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中国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中国已经历了长期的混战，再加上来自外敌的侵略和内在的明争暗斗，中华民族灾难深重… 来自比利时的天主教神父雷镇远，就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坚持留在中国，留在信徒与中国的百姓中。整整八年的岁月，他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同步，他的回忆录以当时底层百姓的眼光，忠实地纪录了那个时代真实的中国。

旧日的事迹纷纷涌上脑海，我一时沉湎在回忆里，但现实却将我唤出。

黑夜信差捎来惊天消息

教堂传出一阵犬吠声…我听到了一个生病的孩子低微的号泣声，还有金风的萧飒声…最后，我沉沉地睡着了。当我再度醒来时，我好像觉得才睡了几分钟的时间。 我听到守门人和另外一个人在谈话，那时候是夜间三点，雄鸡还不曾报晓；我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教堂的侍童在房门外敲门了。和他一起走进房门的是张仰文县长的信差。我晓得他在深夜时分派人送信给我一定是有些重大事件发生。信差的面部没有什么表情。但我却极感不安，赶快撕开书信，在朦胧的光线下阅读下去。

这封信写得很简单，（安国）县长已经率领县府职员和警察撤离安国县。他为无法和我当面告别感到抱歉，因为他接到的是“立即撤离”的命令。我立刻晓得了他何以要在这样的深夜里告诉我这项惊人的消息，他想在国军到达前，委托我协助这县里的人民，以便在日军袭击时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

我们曾有若干次深夜长谈，就政治、经济及哲学问题交换过意见，在若干问题上，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当我们成为挚友之后，他常和我讨论地方问题，他晓得我对这些问题都非常熟悉。 现在已经是教堂里人民要起身的时候了。

主教和我的忧虑

我立刻走到主教房间，告诉他发生的事件。 他非常关心安国县城的安全。因为他是个中国人，他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个五万人的县城在没有警察、没有任何行政当局下是多么地危险，尤其是日本军队离得这么近，还有大批生人夹杂在难民群里继续涌来。 王约翰虽然是个很优秀的中国主教，但在思想上还是中国农民的头脑，他首先想到的是穷人、下层阶级、难民和无亲无告人民的安全。

那时候他约58岁，中等身材，圆面孔带着眼镜，留着短须已经转为灰白，有着沈静、和蔼的神态。这种沈静乃是牺牲救世的精神下，内心虔敬与和谧的流露。 我们这些在他手下做事人都受到严格的训练，但他总是身先作则，从不要求别人担任些比他本人更多的事务。

我们的伙食津贴，最高仅相当两块五角美元，我们只能吃最粗的农民伙食，每天吃小米饭和盐水炒青菜，每星期吃两次面包，一年四次大节日才吃肉。 当我刚到安国县，在王主教和另一位中国老教士方神父手下作事时，他曾告诉我他过分节俭的原因。 “我是农人出身”他说，“如果我不是主教的话，我仍旧是个农夫，每天吃着农夫的伙食，因此，我虽然做了主教我仍然吃农夫伙食的饭，把省下来的钱做民众教育，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天主教徒。”

我在那时候总是觉得肚子饿，因为我在比利时过惯了不同的生活，但是我觉得羞于抱怨，又不好意思要求那个又老又弱的主教，和那些非教士的教堂人员多加一些饭，因为他们都和我一样艰苦长时间的操作。在追随这位主教的清苦节约生活后，我的意志越发坚强，身体更加健壮，在我日后的生活中，我对这锻炼更加感激涕零。

现在主教正在凝神思考，我注视着他的表情，我想着他精神的严肃使他的表情是多么地感人啊！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开始谈到了县城牢狱里囚禁的那些犯人，他对他们很担心，我也同样关心他们，因为我在那个监狱里设有一个小型学校，并且给半数的囚犯施过洗礼。我们对这些囚犯的如此关切，好像也有些奇怪，但这里却有一些原因。因为安国县城里已经涌满难民，没有人愿意这些囚犯再去分那一点数量可怜的粮食配给，也没有人有功夫去保护他们，但我们又没有释放他们的权力，因此我们为这件事大伤脑筋。

