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0日訊】如果看透歷史的煙雲，冷靜而現實地觀察，就可以看到讓歷史長河奔流不息的，不外乎是戰爭和觀念。戰爭是一個人類把命運交給偶然和不確定的政治事務，在戰爭面前，知識份子只能緘默不言。但是觀念卻不同，人類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掌控觀念的變化，所以知識份子在歷史之中是主宰之一。

到底是誰，才是政治的最後的主宰？我們不能否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而能夠傳達天意的只有知識份子，而不是戰士， 而且只有知識份子才是人類政治事務的仲裁者，戰爭也必須納入仲裁的範圍。從遠古以來，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是決定性，甚至是普羅米修士式的。他們能夠系統的闡述意識形態和話語，促進大規模團體的形成，使大眾的信仰合法化。馬克思說，思想不會順從於國家的性質，倒是國家順從于某一種現成的思想體系，不外乎說思想家通過思想傳播影響了大部分人的意識，使之認可和同意其設置的政治資源配置格局。

民眾/知識份子的關係是政治的根本結構，知識份子在其中的自我定位是「立法者」，按照齊格蒙.鮑曼在《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份子》中的說法，「立法者」角色由對權威性話語的建構活動構成，這種權威性話語對不同的意見糾紛做出仲裁與抉擇，並最終確定那些意見是正確的和應該被遵守的。可是在盧梭那裏，立法者可能還有一個任務，那就是發現制定普遍規則。

知識份子可以分成個人沉思的知識份子（例如古代的哲人）和公共知識份子，這種分法類似於佛教的小乘和大乘之分。在柏拉圖那裏「立法者」是哲人，哲人通過政治領袖讓「真理」惠澤民眾，而到了啟蒙時代，忘記沉思生活一心關心公共事物的公共知識份子擔任了「立法者」。可是公共知識份子所掌握的僅僅是「意見」，而不是「真理」，合適于擔任立法者嗎？如果如此，必然導致諸神混戰的紛亂局面，不可能弘揚出一個普遍規則來。

如果聯繫到歷史到底是民眾還是英雄創造的這個爭議，就應該考慮，在民眾??知識份子這種框架之中，公共知識份子自己掌握話語權，把自己任命為「立法者」是不是評價太高了？這就像長江讀書獎汪暉讓自己得獎。而且在歷史的舞臺中民眾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僅僅體現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興衰和替代，這是否違背「天意」和「正義」？

公共知識份子的眼睛中只有自己沒有民眾，導致「立法者」另外一個使命被遺忘，那就是保護民眾。古希伯萊的先知就承擔起這種使命，古希伯萊以後這種使命幾乎沒有人記得。這其實還不只是公共知識份子的使命，還是公共知識份子的義務。要知道知識份子是不事生產的，而由民眾提供，這裏就形成一種交換關係，公共知識份子保護民眾就成了契約義務。

公共知識份子這種「立法者」自我定位不過是自私的表現，確立了自己在民眾??知識份子這種框架中的優勢地位，把民眾排除在外，給不公平的結構罩上虛假的面紗。這種自私是擴張自身的權威感或者為了獲得並提高經濟收入。這裏的提高經濟收入也就是要求民眾提供更多的生產資料給他們。

打破公共知識份子的壟斷，讓「立法者」沒落，成了現代化的主要任務之一。現代化是尼采口中所說的，「奴隸道德」反抗「奴隸主道德」的過程，也就是解放的過程，這種解放尤其是民眾針對公共知識份子解放，民眾翻身當家作主。

民眾解放的過程，也是公共知識份子從「立法者」下降到「闡釋者」的過程，齊格蒙.鮑曼描述了下降的過程。「闡釋者」角色由形成解釋性話語構成，這類解釋性話語以某種共同體傳統為基礎，他的目的就是促進共同參與者的交往，他所關注的問題是防止交往活動中發生意義的曲解。「立法者」往往奔向了「哲人王」，是烏托邦的，而「闡釋者」不同，是站在堅實土地上的經驗主義者。「立法者」和「闡釋者」都是為了民眾，「立法者」為了民眾而統禦民眾，而「闡釋者」就沒有高高在上的地位，是站在民眾中間，服務民眾。 「立法者」就像法官， 而「闡釋者」就像律師。如果考慮到知識份子和民眾的交換關係，律師這個比喻非常貼切，做律師要有律師費，拿了律師費以後要提供闡釋法律的服務活動。

誰都願意當法官而不是律師，「立法者」比「闡釋者」榮耀得多，當代的公共知識份子念念不忘「立法者」的榮耀。在我看來，在中國語境中，當下喊公共知識份子僅僅是喚起「立法者」的角色記憶，其所宣揚的公共性是仲裁與抉擇，在乎自己是否有民眾傾聽和服從。而「闡釋者」不同，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深度介入民眾當中。所以我認為，當下參與維權的知識份子，例如中山大學的艾曉明才是符合當代要求的公共知識份子。與「闡釋者」相似，維權知識份子是以自然法和歷史理性等共同體傳統為基礎，其目標在於促進全社會的合作，防止對個體的扭曲。所以我寧可將維權知識份子當作公共知識份子，把像律師那樣的維權知識份子當作齊格蒙.鮑曼「闡述者」中的一種。

公共性對於知識份子而言，是與民眾結盟問題。可是這樣就陷入二難境界。民眾往往是非理性的，而「立法者」必須根據理性做出仲裁與抉擇，這樣哲人與民眾的對立，在「立法者」身上一樣存在。為了理性，「立法者」就要不惜得罪民眾，這樣「立法者」做不了公共知識份子，沒有了公共性，因為沒有了傾聽和服從。「立法者」很難找到公共性。

尼姑是女人做的，皇帝是男人做的，知識份子和民眾都是人做的。知識份子給自己尊榮，是要社會來承擔額外成本的。如果說確實需要知識份子的優越地位，那麼也要將額外成本降到最少。由於自我擴張權威的需要增加傾聽的民眾，知識份子的公共性難免變成「民粹主義」。要讓知識份子少做立法者， 而多做闡釋者和維權者。這樣可以避免「民粹主義」災難，而且在精英主義的立場中，實現知識份子和民眾的結盟。

20世紀公共知識份子的復興開始於這是一個維權事件。我更願意把20世紀公共知識份子的復興是對古希伯萊先知維權傳統的復興。1894年法國「德雷福斯」冤案發生後。左拉不顧迫害發表了題為《我控訴》的致法國總統公開信，在法庭上極力為德雷福斯辯護，引起社會廣泛的聲援行動，案件最後得到平反。左拉的行為是維權。知識份子不應該為了自己的榮耀，而忘記維權也是現代公共知識份子的本質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