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漫谈

永恒之美——什么是“古典”？我们为什么需要它？

文／远山

拉斐尔《雅典学院》，1509—1511年，湿壁画，罗马，梵蒂冈署名室。(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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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6-06-13 11:42 PM    标签: tags: 远山, 古典音乐, 贝多芬, 希腊, 黄金比例, 建筑

当我们在今日的日常生活中提及“古典”二字时，浮现在脑海中的往往是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演奏莫札特的交响曲；或是比例完美的希腊雕像；也是书架上装帧精美、读起来需要屏气凝神的大部头文学巨著。

“古典”仿佛是一个神圣的储藏室，收纳了人类文明史中最优雅、最精致，也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珍宝。

然而，究竟什么是“古典”？为什么在跨越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空之后，这些古老的音符、线条与文字，依然能够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引发我们灵魂深处的共鸣？

在西方语言中，“古典”（Classical）源自拉丁语的“Classicus”。它源于古罗马的人口普查与税收制度。罗马公民依据财产多寡被划分为五个等级。其中，财产最多、纳税最高的最高阶层公民，被称为“Classicus”。

到了西元二世纪，古罗马著名作家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在文学评论中指出，读者应当去阅读那些“scriptor classicus, kohors antiqua”（第一流的作家，古老的群体），而不是粗制滥造的俗世作品。

从此，“Classicus”脱离了物质财产的范畴，晋升为精神与精神产物的代名词——它代表着那些具有最高品质、堪称典范、能够作为后世标准的作品。

如果你在音乐厅里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的开头——那四个毫无预警砸下来的音符，短短短长，像有人用铁拳敲门——你大概很难相信，眼前这部作品是按照一套严格到近乎苛刻的数学逻辑写成的。

这就是古典音乐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它在铁一般的规则里，燃烧着火山口般的情感。

支撑“古典主义时期”音乐的，是“奏鸣曲式”（Sonata Form）。它的结构几乎像一篇论文：先是“呈示部”，清清楚楚地亮出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主题；接着是“展开部”，两个主题开始在不同调性间碰撞、交锋、激荡；最后是“再现部”，一切矛盾回归和解，主题在原调上重新出现，带着走过冲突之后才有的那种沉静。

这个时期被后世称为“维也纳三杰”的三位作曲家，各自代表了古典精神的不同面向。

海顿（Joseph Haydn）是这个时代的建筑师，人称“交响曲之父”。他确立了交响曲与弦乐四重奏的基本骨架，作品充满智性的光辉。

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是古典主义最纯粹的化身。他的音乐听起来如此轻盈流畅，仿佛浑然天成，不费人间一丝气力。但只要翻开他的总谱，就会发现那里面的对位与和声比例，精准得让人战栗。

而贝多芬，则是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承接了海顿与莫札特建立的全部规则，然后往里面注入了火山爆发般的情感意志。《第五号交响曲》那四个音符的动机，在严密的逻辑发展下，竟构筑出一部长达三十分钟、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宏伟史诗——贝多芬自己说过，那四个音符代表的是“命运在敲门”。

古典音乐的伟大，正在于此：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不是毫无节制的情感宣泄，而是在最严格的秩序与规范之中，依然能够翱翔出最自由的灵魂。

如果你曾经走过雅典卫城，站在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的廊柱之间，你或许会有一种奇异的感受：这座建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建筑，看上去既古老又现代，既厚重又轻盈。

这种感受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建筑师刻意计算出来的。

建于公元前447年至432年间的帕特农神庙，是古典希腊建筑的巅峰之作。它的每一根柱子，并不是笔直的——而是向中央微微内倾，底部略微鼓出，制造出视觉上的挺拔感。如果把所有柱子的延长线都画出来，它们会交汇于天空中约一英里高的一个点。这个精妙的视觉校正，叫做“视差补偿”（entasis），让整座神庙看起来完美笔直。

古希腊建筑师的这种执念，源自一个信念：宇宙是由数学与几何学构成的。美，是可以被精确计算出来的。

罗马人继承了希腊的柱式，并加以发展。他们最重要的建筑发明是拱券（arch）与穹顶（dome）——其中最伟大的代表，是建于公元125年的万神殿（Pantheon）。万神殿的穹顶直径43.3米，正顶开有一个直径8.8米的圆洞，阳光从那个洞口斜射进来，在室内缓缓移动，像一个巨大的日晷。这座建筑在建成后将近一千九百年间，一直保持着全球最大无钢筋混凝土穹顶的纪录。

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们重新丈量罗马废墟，研究古代建筑的比例与法则。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在佛罗伦斯建造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直接向万神殿致敬；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系统整理了古典建筑的比例原则，写成《建筑四书》（I Quattro Libri dell’Architettura），影响了此后三个世纪的欧洲与美洲建筑。

古典建筑的影响，远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加深远。美国国会大厦的圆顶、林肯纪念堂的廊柱、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门廊——这些二十世纪人们每天路过的建筑，骨子里流的，都是希腊与罗马的血。

走进罗浮宫，在人群中挤到《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这幅壁画的复制品前，你会立刻明白，为什么拉斐尔（Raphael）的名字能够和达芬奇（又译：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并列，成为文艺复兴三杰。

