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彬、顾晓华采访报导）“天天都想在这里结束一切。这座桥足够高，能够……但我又不敢跳。”33岁的高芷萱在深夜独自站在灯光昏暗的大桥上。她背对江水，脸上泛着泪光，声音沙哑地诉说着内心的绝望。

她略带停顿，对着视频（“未公开的中国”频道）说，“我曾经也是一个拥有上千万家产的小老板，我有三家玩具厂、两辆车、两套房……如今负债二百多万，现在连一碗面的钱都拿不出来。”

高芷萱的哽咽声被深夜的江风吞噬。在当下的中国，这并非一个孤立的悲剧。她是那1.1亿个同样陷入债务绝境的不幸者之一，但在官方冷冰冰的数据里，他们的命运，已经被彻底抹得不留痕迹。

在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中，中国家庭的不良贷款率“不足3%”，低于美国的4.8%，似乎一切风险都可控。然而，在会计指标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微观落差。彭博社报导，截至2025年底，在11亿成年人口中，已有高达10.6%——约1.1亿人陷入债务逾期困境，累积个人不良贷款突破2.2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

尽管官方已于2025年夏季停止发布个人违约的汇总数据，但这1.1亿名处于逾期状态的个体，正成为观测中国实体经济最真实的缩影。

在银行的账面中，只要借款人还在按期支付利息，或者通过债务展期、借新还旧把不良债权打包转移，这笔贷款在账面上就依然是“健康”的。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直言，这种官方数据与民间感知的巨大落差，是一场彻底的“数据错觉”。

“它掩盖了中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技术性破产’。”黄大卫指出，中国家庭财富极大程度锁定在房地产中，当房市暴跌、资产流动性丧失时，真实风险并不体现在不良贷款率（NPL）上，而是体现在消费能力的永久性丧失。

中年男子徐子航就是这场“技术性破产”的牺牲品。2019年，他花费135万元买下一套公寓，首付42万，贷款93万，月供5,360元。

他在“底层在中国”频道讲述自己的遭遇。视频中，他深夜站在被查封的公寓门外，长叹一声后说，“前两年，生意失败，不得已断供了房贷。但我整整还了三年多，共还了18万多，结果去银行一查，近16万全都是付的利息，本金只还了2万多！”

这场狂飙的房地产盛宴，最终给他留下的只有重度抑郁症和一张法院的传票。断供半年后，徐子航被银行起诉。法院通知他，房子评估价100万，起拍价打7折，只有70万。微信钱包中仅剩的几百元也被法院冻结了。

徐子航说，不仅首付款和三年血汗月供打了水漂，还倒欠银行二十几万，还有这场官司的十几万的律师费、诉讼费和保全费。“现在房子没了，我的损失竟然有八十多万，真的很无奈，很心酸。我每天陷入深度忧郁中。”

网络视频“人民报”显示一家做贷款中介的中年男子发出感叹：“现在中产返贫的越来越多。之前接触的客户，身价500万、1,000万以上的，现在很多负债累累，真的太多了。”

“中国至今缺乏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这会产生大量的死债。”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创办人兼理事长吴绍平律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他说，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破产制度是给经营失败者的“解套机制”；但在中国，无力还款的人会被体制简单粗暴地打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限制高消费、冻结账户，几乎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社会边缘人。

“中共这种刚性的制度设定，正将这群失去自救能力的个体无情地边缘化。”吴绍平说。

同样在低谷中痛苦挣扎的还有1997年出生的安徽女孩。“我可能真的要活不下去了”，在自媒体“人民报频道”的视频中，这位28岁的安徽女孩哭诉，“想到当初好的时候，我有千万的家产，拥有三家餐饮店、一家口罩厂、一家网红孵化公司。现在的我破产了，不仅一无所有，还成了一个负债227万的‘老赖’。”

当这些曾经的创业者与中产阶层失去正常的生存空间时，金融机构普遍采取的“抽贷（提前收回贷款）”措施，往往成为压垮资金链的最后一根稻草，进而催生出集体的抗债情绪。

来自江苏南京、今年32岁的陈智翔，对债务困境表现出“摆烂抗债”的极端做法。他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曾向“借呗”、“抖音”、“美团”等多个平台及信用卡累计借款45万，如今已逾期一年。

“我原本能正常还款，是银行突然抽贷，直接导致我资金链断裂。”陈智翔表示。他如今采取不接电话、不管不顾的“躺平”态度。而最让他愤怒的是，催收公司随后采取的“爆通讯录”手段，将他欠债的消息搞得亲友皆知。“既然他们利息不合规，又把我身边的人骚扰遍了，名誉已经毁了，我手里也有录音，这笔钱我就绝对不还了。”陈智翔说。

这种“你不仁、我不义”的暴力反弹心理，正在债务人群体中蔓延。另一位独自一人在外漂泊、身负三百多万债务的母亲王思妤在“未公开的中国”频道表示，自己已经“完全扛不住了”，因为负债连累了家人，如今只能撕下面子在外流浪漂泊。

