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钱塘（今杭州）人，自幼聪颖过人，善书法，其书静穆高雅，气韵盈沛。青年时代就写下了《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著名诗篇（《石灰吟》出自《于少保萃忠传》）。在三十余年的为官生涯中，清正廉明，兴利除弊，刚正不阿。于谦的这些半神的操守准则，对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像韩信﹑岳飞﹑袁崇焕一样，于谦的品德操守举世崇尚。
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奏请远在边塞之外大同，另设御史管理。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收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瓦刺军席卷南下，结果土木堡一战，明朝50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做了阶下囚。消息传到京城，徐珵（之后改名为徐有贞）主张向南迁都避敌。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敌方挟持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疲累衰竭。于谦义正词严地说：“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带领22万大军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0年），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明景帝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资料来源：
《明史》
《于少保萃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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