画面中央，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并肩而行。柏拉图手指向天，象征他的哲学关注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手掌向地，象征他更注重眼前的现实。两人身后，是一个宏伟的罗马式拱顶建筑，几何透视线条从画面四角向中央两人聚拢，整幅画面稳定、对称、庄严，让观者的目光自然而然落在那两个人物上。

这幅画几乎是古典绘画全部核心技法的示范课。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相信，上帝以数学与几何创造了宇宙，因此要画出真正美丽的画，画家必须掌握宇宙的几何密码。焦点透视法（Linear Perspective）让二维的画布拥有了可测量、可计算的三维空间；黄金比例（Golden Ratio）与金字塔形构图成为人物安排的标准——拉斐尔的圣母像之所以百看不厌，正是因为圣母与两个孩子的身体线条，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正三角形，在视觉上带来极大的稳定感与神圣感。

光线，是古典绘画的另一门语言。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发展出“晕涂法”（sfumato），用无数层薄如蝉翼的透明颜料层层叠加，让光线与阴影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而是如同雾中显现般缓缓过渡。

光线，是古典绘画的另一门语言。达芬奇发展出“晕涂法”（sfumato），让光影在画面上如雾般缓缓过渡，边界消融。在《岩间圣母》（Virgin of the Rocks）里，圣母、天使与婴孩从幽暗的岩洞背景中浮现，没有一条轮廓线是确定的——人物仿佛不是画在画布上，而是从黑暗中自己生长出来的。

而到了巴洛克时期，卡拉瓦乔（Caravaggio）更是把光线推向另一个极端——强烈的光源直接砸进漆黑的背景，人物从黑暗中被照亮，轮廓鲜明，仿佛舞台追光。同样是光，两种用法，两种震撼：一种让你沉入雾里，一种让你猝不及防。

古典绘画的伟大，在于它拒绝粗俗的直白。它用细腻的技艺与精准的几何，维护了人类形体的尊严，将一个转瞬即逝的表情、一个英雄赴死前的姿态，定格成了不朽。

古典文学有两个特质，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难以企及的：主题的普遍性，与形式的严整性。

先说普遍性。现代文学往往关注个人的独特体验，关注碎片化的心理与当下的社会议题；而古典文学直指人类灵魂深处最本质、最永恒的困境。

荷马（Homer）的《伊利亚德》（Iliad）写于三千年前，但阿基里斯在荣耀与生命之间的抉择，在面对至友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死亡时那种非理性的愤怒与悲恸，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心惊——因为那是每一个人在某个时刻都会面对的人性困境。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6年—前406年）的《俄底浦斯王》（Oedipus Rex），写的是一个越是努力逃避命运、越是一步步走向命运的人，那种无力感直到今天依然能让现代人痛彻心扉。

再说形式的严整性。古典文学对形式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恰恰是创造力的熔炉，不是它的牢笼。

在东方，那是格律诗的平仄对仗和严格押韵，且要做到对偶工整。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极度严苛的字数与声律限制下，却勾勒出开阔无垠、气象万千的画面，让后人读了一千三百年，至今仍觉得那十四个字放在那里是天经地义的，换一个字都是亵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的《春望》只有八句，却是近体诗严苛规则的完美示范。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诗学》（Poetics）中为戏剧立下了“三一律”（Three Unities）：情节一件、地点一处、时间一天。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Jean Racine）在如此狭窄的时空限制之内，却能在《费德尔》（Phèdre）里制造出最惊心动魄的悲剧冲突——一个女人爱上继子，在荣誉、欲望与死亡之间的撕裂，读来令人喘不过气。

古典文学的魔力，在于它不追求一时的新奇，它追求的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历经万世而常新”。

在资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花几个小时听一首没有歌词的交响曲？为什么还要去美术馆看不言不语的古老画作？为什么还要耐着性子读荷马史诗或者唐诗宋词？

一个最直接的回答是：因为古典是浮躁时代的解毒剂。

古典艺术是一场慢的仪式。一首马勒的交响曲需要你安静坐上一个小时，一幅古典绘画需要你驻足良久去观察它的光影层次。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大脑重新学会了深度思考，你的感官重新恢复了对细腻之美的感知能力。

古典也是一套超越相对主义的审美标准。在当代，我们常说“审美是主观的”，这话不错，却也常常导致美丑难辨。古典艺术的存在，像一把尺子——它用无可辩驳的技艺与高度，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谐和，什么是真正的功力，什么是人类精神所能抵达的最高境界。

而最深的一层，是陪伴。生命的痛苦、孤独、告别与死亡，是每个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当你在深夜感到绝望，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会用它那如数学般理性却又无比宽广的和声拥抱你；当你对世界感到愤怒，贝多芬的总谱会给予你反抗命运的勇气；当你思念远方的亲人，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会成为你最温柔的慰藉。

“古典”从来不是博物馆里落满灰尘的木乃伊，而是一条流淌了数千年至今仍生生不息的长河。

那些大师们早已化为尘土，但他们将灵魂中最精华的部分，凝结在了音符、线条、柱式与文字之中。

古典是永恒的美，是时光的灰烬里，依然在对你耳语的灵魂；古典是自由的光，是深夜的孤独里，那盏为你亮了千年的灯。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