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去纽约曼哈顿，站在百老汇（Broadway）第四十六街，理查‧罗杰斯剧院（Richard Rodgers Theatre）的门口，此时距离入场还有两个小时，但人们已经排起了长龙。
看着这条队伍，心里有些难以置信。那是一出关于一个两百多年前的财政部长的音乐剧，却卖出了百老汇史上最难抢的门票之一，黄牛票一度炒到数千美元。剧院外的人群里有穿着正装的中年人，有戴着帽子的年轻人，有拖着孩子赶来的家长——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把歌词背得滚瓜烂熟，进场前还在轻声哼唱。
一个叫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的波多黎各裔音乐人，用嘻哈（hip-hop）和R&B重新讲述了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故事，让这个名字从历史课本走上了流行文化的顶端。
《汉弥尔顿》（Hamilton）二〇一五年首演，随后横扫了包含普立兹戏剧奖及11项东尼奖在内的多项大奖，成为美国文化史上的现象级作品。
但在那出音乐剧诞生之前，汉弥尔顿在美国建国者的群像里，长期属于“被低估的那一个”。没有华盛顿的神话光环，没有杰佛逊的文学才华，没有富兰克林的科学传奇。他只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加勒比海移民，靠着惊人的才智和同样惊人的自我毁灭倾向，在美国最关键的建国岁月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后在四十九岁死于一场决斗。
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七五五年，或一七五七年——连出生年份都有争议，这本身就说明了他来自哪里。
亚历山大‧汉弥尔顿生于加勒比海的尼维斯岛（Nevis），一个英属殖民地的小岛，以盛产甘蔗和奴隶贸易著称。他的母亲瑞秋‧福西特（Rachel Faucett）是一个有过一段失败婚姻的女人，父亲詹姆斯‧汉弥尔顿（James Hamilton）是一个苏格兰商人，两人从未正式结婚。
私生子。在十八世纪的社会，这个身份几乎是一个永久的污点。
他十岁时，父亲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十二岁时，母亲病逝。他和兄长被送去寄养，寄养家庭的主人随后自杀。兄弟二人被分离，各自靠打工谋生。
汉弥尔顿在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找到了工作，替老板打理账务、撰写商业信函。老板发现这个少年的文笔和算术能力远超同龄人，开始让他独立处理更复杂的业务。
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
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历史、政治哲学——他把能找到的书全部读遍，用极快的速度建立起一个自学者的知识体系。他后来回忆说，他很早就意识到，对他这样出身的人，知识是唯一可以积累的资本。
一七七二年，一场飓风席卷尼维斯岛，汉弥尔顿写了一篇描述飓风景象的文章，投给当地报纸。文章刊出后轰动一时，岛上的几位绅士决定资助这个天才少年去北美读书。
那年他十七岁，带着一个小行李箱，登上了前往纽约的轮船。
他没有家族，没有财产，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网络。
他只有那个脑子。
汉弥尔顿抵达纽约时，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空气已经相当紧张。他进入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即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就读，很快便投入了殖民地独立运动的论战。
他写了一系列为殖民地权利辩护的政论文章，文笔犀利，论证严密，令许多人以为作者是某位学富五车的资深学者，难以相信出自一个十八岁的大学生之手。
一七七五年，独立战争爆发，汉弥尔顿立即投笔从戎。他组建了一支炮兵连，担任上尉，在纽约和纽泽西的数场战役中表现出色。
一七七七年，乔治‧华盛顿注意到了他。
华盛顿邀请他担任自己的副官兼首席助理秘书（aide-de-camp），军衔晋升为中校。这个位置让汉弥尔顿得以近距离观察整个战争的指挥运作，也让他直接接触到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最核心的决策层。
他在华盛顿身边工作了四年。
那四年，他起草了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官方信函和备忘录，处理了大量外交与后勤事务，成为华盛顿最倚重的幕僚。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但也有摩擦——汉弥尔顿渴望上战场，不愿永远扮演文书的角色。
一七八一年，两人因为一次小摩擦闹翻，汉弥尔顿请辞。华盛顿挽留，汉弥尔顿坚持。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步兵营的指挥权。
同年十月，约克镇战役（Battle of Yorktown）。汉弥尔顿率部强攻英军防线上的一个关键堡垒，在夜色中以刺刀冲锋，成功夺取阵地，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那一夜，他终于打了那场他等了四年的仗。
约克镇战役结束后，他回到纽约从事法律和政治事业。然而军人的身份并未就此终结。
