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1年12月26日出生，湖南省桂东县人，我出生时适逢一场大火，母亲在漫天大火中生下了我，仿佛是个预兆，以后我的一生都是在“火”中焚烧。

我的家庭出身是官僚地主成分，父亲是原国民党将军，被秘密枪杀于狱中，在那个以阶级来划分人群并确定人的品质好坏的年代里，我是个被认为不应出生的人，即便出生也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血管里流着反动阶级的毒液。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饱尝备受凌辱的痛苦，甚至小学毕业后也不准许我上中学。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土地改革时被农民抄家洗劫一空的家中，意外发现祖母房间阁楼上的大批藏书，我这一生也就祗好像许许多多“反革命”家庭的家属子女一样被彻底湮灭，不是强行以“革命”的名义“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就干脆成为一个头脑简单、一无所知的白痴。

这些书是曾留学日本的父亲留给我的精神遗产，包括惠特曼、爱默生、林肯、华盛顿、老子、庄子、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书和语录，以及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 这些人类的伟大智慧不仅开启了我的心智，也使我避免了同时代大多数人难以避免的洗脑教育。

1958年，我有幸第一次发表诗歌，并被选入那一年的全国诗选；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成为当时最年青的会员。次年的1959年，我因青春心灵的骚动和诗歌梦幻与热情，只身奔赴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寻觅大草原、戈壁滩、雪山、湖泊和牧羊姑娘，竟被以“现行反革命畏罪潜逃”罪名第一次投入监狱，一去四年。从此，我的作品被禁止发表，被人铁桶般将我至今整整禁锢四十多个年头，几近终生湮灭。

纵使如此，我仍然坚持隐蔽状态的地下文学创作，几十年来，我的作品除了不同时期的诗歌、诗论、文论、诗化哲学外，还有半自传体长篇小说、散文随笔、纪实性自传、政论、回亿录等，这些作品表达的是一个人真实的个体生命体验，也是一个时代的末经伪饰的艺术记录。面对意识形态的严厉监控，我一直坚持自由创作，我准备将我的作品置于身后，甘愿承担一个时代悲剧的角色。为了保存我的作品，我不得已将它们东躲西藏，藏在长统胶靴里、竹筒中、米桶缸内、乡下茅屋的屋顶上。甚至包起来，再在外面融化一层腊。因为这些手稿一经发现，随时都可能被以反革命罪行投入监狱、长期监禁甚至杀头。记得弟弟代我藏在远山茅屋顶上的《火炬之歌》的百行诗稿，几年后取出来时，纸张已被雨水淋坏腐烂，字迹斑驳模糊，连我自已也像“考古”一样，对这些曾使我五脏俱焚的诗篇几乎无从辨认和考证了。

长期接受命运的安排不是我的选择。我自视身上流着我的远古祖先蚩尤的高蹈自由的血液。在极度孤独和绝望中我起而抗争。我要用火炬做我的大笔，以整个辽阔的天空作我的稿纸，把诗句写满整个天空，让地球上无论哪个角落都能看到我的诗。诗歌对我来说是行动的艺术。我活着，我写诗。我用诗向世界说话。

1978年10月11日，我带着我以毛笔在一百多张大纸上写成的《火神交响诗》和第一期油印民刊《启蒙》，同几个支持我的朋友一起去了北京，以诗歌揭开了1978一1979年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历史序幕。当夜整个北京城宣布戒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以为要发生以诗人和作家为主体的中国式的“匈牙利事件”，我和我的几个朋友们的档案被三叉戟飞机十万火急送往北京……

唐山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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