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03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Dustin Bass撰文／信宇編譯）「對於那些赤足的士兵而言，這將是一個悽苦難熬的夜晚。」約翰‧菲茨傑拉德（John Fitzgerald）在日記中寫道，「他們中有些人用破布裹住了雙腳，但我未曾聽到任何一人發出怨言。」

那個夜晚是1776年12月25日，堪稱美國軍事史上最為關鍵的一個夜晚。美國開國元勛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年）將軍將其麾下大軍沿特拉華河（Delaware River）一字排開，分作三路縱隊，以此作為其精心策劃的進攻方案中的一環。然而，天公卻不作美。一場暴風雪席捲了新澤西大地。此外，正如菲茨傑拉德所提及的那樣，許多士兵甚至連渡河的準備都尚且不足，更遑論去執行那些既定的進攻任務了。鑒於當時的戰局走勢，那些有幸熬過這一夜並從突襲戰中生還的士兵，極有可能在戰事結束後便解甲歸田——因為他們的兵役期定於12月31日正式屆滿。對於華盛頓將軍而言，這無疑是一次孤注一擲的背水一戰；他渴望以一場勝利為這一年劃上句號，從而說服麾下將士們繼續堅守戰線，將這場抗爭延續至新的一年。

華盛頓將軍掌管著2,400名士兵。他的另一支大約2,200名士兵組成的分遣隊（分為兩支部隊）部署在他以南，準備對一支據信由2,000至3,000名黑森僱傭兵（Hessian mercenaries）組成的軍隊（實際上有1,500人）進行三路攻擊。華盛頓希望發動夜間襲擊，但是計劃落後了，他們只能在朝陽下追擊敵人。更糟糕的是，華盛頓的三管齊下的進攻將被削減為單線作戰，因為暴風雪阻止了他以南的士兵渡河。最後，許多成功渡河的士兵由於槍枝受潮而無法開火。

美國當代歷史學家戴維‧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1933—2022年）在他的歷史著作《1776》（2025年）中反思了這場關鍵的早晨襲擊，他說，「對於那些曾追隨華盛頓左右、深知革命初期局勢何等險峻的人而言——他們明白，往往正是境遇、風暴、逆風，抑或是個人性格中的特質與力量，最終扭轉了乾坤——（革命的）結局在他們眼中，簡直無異於一場奇跡（little short of a miracle）。」

「奇跡（Miracle）。」

這是麥卡洛著作《1776》中的最後一個詞，它概括了美國的許多特質。毫無疑問，這個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奇跡。我們擊敗了當時的頭號軍事強國——英國，這便是一個奇跡。我們的開國先賢們認為應當莊嚴載入那句「我們由造物主賦予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we are endowed by our Creator with certain inalienable rights …）這同樣是一個奇跡。而在這個詞句獲得通過僅僅11年之後，先賢們便確信美國若僅維持邦聯體制（confederation）將無法立足，轉而認定必須建立一種「共和政體」（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這更是一個奇跡。

正當我們慶祝美國建國250周年之際，我們的憲法竟能成為歷史上存續時間最長久的憲法，這難道不是一個奇跡嗎？此外，早在我們萌生宣告獨立之念前，上蒼便已賜予我們150年的光陰來操練自治，從而確保我們能為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做好充分的準備。世上沒有任何其它國家曾獲此良機——我亦深信，即便有幸得之，恐怕也未必能像我們這般，締造出世人迄今所見最為自由、繁榮且強大的國度。

誠然，美利堅（America）本身便是一個奇跡；然而，這個集體的奇跡，不過是我們長久以來對「奇跡」這個信念所持有的個體信仰的真實映照罷了。

神聖干預（divine intervention）具備可能性。我們的開國先賢們將其視為「天意」（Providence）。在貝琪‧羅斯旗幟（Betsy Ross flag，1777—1795年間使用的美國國旗，參見《話說美國國旗與國旗日》）的感召下，第一代美國人親歷了一場充滿奇跡的戰爭——儘管這些奇跡的出現既是適時的，卻也是不連貫的。

