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唐兵、顾晓华采访报导）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官方仍然高唱所谓“光明论”，但中国欠债人越来越多。
2025年，中国个人信用违约黑名单上的人数达到了850万人。2020年的时候才570万，5年时间暴增将近50%。一个人还不起欠债，全家都跟着遭殃。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公民一旦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法院会发出限制高消费令，涉及使用交通工具、住宿娱乐、教育和保险理财等。贷款、融资、信用卡受限，网购等平台可能受限，无法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境也可能受限。
中国失信人的处境如何？他们怎样过着特殊的生活？
贵州的失信人杨刚（化名）告诉大.纪.元;，他2020年做装修工作，2021年与朋友合伙装修开酒吧和会所，开业后遇到消防来查，因没有办理消防许可，停业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开始，但因为同时遇到疫情，停停开开，最后在2023年年底彻底破产。
杨刚在经营酒吧期间与合伙人发生矛盾，最后拆伙，向银行贷款自己干，总共负债590万元（人民币，下同），都是用别人的名义贷的款，但由于是他牵的头，所以债主们都来找他。“我当时还因欠员工工资被起诉，最后被限高（消费）是我雇用的保安公司起诉的。”
杨刚说，因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有认识人，有打点过关系，实际他欠银行的钱没有被催得很紧，银行也就是打电话问一下，有的时候“请喝茶”，但是聊一聊最后对方就以“找不到人”之类的理由放过去了。
“有的时候也有催债的电话，还有贴广告催债，还有威胁的，各种各样的事都有，但是有什么办法，没钱怎么还？法院那些人好办一些，因为都有打交道，以前来我们会所免费招待他们，催得最紧的是个人债主。”
他说，欠债以后朋友都不敢接触你了，怕你借钱。
为了躲债，也是为了能再翻盘，今年杨刚到了义鸟，之前也曾想过去杭州发展的，但是全国经济萧条，哪里都一样，只有义乌现金流还好点。他说，“现在在义乌做日结，租800元的房子，一个月赚二三千元，不是为了还债，是为了生活下去。还债要考虑好项目，做点什么才可以挣钱还债，但现在找项目太难了。”
他说，现在就是自己调整心态，坚持活下去，再想办法还债。“在义乌这边有好多和我一样负债的，都是想在这边看看能不能找到翻身的机会”。
广东39岁的企业主龙飞（化名），十几年前开始创业，公司资产一度超过六七百万元。2019年之后遭遇新冠疫情封控，公司一夜崩塌，自己也债务缠身。
龙飞经历失信、限高，背负一两桩起诉案，欠了银行的钱逾期了，“我欠银行二百万左右，高利贷总共有四五十万，私人普通的大概有六十多万。”他说。
今年6月14日，龙飞对大.纪.元;记者说，清明节时祖坟被挖，是借钱利息高的两家债主干的，一家是欠34万元，另外一家是欠16万元。
当时有人打电话给龙飞，说他家的坟被铇开了。他跟债主说，“我出去工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点一点地还，如果你们等不及了，大不了你们要了我的命，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说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挖坟）事情的话，你就不要怪我走极端，我现在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最后债方说，利息他们不要了，有钱把本金还上就行。
龙飞说，他被追债追到患上抑郁症，跟债主和解以后病况好多了，现在准备出去找工作。但失信人要重新爬起来需要一点时间的，经历疫情之后，所有各方面的收入都降了，谁也不敢随便再投资了，“我们圈子里面说的最现实又搞笑的话是：这个年头但凡有一点上进心的人都负债了。”
他说，欠银行的部分，他还不起了。银行的也查了，发现他没有财产了，说给本金八折处理，但是现在即使本金八折也没办法还。
龙飞认为，造成他们负债人走投无路的真正原因是制度问题。“现在政府把我们失信人的路子堵死了，尤其是征信这一块，特别是限高（消费），还是按照以前的规定。说实话，现在限高铁和飞机那些制度早就该改了，因为很多时候飞机的机票打折比火车票还便宜，这些制度政府一直不改。现在是把负债人往死里逼，完全不给活路了。”
