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梅橙县报导）7月11日，南加州橙县无党派民间组织“USA250-OC”在尼克松图书馆举办美国《宪法》研讨会，两位教授和一位前法官受邀出席，探讨《宪法》制定原则、联邦管辖权和州权、权力制衡、民主、最高法院以及公民教育等议题。
“USA250-OC”联席主席乔艾伦·查塔姆 (JoEllen Chatham) 主持了这场“《宪法》的革命性原则──过往挑战与展望未来”（Revolutionary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Past Challenges and Looking to the Future）研讨会，嘉宾为加大尔湾分校（UCI）法学院院长兼法学教授奥斯汀·凯里（Austin Carey）、前美国加州中区联邦法庭法官安德鲁·吉尔福德（Andrew Guilford）以及佩珀代因大学卡鲁索法学院（Pepperdine Caruso School of Law）法学教授巴里·麦克唐纳（Barry McDonald）。
以下以对话方式摘录讨论会重点。
查塔姆：1776年《独立宣言》被批准后，大陆会议授权各州制定自己的法律，而13个殖民地共同制定的《邦联条例》更像是一份契约。为了修订该条例，1787年召开了制宪会议；但在历时3个半月的辩论后，代表们制定了美国《宪法》，并在1788年正式生效；四年后国会增补和批准了《权利法案》。尽管《宪法》是国家最高法律，但总有人主张修改，一些人对《宪法》的评价也不正面。
凯里：《宪法》是构成“何为美国人”以及“联邦政府意味着什么”等重要议题的框架。我们既要尊重它的重要性和卓越性，也应认识其局限并思考如何继续前行。（注：凯里曾任美国法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主席，2026年被评为美国法学教育界最具影响力的25位领袖之一。）
吉尔福德：我是《宪法》的坚定支持者，它极具前瞻性，是在缺乏先例的情况下建立的民主制度，它让罗德岛这样的小州愿意和纽约这样的大州联合，而不会感觉声音被淹没。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谎言能经受近250年的考验。（注：吉尔福德曾任加州律师协会主席及公共法律中心（Public Law Center）主席，并在美国司法委员会行为准则制定委员会任职，兼任加大尔湾分校（UCI）法学院教授。）
麦克唐纳：我完全赞同“1787年奇迹”的说法，最初的设计是保留各州对地方事务的控制权，只在外交和外贸上统一发声；但而后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注：麦克唐纳曾任第16任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的助理。）
查塔姆：开国元勋称“民主”（democracy）为“暴民政治”（mobocracy），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开国元勋们设立参议院，由各州州议会指派两人任职；采用“选举人团”机制选举总统；设立终身制大法官，以不受政治狂热情绪左右，其初衷是让决策过程放缓并更加审慎。
麦克唐纳：“直接民主”只要人数足够多，就能左右想要的结果。“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写道：我们需要弥补《邦联条例》的缺陷，同时也要遏制各州蔓延的民粹式民主，它会导致国家走向分裂。
吉尔福德：很多人一听到“民主”，就想到由“直接投票决定”，但开国元勋们对此心存顾虑，所以建立了共和国──受制约的政府，不止让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权分立，还包括政府内不同层次和部门间的权力平衡，以及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平衡，因此从广义上说，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凯里：将少数派的权利写入宪法，通过多数来审批程序，这依然体现了多数的原则；而“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既保护了人口较少的小州，也保护了财产所有者的利益。
吉尔福德：“联邦制”是一种权力制衡，但在当今的语境下，意味着将权力交给各州。有部警匪片，警察开着车追到州界，不得不急煞住车，而逃犯回头大笑；当然现实中警察不会停止追捕。现在高院做出许多提升各州权力的裁决，而我们的格言“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其实包含了妥协。
