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10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文清扬澳洲堪培拉采访报导）“我对此（中共活摘器官）一无所知，这太邪恶了！”——这是澳洲堪培拉观众在观看纪录片《国有器官》（State Organs）后发出的震惊之声。这部揭露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纪录片不仅给不同背景的观众带来了同样的冲击，而且唤醒他们对这场人权灾难的关注与反思。
10月28日晚，作为澳洲法轮功在国会前举行的为期四天、旨在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与跨国镇压活动的一部分，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在堪培拉市中心的Dendy电影院举办了纪录片《国有器官》的放映会。
近日获得第16届洛杉矶“真相电影节”（Awareness Film Festival）的“评审团特别影响力奖”（Special Jury Impact Award）的《国有器官》讲述了两位中国年轻人在遭中共警方拘留而失踪后，他们的家人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艰难寻亲之旅。
影片通过采访被强制失踪的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曾现场参与中共活摘器官的医生，以及目睹医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人，揭开了中共以国家为主导、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
“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对其人民做了很多控制的事情，但对于活摘器官，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我有些震惊，他们居然能逍遥法外。”没有透露姓氏的年轻观众凯恩（Kain）说。
他用“极其邪恶（Diabolical）”和“令人无法接受”来形容这一罪行，并认为活摘器官“违反伦理道德，绝对违反人权”。
平面设计师奥利维罗斯（Sara Munoz Oliveros）在观看影片后感慨道，“观影时，我真切地为那些遭受苦难的家庭祈祷。”对她而言，这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影片不仅令人悲伤，更因为她来自哥伦比亚的背景，因而唤起了她对政治迫害下“被消失”民众的深刻共鸣。
曾在中国居住两年的奥利维罗斯表示，“看到这种事在本世纪仍在发生，令人非常难过。”
“我们在科技和科学上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但作为人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在发动战争。我们何时才能在思想上取得进步，学会真正关心人类？”
在被问及澳洲政府是否能为制止器官旅游或活摘暴行做些什么时，奥利维罗斯认为，单一国家的行动难以奏效。
在她看来，真正的改变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全世界团结一致施压；如果这不可能，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从中国内部开始。”
“人们必须觉醒，看清真相”，她说。
行为治疗师阿姆斯特朗（Tyler Armstrong）亦表示自己观影前对此知之甚少。
“我之前只略知维吾尔人受迫害的事情，但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完全不了解。”影片深刻地触动了他。
“影片非常感人，这真的让我震撼，让我看清了许多现实，留下了许多思考”，阿姆斯特朗说，“人们所经历的痛苦令人动容。这是一部信息量很大的好电影，后续讨论中，大家的热情也让我印象深刻。”他认为，电影的情感张力使议题更具说服力，“它能让人们更容易记住并传播出去”。
受访观众还表示，影片在传播真相、提高公众对中共活摘暴行认知方面至关重要。
“这部影片百分之百地提高了认知度”，凯恩肯定地说。他补充道，尽管自己不懂中文，但影片传达的情感让他能轻易理解其中的内容，“这是一部好电影，这让我意识到许多以前未曾了解的事。”。
阿姆斯特朗则表示，影片充满情感的呈现方式使其更具力量。
“它能让真相更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这样他们才能更广泛地传播这个讯息。”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议题，内心仍在消化这巨大的信息量。
奥利维罗斯表示，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她来自中国的室友讨论这部电影。她渴望听到室友的想法，并与她分享自己所见证的一切。
这些来自观众的震惊印证了人权律师麦塔斯的核心观点——正是外界的一无所知与沉默、中共的掩盖，政治利益的权衡使这场反人类罪行得以持续。
麦塔斯与前加拿大亚太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早在2006年就发表调查报告，揭露中国活摘器官罪行。“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于2019年裁定中共政权“确定无疑”地在系统性地进行强摘器官，但六年过去，中共活摘暴行未止。
对此，麦塔斯对新!唐!人:表示，“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难以置信”他说，即使“中国法庭”已明确裁定中共确实在活摘器官，但人们仍然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中国法庭的存在，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
他进一步表示，除了民众的一无所知之外，还有中共的掩盖与反向宣传。
“中共当局不仅封锁真相，还积极散播反向叙事。”
此外，他也提到，一些与中共打交道的政府，基于外交与经济等考量，往往以其它利益为重，牺牲了人权议题。
不过，麦塔斯强调，国际社会仍有些许进展。自“中国法庭”发表裁决后，十二位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专员联合发声，表达“深切忧虑”；加拿大通过了禁止涉入器官买卖的新法；欧洲理事会的多个国家也签署了《反对贩运人体器官公约》。
“这些进展虽然微小，与问题的严重性不成比例，但至少证明不是毫无作为”，他说，“只是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多。”
对于如何阻止活摘器官的罪行，麦塔斯认为“行动”本身比任何策略都重要。
“我不认为应该去比较哪种做法更好——关键是不能袖手旁观。”他举例指出，台湾通过医院报告制度追踪赴中国移植器官人数，英国采用护理报告机制，以色列则建立了医疗检查制度，“这些都是有效的尝试”。
“最重要的是，不要忽视问题。做点什么，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当人们走出影院时，他们对这个议题的了解无疑加深了很多，并且几乎都受到了鼓舞，要去和他们的朋友、家人及同事谈论这件事。”堪培拉放映会问答环节主持人、来自“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的成员索菲亚‧布莱斯金（Sophia Bryskine）欣慰地分享了她的观察。
“当然许多人有很多疑问，有些人从未听说过这个议题，有些人则略知一二”，她说，“但影片让他们了解了更多真相。”
“我认为关键讯息就是：提高认知，去了解这个议题，明白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至今仍在发生。”她表示，“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因为那样才更有可能让这一切走向终结。”
责任编辑：宗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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