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王净纯报导）前中共体制内官员杜文近日透露，他收到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汇总、经政治局常委蔡奇签署并上报习*近*平的内部经济调研报告，他认为，报告反映中国经济的三大马车已全部熄火，整体经济进入“癌症晚期”。专家认为，对中共而言，最可怕的是经济危机演变成治理危机，政权危机。

蔡奇的内部报告聚焦于中国经济的三大马车，包括投资、出口与内需。投资方面，固定自产投资低于预期，民间投资看低。出口方面，大批企业外迁，先进产能转移至越南、墨西哥、印度等地。消费方面，消费疲弱，青年就业问题是关键，而农民工规模性回流，已引发贫困反弹、上访增多及基层治理压力等连锁问题。

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在新!唐!人:电视台《新闻大家谈》节目表示，这份内部报告，其真实性不能百分之百确认，但是的确跟现在中国大陆的真实状况非常相像。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5月零售销售下滑0.6%，固定资产投资前五个月下降4.1%，房地产更是下跌16.2%。陈文甲认为，这代表消费、投资跟房地产，都承受很大的压力，但其实中国经济现在不是单纯的不景气，而是几个问题都卡住，投资拉不动，出口压力大，内需起不来，最重要是就业问题。

陈文甲分析，投资方面，以前中共是靠基建，房地产、还有地方政府举债来拉动经济。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中共推出了4兆人民币的刺激方案，短期刺激经济有效，但是后果是地方债大增，空城，还有产能过剩。现在地方政府就算发行公债，很多钱也未必去做新建设，而是先去还债，然后补贴财政缺口，就像一个家庭借钱不是拿去开店赚钱，而是拿去还信用卡债，资金实际上没有新的增长动能。

在出口方面，陈文甲认为，其实中国的工厂不是不能做，而是利润变薄，风险变高。很多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到像越南、墨西哥、印度，就是为了要避免美国的关税跟地缘政治风险，当然会打击到内需。

讲到内需，陈文甲表示，其实老百姓不敢花钱，不是因为不想买，而是房价跌，工作不稳，医疗养老负担重；而年轻人找不到好工作，当然就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小孩；农民工如果大规模回流，地方治安跟上访压力也会随之增大。

至于有人说中国经济回到了1997或1999年，陈文甲认为，其实今天中国的产业规模比当年大很多，但是社会信心可能更弱，当年还有加入世贸组织（WTO），还有城市化跟房地产的上升动能，现在房市下行，人口老化，外资观望，内需信心不足，加上美国还有其它一些非红供应链的压力，当然状况就非常之差。但是总的来看，中国经济现在还不会立刻崩盘，而是进入了一个低信心、低消费、高债务、高管控的新常态。

针对报告提到的农民工规模性回流问题，资深媒体人李肃表示，很多农民工回乡，不是带着钱荣归故里，而是人穷了，找不到工作了。但是回乡更找不着工作，工作机会不在乡下，都在城里，所以就会有更多的不满情绪，社会问题就会增加，这就会带来了所谓的基层治理压力。

李肃认为，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在乡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在经济本来已经放缓的情况下，在城市、在经济中心都做不到，在乡下更难做到。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由政府提供资金，给回乡的农民工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然后给他们提供知识、技能的再培训，使得他们能够适应新的产业需求，获得再就业机会，但这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在目前的分配机制下，让中共政府真的拿钱出来给民众，概率非常低，本来他们就不想给农民，就是要盘剥农民，所以给农民工钱的概率就更低。

李肃进一步分析，如果经济越来越不好，回乡的农民越来越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人生计发生困难，所以，出现更多的社会动荡，尤其在乡村地区出现，是完全可能的。而这，事实上才是中共最担心的。它担心的不是经济本身，而是由此引发的上访及治理压力。

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说，对中共而言，经济当然重要，但它最担心的其实不是GDP少了几个百分点，而是当经济不好之后，会不会演变成社会不满，抗议增加及上访变多，最后冲击到基层治理与政权的安全。

陈文甲指出，因为中共的治理逻辑非常简单，就是靠两件事情做支撑，第一个是让老百姓相信日子会越过越好，另外一个就是维稳体系，让不满情绪不要组织化。一旦经济下滑，第一个支柱松动了，当然第二个支柱压力就会变大。

他以房地产为例，过去中国家庭把房子当财产，地方政府靠卖地获取财政收入，建商靠预售制度扩张。但像恒大、碧桂园等房企出现问题之后，出现了很多烂尾楼，然后烂尾楼业主开始停贷、抗议上访，对中共而言，这比房价下跌更加敏感。

陈文甲表示，中共真正担心的，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还有包括贫穷反弹，上访增多，还有基层治理压力升高，这就是经济危机转成一个治理危机的一个传导链。对中共而言，这是最可怕的。

蔡奇的这份内部报告是绕开了统计局系统，另外建立的一个独立的数据调查系统。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隆在新!唐!人:电视台《新闻大破解》节目表示，这显示中共高层自己不信任官方的统计数据。

他说，中共自己内部都知道，数据水分太多，多到无法参考。现在有人判断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是按中共说的打四折，就是说如果中共讲100的话，大概只有40，这是指合理猜测。所以以前李克强任总理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不是靠层层上报的含有大量水分的数据，而是利用李克强指数，其中的三个指标都是有据可查，再与其它指标交叉比对，侧面印证。

所谓李克强指数，包括三个核心指标，一是反映制造业与工厂实际运转规模的工业用电量，二是反映企业投资意愿与整体市场资金流动性的银行中长期贷款，三是反映物资流通与工业生产活跃度的铁路货运量。

吴嘉隆分析，现在这样做可能也不行，也不够用了，所以必须另外组建一套数据的系统，以取得他们认为比较真实的数据。但是，收集数据一定要有一个步骤，有一个标准，什么数据统计进来，什么数据不能放进来，数据怎么定义等等，是很复杂的，要知道，当年帮助设计西方国家统计系统的人，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吴嘉隆举例说，比如计算失业率，要先定义失业，现在中共的失业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找工作的意愿，第二个还没有找到工作，这叫失业人口。如果不想找工作，或者没有去登记找工作，不列入失业统计。所以如果很多人因为长期失业，退出职场，那就减少了失业人口，失业率就改善了。这样统计出来的失业数据，不可能正确判断失业情况，从而制定出正确的就业政策。

吴嘉隆总结说，因为中国经济数据的失真，宏观经济的判断严重走样，现在到底要紧还是松，整个其实没有一个依据，所以经济陷入危机，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不晓得如何应对，结果情况就一直恶化，一直拖下去，到最后可能会走上崩坏的道路，把它形容为癌症晚期也可以。

参考视频【新闻大家谈】蔡奇绝密报告惊动中南海 中国经济已退回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