地方县府人去楼空 囚犯无人照管

我尽速地跑到县府，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骑着脚踏车穿过县府大门，把它停在院里，开始到各处查看。全部警察都走光了，整个县政府的人都走光了，连一个卫兵也找不到，县长办公室的门没有下锁，我顺步走了进去。里面空无一人，县府全都空了，好像电话还没有断。我按着顺序给邻近四个县府──蠡县、博野、深泽和安平──的县长办公室挂电话，对方的铃声大作，但房子也都空了，显然这些县府的官员都同时奉命撤离了。

于是我赶快走到牢狱。中国县城的牢狱都是一样的，有三层牢墙，第三层墙里面是牢房，每层墙都装有坚厚的大木门，外面上着铁锁，每个囚犯都上着脚镣，夜间更把脚镣连锁在一起以防逃脱。当我看到门上的铁锁时，我知道囚犯还在里面。我高声喊了一声，他们立刻办识出我的声音来在里面答话，我晓得他们都还在，我更看得出如果没人照管他们的话，他们会饿死。但是我没有权力释放他们，因为我既非县长，也不是行政当局。如果我自己把他们释放出狱，结果他们竟掳劫了这个县城，或是他们纵使任何一名囚徒，触犯最轻微的罪行时，全城的人士都会反对我。

战争已经在各处造成了紧张，敌人侵入的危机随时都会发生，在疑难不决之下，我走去拜访安国商会会长蒲文浦（译音Pu Wen-Pu）先生。蒲先生是县城大户，有权势也有声望。

“你能够帮助我放出那些囚犯吗？”我问他说。他注视着我，好像觉得我发疯了。他高声地说：“什么？把那些囚犯放出来，他们会虏劫全城呢！他们会杀害并抢劫每一个人并强奸妇女呢！我可不愿意担起释放罪犯的责任。如果你想那样做，你去做好了，我允许你那样做。”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讲道。但这并不是我想得到的答案，那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我再找到另一个有权势的人舒慰农（译音）先生。他也反对那样做，唯恐有什么危险的后果发生。如果两个有权势的人都反对时，我不晓得还有谁能支持这项行动了。

我失望地朝着教堂走回，迎面一个骑着骡子的兵士沿着大路飞奔着过来，我认识他是本城的孩子，向他打个招呼：

“你是哪个分号的？”我问他。
“第三军第二师”他回答说。
“你们师长是谁啊？”
“唐海源将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和唐将军以前有过来往。我想可以和他谈一谈。
“唐师长来了吗？”
“唐将军就要到了！”他转着头来告诉我，但嘱咐我行动小心：“唐将军要从西门开道，他和其他官员都是徒步，当兵的骑马或骑骡子。

在战争初期，日本军队集中目标轰炸射击军官，他们认为军官被抑制后，就可以很快击溃无人统御的军队。但这些机智敏捷的中国军队很快看出敌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都集中于骑马和骑骡子的队伍。那日早晨，我首次看到国军施用巧计诈骗敌人的方法。

那位士兵扬鞭飞驰而去。我立刻跑到西门去等候唐将军。当他到后，我们略事寒暄，我并请他协同其它官员到教堂用饭。几日来他们没有吃到一次热饭，他们自然欢迎我的邀请。 教堂的厨夫飞快地准备好一席简单而精致的午餐，我们并弄到一些酒来招待这些上宾。几天来的疲乏下，他们初次得到一会儿安歇，并想到当地的安宁和秩序。在吃饭间，我渐渐谈到那些囚犯，并请求他能否把他们释放出来。他告诉我他不能这样做，他是个军人，不能干预县里的地方事务。

－－来源：希望.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