他说，事实上许多负债人已远走越南了，把工厂搬到越南，后来还了债，很多人都是对国内环境失望。
龙飞举例，他有一个做冻干机的朋友，是河北人，去年将设备卖了，只挣了1万元，设备是做药品的，对方企业是做药品的，结果药品被说是假的，把提供设备的朋友给牵进去，法院没收了他那1万元，还罚了他40万元，强制执行。他还被关了半年，出来还被追缴罚款。
“他负债是八十多万，法院罚款是40万，法院把他列为失信人，你说法院黑不黑，应该是他没有找关系，挺无奈的。现在他找了个越南媳妇，想办法到越南发展。在国内这种环境比较难搞。”
龙飞说，“疫情时（做核酸）的张核子赚了多少钱，他罚了多少？（现在）一个做实业的人只挣了一万，不但判刑，还要罚他四十万，这些事情是人能干出来的吗？”
也有欠债人自称“过得不错”。
在广东从事美容产业的34岁老板黄星（化名），2016年开始负债六百多万，现在还剩二百多万没还，银行的欠款一分钱没还，还的大部分都是欠私人的。但欠员工的也不打算还了。
“我现在欠员工十几万，这十几万我也不打算给了，你要起诉就起诉了，我现在重新买的车，买的房，反正没在我的名下，让他们起诉了，我现在也被执行了。”
他说，刚刚暴雷的时候很焦虑的，被吓得半死，慢慢地就坦然面对了。
“我身边的朋友该还的，曾经帮我，拿钱给的，我肯定要还的。银行的钱，不想还。像银行这几年跟我沟通多少次，还有信用卡那些东西，直接给我免息免罚金，然后本金给我分期，我说我没钱，现在还不起。”
对黄星而言，中共官方的限制措施似乎对他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影响不大。
上了失信黑名单之后，黄星和别人合伙在广东开厂，做洗发水，包括股份和在公司挂职的监事都是以家人的名义。法院冻结他的银行卡，还冻结微信里面的零钱，他现在用家人的银行卡和微信。
“可以坐高铁，坐飞机，顶多我不跟银行往来，我是找第三方解决坐高铁、坐飞机。一万多块钱，我是找朋友挂靠他那个公司，要出差，然后他们那边就可以打证明。”
他有许多办法，挂靠在做外企的朋友的公司，挂了职以后就可以正常出行，已经挂了四五年了。
黄星说，法院正常的逻辑是1年可以拘留你2次，但是一般不会拘留你。这么多年，他没有被拘留过。
“我现在名下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现在是失信，如果我被查到有钱进入，但是你不归还，你就属于老赖。失信和老赖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失信是属于我有偿还意愿，但是我没有偿还能力，老赖是属于你有偿还能力，但是你没有偿还意愿，所以他就拘你。”
黄星最后说，这几年负债的人太多了，特别是新冠疫情封控那几年。但对他而言，现在生活质量没有下降，“该有的我也有了，我车也不比以前差，房也不比以前差。”
中西方的征信制度差异很大。西方征信是经济工具，高度商业化；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是政府治理机制。近年国内外不少学者、律师、人权组织揭露中共的社会信用体系有迫害人权的因素。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在2019年文章中指出，失信惩戒违反“依法行政”“尊重人权”和“不当联结禁止”原则，可能损害名誉权、隐私权和人格尊严。
中国是一党专政极权国家，外界普遍担忧，中国社会信用评价系统是政治监控系统。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组织认为，这是大规模监控计划的一部分，用于压制异见、维稳，尤其在新疆等地与预测性警务结合。
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认为，在西方能正常运作很好的制度，一旦被中共修改移植到中国，就会变畸形，带有恶政的特点。而中共这套制度又是虚伪的，在官商关系或地方保护下，欠债者能通过资产转移、假诉讼、搞关系逃避黑名单或执行。那些所谓人脉广的人有诸多办法可以钻空子，照样可以赚大钱、过自己的日子。但是普通债权人追债极难，法院执行率长期不高。一些债权人永远无法追回自己的钱。至于欠银行的钱被拖成烂账，这本身也是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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