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它的中心任务就是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以暴力革命推翻国家现有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中共初期的工作重点，也是发展工农运动。而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为那些中共党徒们打了一针兴奋剂，中国也要走苏俄的道路：把工人组织起来，经过罢工、暴动等方式，迅速夺取国家政权。自中共成立的两年内，先后领导的工人罢工达一百多次。如省港大罢工、安源煤矿罢工、开滦煤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当属京汉铁路大罢工。
其实，在京汉铁路罢工之前，出现了北京长辛店罢工。按照中共的说法，罢工取得了最后胜利。其实，长辛店罢工是以涨工资为主要目的。当铁路工人增加了工资以后，罢工随即停止。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起因，不是要求涨工资，而是要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这完全是政治事件了。
直系军阀吴佩孚，成为此次事件的主角。
吴佩孚，山东蓬莱人。当年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在北京故意制造混乱，吓跑南方特使蔡元培、汪精卫等，就是他的杰作。
吴外表粗犷，却是个重情义的暖男。曾经有位德国妙龄少女露娜，听说了吴佩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她供职的洛阳德国公使馆内直接给吴写了一封信，信中流露爱慕之意，最后还附上一句： “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吴佩孚看到信后微微一顿，然后哈哈大笑，直接提笔就给她回了四个字 “老妻尚在”。就凭这一点，和那些革命家相比，吴佩孚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中共元老董必武对他的评价也是很中肯的：“吴佩孚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但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和那些腰缠万贯的军阀相比，也是难能可贵的”。董老先生还算公平。但如果跟现在的中共高官相比又如何呢？ 那吴佩孚只能算贫困户了！
为完成对铁路的实际控制，中共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张国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潭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包惠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等参加。
列位看官，你想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当时的中国政府能同意吗？
在当今的中共统治下，别说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就是一个工厂的活动，就会置你于死地，何况当时的直系军阀刚执掌政府大权，政局还不稳定，大规模会议会给北京政府、给驻扎洛阳的吴佩孚造成直接威胁。
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建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 军事区域，岂能开会”。总工会遂派出杨德甫等代表到洛阳面见吴佩孚，提出：“根据约法和大帅过往的政治主张，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大帅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吴佩孚八字胡一撇，训斥道：“你说的是哪个约法？现在政府有自己的法律，谁违反政府法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杨德甫道：“大帅曾表示，要保护我们工人的利益，现在却出尔反尔了？”
吴显然不耐烦了：“不是刚给你们涨工资了吗？还闹腾什么？这里是军事重地，不准开大会。”说完起身扬长而去。这就是吴的风格：话不多，也不善讲道理，但他认准的事，谁也不行。吴说的涨工资是指刚刚过去的长辛店罢工，当时也是在吴佩孚的严厉督促下，铁路总局答应给所有铁路工人涨工资。
代表们回到郑州，将吴的态度告之负责人。负责人大骂：“这个背信弃义的反动军阀！我们不听他的，照样开会”，这真是“不把豆包当干粮了”。政府、军队一次次的让步，使中共自信心爆棚：只要把工人组织起来，没人惹得了我们！ 其实，这也是政府惯的：自孙中山二次革命以来，军阀们你争我夺，连年开战，哪顾得上什么共产党！也就一次次地迁就它 。现在它却来劲了：以为老子天下第一！
2月1日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的代表一千多人，抬着各地赠送的匾额整队向会场进发。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这时，军警层层包围了会场，会议代表很快被驱散，各地工会赠送的匾额被捣毁。但铁路工会仍不知进退：不顾当时的环境，不顾工人的安危和生计，宣布于2月4日实施总罢工，且提出了五项条件：（一）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要求吴、靳（云鹗）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二）要求路局赔偿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三）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将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之一切匾额礼物，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向总工会道歉。（四）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看看这五条，除四、五条于工人利益有关外，更像是火上浇油的最后通牒。对铁路工会提出的条件，吴佩孚没有给予回应。
一时间，整个京汉铁路的陷入瘫痪。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按中共的说法：京汉铁路大罢工，严重影响了吴佩孚重要的经济来源，打击了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前面说了，连共产党自己的元老董必武也说：吴佩孚从军几十年，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的好名声。那么，京汉铁路的收入是他自己的吗？中共所谓的反动政府不是中国政府吗？罢工不是对国家经济的破坏吗？不就是违法活动吗？
而且，不仅仅是罢工，许多地段的铁路被扒掉，机车零件被拆散，罢工已发展成动乱。吴佩孚本就眼里容不进沙子，更见不得别人如此猖狂。当即下令，抓捕罢工组织者：2月5日，在郑州逮捕了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和姜海士、刘文松、王宗培、钱能贵等人;7日全面搜查罢工组织者，尤其是起领导组织作用的共产党人和带头闹事的工人；严惩破坏铁路、机车设备的暴乱者。中共党员、罢工组织者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和江岸工会委员长林祥谦于2月7日晚被捕。紧急时刻，负责罢工的中共领导李震瀛、赵子健、徐宽、姚作堂、戴清屏、解长春等，舍去了他们心爱的工人们慌忙逃跑，致使中共高官全部漏网。事后，林祥谦、施洋不肯认罪而被处死。
