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冷鋒報導）2024年2月，一批來源不明的文件靜悄悄出現在GitHub上，隨即在網絡安全圈引爆震盪，並震驚了西方媒體甚至情報界。而大紀元的最新研究，揭開一個全新視角。

文件的主人是「安洵信息技術有限公司」（i-Soon）——一家總部位於上海、表面從事網絡安全業務的民營企業。洩露出來的，是它的內部合約、客戶名單、攻擊目標清單與明碼定價：入侵一個東南亞國家政府郵件系統，報價約為14萬至20萬元人民幣；滲透歐洲電訊運營商，另行議價；持續監控一名海外異見人士的社交帳戶，按月收費。買家不是江洋大盜，是中共公安部和國家安全機關的地方分支。

這份意外洩露的「黑客業務報價單」，提供了外界長期缺乏的關鍵證據：北京已把網絡攻擊市場化、外包化，把監控境外民主運動與打壓境內異見整合進同一套商業鏈條；更令人不安的是，這套機器的核心技術，部分來自西方。

然而，安洵案並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資料外洩，它洩露的是一套把黨國安全系統、AI監控、民營承包商與全球科技供應鏈串聯起來的制度性運作模式。

西方媒體在報導中共網絡行動時，習慣把矛頭指向「國家安全部北京總部」。但大紀元獨家報告《中共安全機關的結構研究》直接糾正了這個誤判——「黑客傭兵」的直接主人，不在北京。

報告深入研究後發現：外界關於國安總部編號局的版本眾多，年代、來源與置信度差異極大；然而這些局號只是功能索引，真正的行動主體是省廳局。

報告引述Joske等學者研究指出，省級國家安全機關從成立之初就擁有自身起源、區域幹部網絡與特定優先事項，在對外情報行動中尤其活躍，絕非北京總部的派出所。

該報告引用1989年的歷史數字：僅北京、廣東、上海、天津四地的國安人員已逾萬人，估算在國安系統中占到多數，也就是説中央總部規模反而遠小於地方。安洵案的買家記錄，印證了這一結構判斷。

美國司法部等機構的起訴書也顯示，近年曝光的重大網絡行動，其執行主體清一色是中共安全機構的地方廳局：

- 海南省國家安全廳（APT40）——透過海南仙盾科技與海南大學的雙重掩護，目標涵蓋多國海軍、深海研究機構與國防工業；

- 天津市國家安全局（APT10）——藉助天津華盈海泰科技，在2006至2018年的十二年間持續滲透全球45家企業與政府機構，首選目標是管理多家客戶數據的「託管服務提供商（MSP）」，拿下一家，等於拿到一整棟大樓的萬能鑰匙；

- 湖北省國家安全機關（APT31）——透過武漢曉睿智科技，系統性鎖定外國議會議員、決策智庫與海外異議群體；

- 多省公安與國安交叉客戶（APT41）——安洵、廣州博御信息等承包商同時服務公安與國安，把電訊巨頭滲透、境外民主運動監控與網絡遊戲盜竊，打包成一站式服務。

這套外包鏈條的設計邏輯極為精算：地方國安廳局不必供養一整支終身僱用的全職黑客隊伍，只需要在技術人才市場上招募合適人選、以前台公司隔離法律責任，出事後用「這是民營企業的個人行為」進行切割。這正是中共外交部在歷次指控中的標準口徑。

報告指出，北京的黑客帝國，比克格勃（KGB）式專職特工體制更便宜、更隱蔽、更難被追究。

安洵案揭示的是對外黑客行動的輸出端。更難察覺、也更深入影響每個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是中共在境內建構的「接口政權」機制。

獨家報告用一句話，道出了這個概念的核心：公安機關不需要自建一套覆蓋全社會的民生數據庫，因為微信、支付寶、美團、滴滴和各大電訊運營商，已被法律強制轉化為它的外部感應器網絡。

法律授權鏈條清晰可查。2023年修訂的《反間諜法》授權國家安全機關對涉嫌間諜行為者採取詢問、查封、扣押、技術偵察等強制措施；2017年通過的《國家情報法》規定，相關組織和公民應當支持、協助、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則要求平台企業在公安下達調取指令時，實時提供用戶實名帳戶關係、交易記錄與物理軌跡。這三層法律共用同一個執行主體——「對內執法」與「對外情報」在制度設計上原本就不是兩套機器，而是同一套指揮鏈的兩個任務面。

