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程木兰、骆亚采访报导）中共党魁习*近*平曾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示，2026年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内需。然而半年过去，宏观数据却描绘出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国内消费正陷入罕见的萎缩，同时，以高科技产品为主的出口却逆势狂飙。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庞大的国家资源却倾注于科技业与出口补贴，而民众却在沉重的债务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中挣扎，外界不仅质疑：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是为谁服务？以及经济下滑又是谁在买单？

中共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仅微弱增长1.4%，而5月份单月更直接转负，同比下降0.6%。此种惨淡情况仅在2022年实施“动态清零”政策时出现过。

消费数据展现的是当下，而体现未来的投资方面同样疲软。1至5月中国投资指标较去年同期下跌4.1%，创下疫情初期以来的最差表现。

房地产的低迷更产生了连锁效应，1至5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1%、销售额下降14%，并进一步传递至下游：家具销售下降3%、建筑及装潢材料下降8%、家电下降7%。

此外，5月份中国汽车类商品同比下降高达16%。时事评论频道《杰森视角》播主杰森认为，购买汽车通常被视为家庭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汽车消费惨跌说明民众对未来缺乏信心，“能拖一年就拖一年”。

即便1至5月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6%，杰森也直言这并非消费升级，而是“消费防守”，消费者核心关注的是全网最低价与优惠券，反映出整个中国社会蔓延的“无安全感”。

更令人担忧的是，彭博社援引研究机构Gavekal Dragonomics的估算报导，截至2025年底，中国11亿成年人中约有10.6%存在债务逾期，相当于约有一亿人在面对房贷、车贷或信用贷等债务时无力偿还。

面对消费不振，中共政府接连出台发放补贴、以旧换新与消费券等刺激政策，但为何民众依然不愿花钱？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对大.纪.元;表示，补贴效果不佳的首要原因是消费信心以及对未来经济预期的崩塌；其次，这些补贴和发钱本身都是小钱，而且属于局部、暂时性的措施。

他强调，中国老百姓真正沉重的负担在于社会保障不足与税负过高，家庭需自行承担教育、医疗与养老负担，加上房地产低迷导致中产与低收入家庭财富缩水，民众必然大幅压缩未来消费支出。

台湾学者孙国祥也抱持相同观点，他受访时表示：“问题在于北京把结构性的信心与收入问题，当成短期消费不足来处理。”

黄大卫直言，首先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中国大量财富集中在垄断性的统治阶层，以及与权力高度绑定的利益集团手中。”

他指出，北京决策层长期强调“强国弱民、国进民退”，在这种供给侧与计划经济惯性的思维下，很难真正将有限资源向普通家庭让利。

孙国祥认为，在企业薪资成长有限、青年就业不稳及资产缩水的背景下，民众倾向于存钱还债，储蓄成为了自我保险功能。

他直言，消费券只能降低一次性购物的价格，却无法消除老百姓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与社会安全网，很难形成持续性的内需循环。

他进一步剖析，（中共）所谓的“内需主导”本质上其实是“政府主导”，如过去的房地产开发与大规模基建，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他批评道：“严格来说，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形成以居民消费为核心的内需主导经济。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庞大产能，迫使中国经济更加依赖出口。根据官方统计，5月份中国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4%，《经济学人》的数据更显示5月份出口年增逾19%。

孙国祥对此分析说：“不是北京不知道内需的重要性，而是现有发展体制仍然更擅长扩大生产与出口，却不愿意真正把收入与资源转移给居民部门。”

中国的金融与地方官员考核体系长期偏向投资与制造业，导致政策口号虽喊消费主导，实际操作却又回到建工厂、扩产能与补贴企业。

这最终形成了一个难以摆脱的闭环。黄大卫将其归纳为一种恶性循环：投资补贴制造业，形成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且内需不足，企业只能透过价格战向海外倾销，而欧美国家随即透过反补贴调查与提高关税进行反制，以致企业利润下降、居民收入受压。

孙国祥则点出，中国目前的经济处境称为“转型停滞”。他表示，旧有的房地产与基建模式已接近极限，难以拉动成长；但新模式又因体制与收入分配改革不到位而无法建立。

若北京持续依靠产业补贴与出口，而不真正让利于民，中国经济恐长期陷入低消费、产能过剩、外部摩擦与低通胀相互强化的尴尬局面。

在官方数据中，与消费寒冬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高科技制造业的火热。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其中高科技制造业暴涨15%，工业机器人产量暴涨28%、锂电池产量成长40%、3D打印设备增长54%。

中共政府正将巨额资金押注于高科技，例如芯片大基金三期注册资金达3440亿元人民币；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估算，至2023年中国电动车产业获得的各种支持已超过1.6兆元人民币；近期更传出将投入约2兆元建设全国AI数据中心。

然而，科技突围并未惠及广大基层民众。《经济学人》点出，与过去吸收数百万农民工的出口热潮不同，中国现今的领先产业并不再是劳动密集型。

同样的支出，电动车创造的就业人数远少于传统汽车或新建住宅；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已从2010年的近37%降至去年的28%，迫使大量劳动力转向外卖骑手等零工经济——“他们穿梭在马路车道上，而非站在流水线旁”。

此外，高科技产业高度集中于少数城市，导致内陆省份在中国工业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近48%跌至去年的36%，加剧了区域鸿沟。地方政府盲目补贴也造成资源浪费，咨询机构AlixPartners估算，中国129个电动车品牌中，到2030年仅有15个具备财务可行性。

时评人杰森犀利地表示：“中共这条高科技发展路线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而是它把技术和中国百姓切开了。”

他解释，正常的经济逻辑应是技术进步带动工资与消费上扬，但中共却是反其道而行，透过压低居民收入来增加国际竞争力，将资源集中于出口。而这些依赖资本与自动化的高科技产业，也根本无法为中国社会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

面对中国长期压低内需、疯狂扩大产能并将压力推向全球的作法，国际社会的反弹已众所皆知。欧盟、美国甚至印度与东南亚国家，越来越防范中国的出口倾销，纷纷筑起关税壁垒与产业保护措施。

《经济学人》警告，中国表面上的出口捷报与国内经济积弱正形成恶性循环：国内消费疲软导致物价下跌与汇率贬值，进而增强出口竞争力；而出口的蓬勃又让决策者得以推迟增加社会支出等必要的改革措施。

诚如黄大卫所言：“‘旧模式’与‘转型’本身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经济发展终究有其客观规律，都不会因为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改变。”

责任编辑：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