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彬、顾晓华采访报导）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宣布，正研究设立“特定情境下非银流动性支持工具”。这项打破传统、绕过银行直接对券商与基金“精准输血”的金融工具，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专家表示，这反映出官方对非银体系集体踩踏的深层危机感，更预示着中国金融正加速步入风险深水区。

6月17日，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宣布了6项金融政策措施，包含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在诸多措施中，又以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备受市场关注。

潘功胜称，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正常流动性管道受阻，导致机构群体性面临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央行将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

所谓“特定情境下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用大白话说，它并非用来救助单一特定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而是为了防止风险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的“防疫隔离措施”。

此工具主要针对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当这些机构在特定情境下出现集体流动性崩溃的连锁反应时，央行将启动特殊机制，以“资产互换（抵押）”的方式提供资金，协助机构补上紧急债务缺口，为市场及时止血。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接受采访时分析表示，该金融工具凸显出中共央行面临未来金融风险时，不得不承担“最后兜底者”的危机感。“这反映了中共央行已经意识到，中国金融风险的传导中心，正从传统的银行体系扩散到债市、资管、基金、券商及保险等非银体系。”

然而，申请机构要使用这项“特效药”并非没有代价。潘功胜强调，该机制在设计上将综合权衡“维护市场稳定”与“防范道德风险”。其中，“特定情景”意味着该机制绝非对非银机构的常态化流动性供给；而“防范道德风险”则意味着申请机构平时必须满足宏观审慎监管要求，且操作时须提供高等级抵押品。

孙国祥认为，潘功胜明确划定了使用资格与代价，“这不是无条件救市，而是央行准备建立一种类似最后流动性防线的机制。”

事实上，这一政策构想并非首次提出。潘功胜早在2025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便已释放讯号：人民银行将在平衡市场稳定与道德风险的前提下，探索特定情境下向非银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安排。

孙国祥进一步分析，央行导入此工具的宏观背景在于中国经济目前内需偏弱、投资与房地产持续承压，整体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

在转型过程中，近年非银金融产品规模急遽扩张，其内部积累的流动性风险极易通过机构行为放大。以2022年末“理财产品集体赎回负回馈”及2025年第三季“债券基金集中缩短久期”为例，两度引发市场恐慌，导致10年期国债殖利率大幅飙升逾20个基点（bp）。在债券市场中，20个基点的波动已堪称一场“小海啸”。

回顾2022年末的市场恐慌，理财公司当时面临排山倒海的赎回压力，迫使其必须优先抛售流动性最佳的资产，10年期国债随之成为首要牺牲品。所有机构同时出现恐慌性抛售，导致国债殖利率短时间内暴涨，整个债市几近瘫痪。

传统上，央行仅负责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但上述风波证实，理财公司与债券基金等非银机构一旦爆发集体恐慌，其庞大的资金体量足以震垮整个国债市场。

孙国祥表示，“导入新的非银支持工具，表明中共央行承认非银机构已成为系统性金融稳定的核心节点。”“未来中国再次出现类似非银机构集体踩踏的概率偏高，但演变成全面性金融危机的概率，仍低于局部市场的剧烈震荡。”

然而，有学者则质疑这种金融工具的有效性。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央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质能力正边际递减。

谢田解释，西方的流动性支持工具依赖于央行、财政、监管与金融机构各自独立的市场环境，资本自由流动；而中共体制下的财政与货币高度一体化，缺乏真正独立的金融机构，流动性缺口实质上多通过行政手段与财政发钱（印钞）来解决。

谢田警告：“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衰退正接近临界点。在这种体制下，频繁动用此类工具的唯一实质风险，就是导致人民币过度超发，进而稀释老百姓的财富、加剧经济衰退，甚至引发全面性的信用崩塌与经济失速。”

责任编辑：林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