胞，都被打成“反革命”而受重刑。(谁是“汉奸”? 由此亦可见一斑）。到了最来，在中共成功对中国人洗脑，中共歪曲、捏造的“中共领导中国抗日的历史”的宣传已在中国“深入人心”之后，别说被揪出而受刑受死的民间的“汉奸”千千万万、多如牛毛，连中共的建国功臣，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是“汉奸”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刘少奇的罪名是“汉奸、工贼、反革命”。）

不少台湾人痛恨威权时代杀了不少台湾人（主要是台湾的中共党员和台湾共产党员或有关人士)的蒋介石，但是，幸好去台湾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若是毛泽东的中共占领台湾，光是杀在五十年的日本殖民期间，在日本人的枪口下为日本人做过事的台湾“汉奸”，就够台湾血流成河的了！而且，台湾人还将连痛恨杀人者的权利都没有，还要祖祖辈辈高呼杀人者“万岁”……

──原载《右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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