報告特別指出一個最容易被忽略的「可遷移性」邏輯：為嚴重刑事犯罪開發的資金攔截、軌跡追蹤與實名落地系統，在政權安全無限泛化的框架下，可以毫無門檻地被轉用於追蹤宗教信仰者、維權群體或校園政治異議。

這並非制度漏洞，而是制度設計：「反詐騙」、「反恐維穩」、「治安管理」等中性行政名稱，原本就是為更廣泛的政治性監控，提供合法外衣。

大數據和AI的升級，讓外界習慣想像一套高度自動化的監控機器。但大紀元報告發現，這種想像低估了中共社會控制體系最重要的結構性特點：無論算法多麼強大，它只負責提供預警信號，最後去敲門約談、在敏感期實施看管的，依然是居委會、學校和派出所。

報告給出的兩組數字，揭示了這套嵌套結構的規模邏輯。直接承擔政治監控的國保警察約占警力3%，全國約六萬至十萬人，按人口折算每一兩萬人才有一名，遠低於東德史塔西每165名公民配備一名專職特工的密度。但報告引述裴敏欣「哨兵國家」研究指出，黨政系統自行掌握的信息員規模，高達一千萬至一千五百萬人，按人口折算，每百人就有一名信息員在盯著。

這組數字說明：算法提供規模化感知，但它最終需要落地到一線人力——網格員、社區幹部、高校學生輔導員、宗教場所管理者。這些人大多數的本職工作並非安全工作。

關鍵在於，當某類信仰、表達或跨境聯繫被定義為政治風險時，這些日常節點會被無縫接入識別與處置鏈條：由算法提供「異常標註」，再由基層人員完成「約談—走訪—穩控」的最後一公里。

報告發現，高科技與傳統「群眾路線」的嵌套，才是中共社會控制最牢固的結構性邏輯：前者提供覆蓋，後者負責「動手處置」。

安洵的「業務報價單」裡，有一個細節被大多數報導略去：支撐這套黑客能力的算法訓練與算力基礎設施，一部分來自西方。

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制裁實體清單的海康威視、大華股份與曠視科技，其大數據運算和視頻圖像識別模型的優化，高度依賴西方先進晶片。儘管出口管制已實施，中共技術單位仍可透過多層嵌套的空殼代理公司，或以「智慧交通」、「氣象大數據」等民用合規項目名義打包採購先進芯片。更難堵塞的渠道，是用於人臉識別算法訓練的開源數據庫和深度學習框架，在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的掩護下，持續為中共技術偵察部門輸送技術養分。

報告指出，這一供應鏈問題的本質是制度設計漏洞、而非商業漏洞：只為公安追究刑事犯罪開發的技術系統、可以被無門檻轉用於政治監控。這意味著，任何只審查「最終用途申報」、而不審查整個平台制度接入邏輯的出口管制，都無法阻止西方科技被中共「武器化」。

2023年，一份來自非政府組織的調查記錄了歐洲國家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市區街頭的新現實：數以百計的海康威視智能攝像機，已把人臉識別與車牌追蹤技術嵌入當地警方的控制視野。塞爾維亞是第一個在歐洲大陸接受中共「平安城市」整套系統的國家。

類似的部署還發生在巴基斯坦、伊朗、埃塞俄比亞。但輸出的遠不只是硬件。大紀元報告指出，中共同步輸出「如何通過立法，把本地電訊商和網絡服務商強制接口化」的法規標準——效仿中共《網絡安全法》，使受援國得以一鍵複製中共分布式監控的低成本、高穿透邏輯。

報告警示，這意味著中共這套極權監控的基礎設施，正在以商業合作的包裝完成地緣政治擴張——它削弱民主盟友的防禦能力，重塑威權受援國的管治秩序，讓普世人權遭到全球性、系統性的侵蝕。

評論員李林一表示，安洵的洩密文件已讓國際社會看清這台機器的冰山一角，但大紀元獨家報告提醒我們：安洵只是這個外包生態中可見的一個節點。只要省廳局主導的「機關—前台公司—高校—技術承包商」鏈條仍在運作，替換一個安洵，只需幾個月。報告警告說，這台機器真正的韌性，不在任何一家承包商，而在那套讓政治定義可以無縫轉化為日常監控指令的制度架構，以及那套讓全球半導體與雲端供應鏈持續為它供血的商業生態。

（購買《中共安全機關的結構研究》）

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