一七九八年，美法之间爆发“准战争”，战云密布，美国紧急扩军备战。华盛顿被请出山担任最高统帅，华盛顿想起了他当年那个英勇善战的副手，任命汉弥尔顿担任全军二号人物——陆军督察长（Inspector General）。
他人生中最后的军衔，是少将。
独立战争结束后，汉弥尔顿以惊人的速度通过了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正常需要三年的学习，他只用了几个月。他在纽约开设律师事务所，同时投入政治活动。
他很快意识到，独立战争打赢了，但这个新生的国家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
《邦联条款》（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中央政府软弱无力，无法征税，无法统一管理贸易，各州各行其是，债务累累。汉弥尔顿比任何人都更早看清楚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美国将无法在列强环伺的世界中生存。
他开始推动制宪。
一七八七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汉弥尔顿是纽约州代表之一。他的立场极端强硬，主张建立一个几乎类似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强大中央政府，任期终身的参议员和总统。这个立场太过激进，连其他联邦派人士都难以接受，他在会议上的影响力反而不如更温和的詹姆士‧麦迪逊。
但他知道怎么在会议之外发挥影响力。
宪法草案完成后，需要各州批准才能生效。舆论反对声浪极大，许多人担心强大的联邦政府会吞噬各州的自治权。汉弥尔顿决定用笔来打这场仗。
他找来麦迪逊和杰伊，三人分工合作，以匿名笔名“普布利乌斯”（Publius）撰写了一系列为宪法辩护的论文，在纽约的报纸上连载，后来结集为《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全书八十五篇，汉弥尔顿一人独撰其中的五十一篇。
他通常在一夜之间写完一篇，有时是在马车上、有时是在船上、有时是在旅途的客栈里。文章论证严密，语言有力，涵盖了共和政府的几乎所有核心问题：行政权的范围、司法独立的必要、联邦与各州的权力分配。
这部文集至今仍是美国最高法院诠释宪法的重要参考文献，被法学界称为美国宪政思想最重要的原典之一。
它是在几个月之内、在截稿压力下、在一辆颠簸的马车上写成的。
一七八九年，华盛顿就任第一任总统，任命汉弥尔顿为财政部长（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那年汉弥尔顿三十四岁。
他接手的是一个财政上几乎已经破产的国家——独立战争留下了庞大的债务，各州和联邦政府的信用几近崩溃，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健全的银行体系，商业活动举步维艰。
他用两年时间，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财政重建方案。
他主张联邦政府承担各州的战争债务，建立国家信用；他提议设立美国第一银行（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作为联邦财政的核心机构；他主张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保护本国制造业，同时为政府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这套方案在国会引发了激烈争论。反对的核心人物，是托马斯‧杰佛逊。
杰佛逊代表的是南方农业州的利益，他相信美国的未来在于自耕农和农业共和国，而非工商业和金融资本。他认为汉弥尔顿的计划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被金融寡头控制的腐败政府，是对共和精神的背叛。
汉弥尔顿则认为，没有强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体系，美国永远无法摆脱对英国的经济依赖，也无法在列强面前站稳脚跟。
两人的冲突，不只是政策之争，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梦的对决——农业共和国对工商帝国，州权对联邦，南方对北方。
这条裂缝，贯穿了此后两百年的美国政治史。
音乐剧《汉弥尔顿》里有一句反复出现的台词，是汉弥尔顿对自己的自我认知：
“我不会错过我的机会。”（I a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这句话是整出剧的精神核心，也是汉弥尔顿这个人最准确的自我描述。他一生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奔跑，仿佛知道时间不多，必须在有限的岁月里把所有事情都完成。
律师、军官、政论家、财政部长、宪政理论家——这些身份，他不是依次扮演，而是几乎同时进行。
他从一个加勒比海孤岛的私生子，跑到了美国建国最核心的位置。
但他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的人，往往也煞不住车。
下篇，我们来看他如何在权力的顶点开始坠落，以及那场改变了美国历史的决斗。＠＊
〈自由的缔造者〉系列将陆续推出，下一篇：帝国奠基者的陨落：亚历山大‧汉弥尔顿决斗死因之谜。
（点阅【自由的缔造者】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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