中共声称：京汉大罢工导致五十二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四十多人被捕，一千多人被开除。不管数字是否正确，这不是共产党自己导致的吗？
最终，工人迫于压力复工。这个压力不仅是强权压力，更重要的是：不开工，工人吃什么？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从上小学时，就知道吴佩孚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每看到林祥谦、施洋被杀时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激动得就要落泪。现在看来：泪是白流了，因为他们的死确实不冤。
共产党声称为工人谋利益，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工人的工资仍然是最低的，舍得给他们涨工资吗？准许他们罢工吗？如果是强行罢工，那肯定是：
喇叭震天响，警棍明晃晃，
机枪连成排，杀你不商量。
安源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开滦煤矿大罢工等，也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因为工作是工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以政治目的的罢工并不是工人们的初衷。前面讲了：“巴黎公社”也好，“十月革命”也好，并不是依靠真正的产业工人成功的，而是利用帮会、流氓无产者、雇佣军等开展革命行动的。对中国工人而言，企业、厂矿就是他们的家，是保障他们生活来源的基础。毁掉了这些，他们的生活会更加困苦不堪。
正是：
今日罢工意如何 只为亲人讨生活
若为革命身先死 爹娘子女何所托
由此可知，那些被思想家、革命家所认为的 “资产阶级革命”和“工农革命”等都是瞎胡诌，是马列主义者为自己的利益所编造的谎言而已！
中共的“农民运动”也是搞得“热火朝天”。在《共产党》月刊曾发表《告中国的农民》的文章，宣称： “革命者应面向农民”“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觉悟”；号召农民“集合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东西，抢回你们被抢的田地”；“你们一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的”，“共产主义就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的痛苦”。不得不佩服共产党的宣传能力，这些宣传极具欺骗性、煽动性：穷人要起来革命，向富人开战。那些农村穷人一听说去富人家抢东西，自然是乐得屁颠屁颠的：有人给撑腰，先抢了再说！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是这样赞扬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农会还有一些极端革命的“农民诸禁”的规定：如“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鸡鸭，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如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会禁止城里杀牛。株州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一百三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在外。……跑光了，结果就等于被驱逐。”“湘潭的晏容秋，是各界人民强迫县长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乡有几十个，少的地方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
各位客官，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把毛泽东原话摘录来，让大家看看这些言论是什么货色！这是什么革命？这不仅仅是痞子运动，简直是流氓恶棍、无法无天的犯罪行为！老毛却说什么“好得很”。
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中共开展的范围广、影响大的农民运动，领导者是后来被中共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到1922年底，海丰县已有九十八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两万户，自然人口近十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眼见农民运动愈演愈烈，民国政府不得不予以取缔：12月中旬，浙江省长下令，对正在召开减租大会的农民进行严厉处置，逮捕各地农协领导人，强行解散农民协会；湖南省对农会一些负责人给予严厉打击：逮捕农会成员七十多人；广东省亦对农会负责人进行了大逮捕，澎湃逃往外地躲避。
至此，中共初期的工农运动均遭到了失败。
但中共的革命斗争不会停止，还会向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发展。不仅如此，还逐渐丰富了其革命的理论。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即是这种革命理论的基础。毛根据民众对经济资源的占有，把民众划分五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而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即是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力军。说白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穷人革富人的命。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被列《毛泽东选集》的首篇。确实，这篇文章就是中共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划分阶级，搞阶级对抗，开展工农革命，最后夺取政权。
其实，人的出身、文化水平、认识能力、工作能力、健康程度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都不一样，必然导致在社会中所处地位、所占有的财富也有所不同，这是社会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古代有贫富，当代也有贫富，将来同样会有贫富之分，但贫富却不是划分好、坏人的依据。穷人中有好人，也不乏坏人，富人中同样有好、坏人之分。在地主、企业主当中，也许有不劳而获、巧取豪夺者，但更多的是靠勤劳、智慧、善良、能力等致富的。在穷人中，也有善良的人，但也不乏懒惰、挥霍、邪念之人。而穷人闹革命，歪曲了是非、好坏、善恶的标准，完全违背了人类的道德观念。这样的邪恶理论必然给社会带来危害。
正是：
民众本是同根生 马列鼓噪论富穷
兄弟相煎分敌我 中国从此不太平
如是曰：无论古今中外还是未来的社会，工人、农民永远会处在社会的底层，永远不会出现工人、农民掌握国家政权的时代，这个社会也永远存在不公平，也永远不会消灭私有制，不会有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中共的工农革命就是对民众的欺骗、愚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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