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漫談

永恆之美——什麼是「古典」？我們為什麼需要它？

文／遠山

拉斐爾《雅典學院》，1509—1511年，濕壁畫，羅馬，梵蒂岡署名室。(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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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6-06-13 11:42 PM    標籤: tags: 遠山, 古典音樂, 貝多芬, 希臘, 黃金比例, 建築

當我們在今日的日常生活中提及「古典」二字時，浮現在腦海中的往往是金碧輝煌的音樂廳裡演奏莫札特的交響曲；或是比例完美的希臘雕像；也是書架上裝幀精美、讀起來需要屏氣凝神的大部頭文學巨著。

「古典」彷彿是一個神聖的儲藏室，收納了人類文明史中最優雅、最精緻，也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珍寶。

然而，究竟什麼是「古典」？為什麼在跨越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時空之後，這些古老的音符、線條與文字，依然能夠在喧囂的現代社會中引發我們靈魂深處的共鳴？

在西方語言中，「古典」（Classical）源自拉丁語的「Classicus」。它源於古羅馬的人口普查與稅收制度。羅馬公民依據財產多寡被劃分為五個等級。其中，財產最多、納稅最高的最高階層公民，被稱為「Classicus」。

到了西元二世紀，古羅馬著名作家奧盧斯‧格利烏斯（Aulus Gellius）在文學評論中指出，讀者應當去閱讀那些「scriptor classicus, kohors antiqua」（第一流的作家，古老的群體），而不是粗製濫造的俗世作品。

從此，「Classicus」脫離了物質財產的範疇，晉升為精神與精神產物的代名詞——它代表著那些具有最高品質、堪稱典範、能夠作為後世標準的作品。

如果你在音樂廳裡第一次聽到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的開頭——那四個毫無預警砸下來的音符，短短短長，像有人用鐵拳敲門——你大概很難相信，眼前這部作品是按照一套嚴格到近乎苛刻的數學邏輯寫成的。

這就是古典音樂最令人著迷的地方：它在鐵一般的規則裡，燃燒著火山口般的情感。

支撐「古典主義時期」音樂的，是「奏鳴曲式」（Sonata Form）。它的結構幾乎像一篇論文：先是「呈示部」，清清楚楚地亮出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主題；接著是「展開部」，兩個主題開始在不同調性間碰撞、交鋒、激盪；最後是「再現部」，一切矛盾回歸和解，主題在原調上重新出現，帶著走過衝突之後才有的那種沉靜。

這個時期被後世稱為「維也納三傑」的三位作曲家，各自代表了古典精神的不同面向。

海頓（Joseph Haydn）是這個時代的建築師，人稱「交響曲之父」。他確立了交響曲與弦樂四重奏的基本骨架，作品充滿智性的光輝。

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是古典主義最純粹的化身。他的音樂聽起來如此輕盈流暢，彷彿渾然天成，不費人間一絲氣力。但只要翻開他的總譜，就會發現那裡面的對位與和聲比例，精準得讓人戰慄。

而貝多芬，則是古典主義的集大成者。他承接了海頓與莫札特建立的全部規則，然後往裡面注入了火山爆發般的情感意志。《第五號交響曲》那四個音符的動機，在嚴密的邏輯發展下，竟構築出一部長達三十分鐘、從黑暗走向光明的宏偉史詩——貝多芬自己說過，那四個音符代表的是「命運在敲門」。

古典音樂的偉大，正在於此：它告訴我們，真正的偉大不是毫無節制的情感宣洩，而是在最嚴格的秩序與規範之中，依然能夠翱翔出最自由的靈魂。

如果你曾經走過雅典衛城，站在帕特農神廟（Parthenon）的廊柱之間，你或許會有一種奇異的感受：這座建於兩千五百年前的建築，看上去既古老又現代，既厚重又輕盈。

這種感受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臘建築師刻意計算出來的。

建於公元前447年至432年間的帕特農神廟，是古典希臘建築的巔峰之作。它的每一根柱子，並不是筆直的——而是向中央微微內傾，底部略微鼓出，製造出視覺上的挺拔感。如果把所有柱子的延長線都畫出來，它們會交匯於天空中約一英里高的一個點。這個精妙的視覺校正，叫做「視差補償」（entasis），讓整座神廟看起來完美筆直。