吴绍平律师讲述在国内时，接手过很多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债务人求助咨询。他指出，因应这些巨额债务，无数野蛮的催债公司应运而生，采用暴力催收，疯狂骚扰债务人的亲朋好友。“中共的体制下，不仅没有援助他们脱身，反而加大了他们的困境。当整个社会中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绝望会在空气中弥漫传播，最终引发家庭破裂、恶性暴力事件等严重的报复社会事件。”

网络论坛流传的数据，正残酷地印证着这种空气中的绝望。疫情后高企的欠债融资，与近年来楼市暴跌、股市震荡交织，正将无数普通人推向高楼的天台。有估算指出，近年跳楼群体最集中的五大诱因分别为：炒股套牢、暂时待业、房子烂尾、陷入“四无”绝境、还有就是沉重的债务。那些最揪心的社会痛点，在短短几年内集中爆发，那些背负债务的群体“走上了天台”。

正如吴绍平所言，这群庞大且失去退路的债务群体，“就像社会的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发群体性的社会事件”。

面对实体经济的冷清与下滑的内需，中共政府推出了各类针对汽车、家电的消费贷款补贴，试图重新激活内需。然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下跌0.6%，为2022年12月以来首次单月录得跌幅。这些政策如同“泥牛入海”，激不起一丝涟漪。

“效果不彰，是因为经济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陷阱。”黄大卫分析道。当大众对未来的收入预期降至冰点、随时面临裁员降薪风险时，个体的理性选择是“去杠杆（还债）”而非“加杠杆（消费）”。

“对于消费者而言，痛点不是融资成本高不高，而是手里有没有钱、明天还有没有工作？”黄大卫直言。

更讽刺的是，政府的补贴资金通常设有信用门槛，往往只能流向仍具备信用能力的人；而真正陷入债务泥淖、急需现金流舒困的1.1亿底层的“失信人员”，根本无法跨过信用门槛以享受补贴，何来刺激大宗消费。政策在供需两端，发生了严重的错配。

另一名身背177万元债务的女性叶子晴，在自媒体“未公开的中国”频道中发出近乎绝望的质问：“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样做，社会才能善待我？我不怕吃苦，不怕干活，我最怕的是我拼到最后却还是一无所有！到底要我怎么样，才能熬过这无人问津的低谷？”

尽管坏帐风险的累积已引发广泛关注，但网贷业务依然是数码支付与短视频巨头的核心变现管道。在这些主流App介面上，针对脆弱群体的“极速放款”与“低门槛”信贷广告依然高频出现。

“这是技术的滞后性与商业利益的残酷博弈。”黄大卫揭开了巨头们的合规外衣。在广告市场疲软的背景下，网贷是少数能将巨大流量转化为稳定现金流的“刚性业务”。更隐蔽的是巨头们的“算法精准收割”——大数据会自动筛选出那些已经“债台高筑，但还剩下一点点还款能力和软肋”的脆弱人群，进行高频率的精准信贷投放。

不少涉世不深、脆弱的年轻人成为了这种毫无节制的资本围猎的对象。二十多岁的女孩张倩因工资发到支付宝后被平台瞬间全额划扣去还网贷，在“未公开的中国”视频中哭得泣不成声：“我现在没有钱吃饭，没有钱交房租……他们不给任何商量余地。”

在这场算法围猎的底层，越来越多像陈智翔、张倩这样的债务人，正在从最初的恐慌演变成一种制度性的躺平与反叛。

山东济南的刘洪涛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自己身上背着3万多元的网贷，其中“放心借”2万，“得物”5,000元。在遭遇催收人员疯狂“爆通讯录”甚至闹到村委会后，满腔愤怒的刘洪涛选择了另一种极端的抗债策略：“不还钱、不失联、死磕到底”。

“我一分钱都没给，也不打算还了。打电话我就接，反正名誉已经被毁了，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刘洪涛说。

市场消息指出，监管层强制要求将利率压低至20%以下、并进行12%的压力测试，这一罕见的行政干预，其背后意图受到关注。

吴绍平与黄大卫均指出，这种焦虑的本质，是对底层秩序失控的恐惧。因为1.1亿人组成的巨大债务体量，一旦发生结构性的集体违约，其连锁反应将远远超出金融领域——暴力催收的失控、失信黑名单的无限蔓延、以及随之激增的极端社会悲剧，随时会将底层的不满怨气转化为直接冲击体制的治安危机。因此，监管层试图以强硬手段迫使互联网平台“审慎经营”，本质上是在测试平台在最极端坏帐下，是否还有足够的资本缓冲垫来“扛住”这场海啸。

吴绍平律师担忧当体制的刚性调节走到尽头，这种技术性的缝补恐难长久。

吴绍平律师预测在经济持续下行的极端危机下，为了防止这颗1.1亿人的“定时炸弹”全面爆炸，官方最终很可能抛弃所有市场规则，采取“一刀切”的行政命令。“要么强制豁免部分个人债务，要么直接以行政手段强制将这些失信人员从征信系统中拉出来。但这绝非出于仁慈，而是出于对政权危机爆发的极度恐惧。”

金融监管强度的提升与个人债务规模的调整仍在持续。在这1.1亿逾期个体的偿债压力未实质舒缓前，旨在刺激内需的百亿财政补贴与宏观调控手段，其最终成效将取决于底层消费杠杆的修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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