凯里：从经济角度讲，美国的成功之处在于消除各州间的壁垒，确保商品自由流通，并能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现今的世界，随着通讯技术、出行方式和贸易往来的发展，需要全国性的解决方案；并且全球面临的某些难题也难以由单个国家来解决。
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法院倾向于自由派的立场，支持扩大联邦权力，而保守派则关注州权。后来，自由派推动进步政策在联邦受阻，转而利用州法推动；反倒是保守派希望确立全国的监管政策，这与多年前相反，尤其是进步派正在通过重振州权以反制川普领导的联邦政府。
查塔姆：尼克松总统坚信联邦制、选举人团制度以及这种以州为单位的政治架构，他是第一位真正做出竞选承诺并付诸行动──走遍全美50个州的总统。我们不直接选举总统，而是选出选举人，由他们选出总统，选举人的票数＝该州众议员人数＋2名参议员。
凯里：围绕选举人团制的争论其实反映了更宏大的议题：作为个体，我们是否感到自己是这场伟大的美国实验的一部分？我们是否感到自己属于这个联邦？对我而言，无论最终采取选举人团制度还是其它制度，并不那么重要。世界上采取或不采取选举人团制的国家很多，关键在国家是否具备足够的凝聚力，让人们感到自己是其中的一员；那种相互妥协与平衡的机制是否还足以支撑我们走过下一个200年。
我们是否正变得过于分裂，以至于身处小城镇的农村居民会感到被边缘化，觉得自己无法融入更宏大的国家进程；而身处大城市的人可能会因自己选票无足轻重而产生同样的被剥夺感。近二十至三十年的情况更为复杂，比如大量金钱因重划选区而涌入，议员难以脱离党派立场，导致“制衡”大打折扣。
麦克唐纳：建国初期，人们推选像华盛顿这样品德高尚、具备才能且心系公共利益的人为总统；但现在组织严密的政党让选举人变成了“橡皮图章”。大量资金渗透到美国的民主体系中，还有像“杰利蝾螈”（不公正划分选区）这样的现象，但我们可以去投票以推动变革。
查塔姆：《宪法》明确规定了国会的权力，但对总统的权力则表述简略。自二战以来，我们从未宣战，但却经历了韩战、越战、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冲突，《战争权力法》如何起作用？
吉尔福德：伊拉克战争时，国会经充分辩论后通过了两项决议，足以构成“宣战”，在其后的冲突中也是如此。而《战争权力法案》是针对现代世界局势的回应（即总统不能宣战，但能在短时间内采取军事行动）。
麦克唐纳：开国元勋们在联邦层次将权力分为三支，但同时也进行了联邦和州的分权。但到19世纪初，全国两党制的出现，使我们从“权力分立”转为“党派分立”，甚至影响到本应超然于外的最高法院。
查塔姆：很多人关注高院，称其为意见分歧的法院，但其实大多数裁决近乎一致，只有那些引发激烈争议的问题才导致分歧，而法官们对《宪法》的解释也有不同流派，如原旨主义（originalism）、语境主义以及主张“活的宪法”（认为宪法应随时代变迁而演进）。
吉尔福德：“文本主义”（textualism）是你不能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即使你不喜欢，也不能就让那条法律不适用。
麦克唐纳：如果能不偏不倚且有原则的运用“文本主义”，可以起到制衡作用。在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中，约85%没有争议性，另外15%涉及宪法的解释或反歧视法的使用。
凯里：大多数法官（高院及下级法院）都称在运用同样的方法论，但什么原因导致了保守派法官之间在撰写意见书时存在差异？而自由派阵营也是如此。
查塔姆：多年前我教政治学课时，会给学生一份清单，包括保守派、中间派和自由派的刊物和报纸，然后学生自选议题，阅读三类刊物并进行分析。孩子应理解，事物并非“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吉尔福德：我建议大家搜索一下“媒体偏见标准”（media bias standards），然后问自己，是否只听取特定立场的声音。教育是关键，我建议加上“经济学入门”课程，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完全应加入到公民教育中。
凯里：我经常与二十多岁的法学院学生交流，他们充满好奇心，也并非不愿倾听其它意见，我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他们的背景、家庭、经历和政治观点不同，关注点也不同，对那些切身的问题讨论起来比较难。
麦克唐纳：我们需要在公民教育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以年轻人能接受的方式和他们沟通。◇
责任编辑：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