古希臘建築師的這種執念，源自一個信念：宇宙是由數學與幾何學構成的。美，是可以被精確計算出來的。

羅馬人繼承了希臘的柱式，並加以發展。他們最重要的建築發明是拱券（arch）與穹頂（dome）——其中最偉大的代表，是建於公元125年的萬神殿（Pantheon）。萬神殿的穹頂直徑43.3米，正頂開有一個直徑8.8米的圓洞，陽光從那個洞口斜射進來，在室內緩緩移動，像一個巨大的日晷。這座建築在建成後將近一千九百年間，一直保持著全球最大無鋼筋混凝土穹頂的紀錄。

文藝復興時期，建築師們重新丈量羅馬廢墟，研究古代建築的比例與法則。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在佛羅倫斯建造的聖母百花大教堂穹頂，直接向萬神殿致敬；帕拉第奧（Andrea Palladio）系統整理了古典建築的比例原則，寫成《建築四書》（I Quattro Libri dell’Architettura），影響了此後三個世紀的歐洲與美洲建築。

古典建築的影響，遠比我們意識到的更加深遠。美國國會大廈的圓頂、林肯紀念堂的廊柱、倫敦大英博物館的門廊——這些二十世紀人們每天路過的建築，骨子裡流的，都是希臘與羅馬的血。

走進羅浮宮，在人群中擠到《雅典學院》（The School of Athens）這幅壁畫的複製品前，你會立刻明白，為什麼拉斐爾（Raphael）的名字能夠和達芬奇（又譯：達文西）、米開朗基羅並列，成為文藝復興三傑。

畫面中央，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並肩而行。柏拉圖手指向天，象徵他的哲學關注理念世界；亞里士多德手掌向地，象徵他更注重眼前的現實。兩人身後，是一個宏偉的羅馬式拱頂建築，幾何透視線條從畫面四角向中央兩人聚攏，整幅畫面穩定、對稱、莊嚴，讓觀者的目光自然而然落在那兩個人物上。

這幅畫幾乎是古典繪畫全部核心技法的示範課。

文藝復興的藝術家們相信，上帝以數學與幾何創造了宇宙，因此要畫出真正美麗的畫，畫家必須掌握宇宙的幾何密碼。焦點透視法（Linear Perspective）讓二維的畫布擁有了可測量、可計算的三維空間；黃金比例（Golden Ratio）與金字塔形構圖成為人物安排的標準——拉斐爾的聖母像之所以百看不厭，正是因為聖母與兩個孩子的身體線條，構成了一個完美的正三角形，在視覺上帶來極大的穩定感與神聖感。

光線，是古典繪畫的另一門語言。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發展出「暈塗法」（sfumato），用無數層薄如蟬翼的透明顏料層層疊加，讓光線與陰影之間沒有清晰的邊界，而是如同霧中顯現般緩緩過渡。

光線，是古典繪畫的另一門語言。達芬奇發展出「暈塗法」（sfumato），讓光影在畫面上如霧般緩緩過渡，邊界消融。在《岩間聖母》（Virgin of the Rocks）裡，聖母、天使與嬰孩從幽暗的岩洞背景中浮現，沒有一條輪廓線是確定的——人物彷彿不是畫在畫布上，而是從黑暗中自己生長出來的。

而到了巴洛克時期，卡拉瓦喬（Caravaggio）更是把光線推向另一個極端——強烈的光源直接砸進漆黑的背景，人物從黑暗中被照亮，輪廓鮮明，彷彿舞台追光。同樣是光，兩種用法，兩種震撼：一種讓你沉入霧裡，一種讓你猝不及防。

古典繪畫的偉大，在於它拒絕粗俗的直白。它用細膩的技藝與精準的幾何，維護了人類形體的尊嚴，將一個轉瞬即逝的表情、一個英雄赴死前的姿態，定格成了不朽。

古典文學有兩個特質，是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都難以企及的：主題的普遍性，與形式的嚴整性。

先說普遍性。現代文學往往關注個人的獨特體驗，關注碎片化的心理與當下的社會議題；而古典文學直指人類靈魂深處最本質、最永恆的困境。

荷馬（Homer）的《伊利亞德》（Iliad）寫於三千年前，但阿基里斯在榮耀與生命之間的抉擇，在面對至友帕特羅克洛斯（Patroclus）死亡時那種非理性的憤怒與悲慟，今天讀來依然令人心驚——因為那是每一個人在某個時刻都會面對的人性困境。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約西元前496年—前406年）的《俄底浦斯王》（Oedipus Rex），寫的是一個越是努力逃避命運、越是一步步走向命運的人，那種無力感直到今天依然能讓現代人痛徹心扉。

再說形式的嚴整性。古典文學對形式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而這種要求，恰恰是創造力的熔爐，不是它的牢籠。

在東方，那是格律詩的平仄對仗和嚴格押韻，且要做到對偶工整。王勃在《滕王閣序》中寫「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在極度嚴苛的字數與聲律限制下，卻勾勒出開闊無垠、氣象萬千的畫面，讓後人讀了一千三百年，至今仍覺得那十四個字放在那裡是天經地義的，換一個字都是褻瀆。「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的《春望》只有八句，卻是近體詩嚴苛規則的完美示範。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詩學》（Poetics）中為戲劇立下了「三一律」（Three Unities）：情節一件、地點一處、時間一天。法國古典主義劇作家拉辛（Jean Racine）在如此狹窄的時空限制之內，卻能在《費德爾》（Phèdre）裡製造出最驚心動魄的悲劇衝突——一個女人愛上繼子，在榮譽、慾望與死亡之間的撕裂，讀來令人喘不過氣。

古典文學的魔力，在於它不追求一時的新奇，它追求的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歷經萬世而常新」。

在資訊碎片化的時代，我們為什麼還要花幾個小時聽一首沒有歌詞的交響曲？為什麼還要去美術館看不言不語的古老畫作？為什麼還要耐著性子讀荷馬史詩或者唐詩宋詞？

一個最直接的回答是：因為古典是浮躁時代的解毒劑。

古典藝術是一場慢的儀式。一首馬勒的交響曲需要你安靜坐上一個小時，一幅古典繪畫需要你駐足良久去觀察它的光影層次。在這個過程中，你的大腦重新學會了深度思考，你的感官重新恢復了對細膩之美的感知能力。

古典也是一套超越相對主義的審美標準。在當代，我們常說「審美是主觀的」，這話不錯，卻也常常導致美醜難辨。古典藝術的存在，像一把尺子——它用無可辯駁的技藝與高度，告訴我們什麼是真正的諧和，什麼是真正的功力，什麼是人類精神所能抵達的最高境界。

而最深的一層，是陪伴。生命的痛苦、孤獨、告別與死亡，是每個時代的人都必須面對的課題。當你在深夜感到絕望，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會用它那如數學般理性卻又無比寬廣的和聲擁抱你；當你對世界感到憤怒，貝多芬的總譜會給予你反抗命運的勇氣；當你思念遠方的親人，蘇軾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會成為你最溫柔的慰藉。

「古典」從來不是博物館裡落滿灰塵的木乃伊，而是一條流淌了數千年至今仍生生不息的長河。

那些大師們早已化為塵土，但他們將靈魂中最精華的部分，凝結在了音符、線條、柱式與文字之中。

古典是永恆的美，是時光的灰燼裡，依然在對你耳語的靈魂；古典是自由的光，是深夜的孤獨裡，那盞為你亮了千年的燈。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