不連貫？確實如此。奇跡本身便與自然法則相悖，因此顯得稀有且不可預測。正因如此，若要相信奇跡，就必須相信有一位「行奇跡者」（Miracle Worker）的存在。簡而言之，這便是「信仰」（faith）。若無信仰，甚至連對奇跡的期盼都無從談起。因此，那些缺乏信仰之人，即便奇跡降臨，也永遠無法真正領悟其深意。它淪為了一樁孤立的事件，試圖僅憑自然手段便將其解釋殆盡，其結果不過是一場徒勞無益的智力演練而已。

對奇跡的信奉——進而對「天意」的信奉——要求我們將信仰安放在正確的位置上。我們的信仰必須堅守在開國先賢們所確立的基石之上：即信奉一位良善的造物主。與之相對，一位邪惡的造物主絕不會賦予人類諸如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等不可剝奪的權利。因此，倘若我們信仰的是一位良善的造物主，那麼順理成章地，我們所為之奮鬥的一切，也必將是為了良善與正義。當19世紀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1859年）於1831年造訪美國時，他曾如此寫道：「若以其本真面目審視英裔美國文明的特質……便會發現它是某種融合的產物——在其它國度，這兩種精神往往處於頻繁的敵對狀態，但在美國，它們卻以令人讚歎的方式彼此融合、相輔相成。我所指的，正是『宗教精神』（spirit of Religion）與『自由精神』（spirit of Liberty）。」

這位備受愛戴的法國人——他描繪美國之精準，或許勝過任何一位美國人——呼應了美國建國先賢們的理念，更無疑與華盛頓在卸任公職時的臨別贈言遙相呼應。「在所有有助於實現政治繁榮的性情與習慣中，宗教（religion）與道德（morality）乃是不可或缺之支柱。」華盛頓曾如是說道。

「我們切不可輕率地抱持這樣一種臆想：即道德可以脫離宗教而獨立維繫。」他接著說道，「誠然，對於那些心智結構殊異之人，我們或許可以承認高雅教育（refined education）對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無論基於理性還是經驗，我們都絕不能指望國家道德能夠在摒棄宗教原則的情況下依然得以盛行。」

誠然，正是這些「不可或缺之支柱」（indispensable supports）維繫著美國的團結，即便是在我們對奇跡習以為常、甚至因愚昧而將其漠視的時刻——彷彿身為改寫世界格局之奇跡的受惠者，我們便能因此免受過錯與詛咒的侵襲。在一時魯莽的愚蠢衝動之下——且距離上天眷顧使國土面積翻倍尚不足十年——我們向大英帝國宣戰，並為此付出了國都慘遭焚毀的代價；而在這場劫難中，真正的奇跡在於：我們那些至關重要的立國文獻竟得以幸免於難完好無損。在擊敗墨西哥並於1848年2月2日簽署《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之後，我們的國土面積擴增了三分之一；而在簽署條約前僅僅11天，加利福尼亞便發現了黃金——這無疑是神意昭彰的明證。

這片大陸已然歸我國所有，強敵或已潰敗，或已歸順，而我們的街巷更是遍地流金淌銀。然而，我們卻就此對那份奇跡視而不見了。

當美國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呼籲我們要秉持「我們本性中更美好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時，這個呼籲當時並未得到很好的響應。

然而，無論結果是好是壞，林肯總統依然將美國引向了奇跡之路。他說道：「如果上帝旨意讓這場戰爭持續下去——直至奴隸兩百五十年來無償辛勞所積聚的全部財富盡數耗盡，直至每一滴因鞭笞而流出的鮮血，都由另一滴因刀劍而流出的鮮血來償還——那麼，正如三千年前所言，如今依然必須這樣說：『主的審判是真實且完全公義的。』（The judgments of the Lord are true and righteous altogether.）」

「我們本性中更美好的天使」最終緩慢地取得了勝利。林肯總統曾寄望於美國人民能夠「竭盡所能，去締造並珍視我們自身之間以及與世界各國之間，那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我們國內和平的奇跡得以延續至今——即便此後又新增了16個州（這還不包括當初脫離聯邦的那11個州）。

不僅如此，通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1939—1945年）結束後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我們還讓「世界各國」（all nations）得以分享並擁抱「美國」（America）這個奇跡。儘管我們曾極力希望避免戰爭，但是一旦戰火燃起，我們便義無反顧地承擔起責任，去完成那並非由我們挑起的戰事。然而，正是那些偉大美國人的遠見卓識，讓他們清醒地認識到：並非所有的「惡龍」（evil dragons）都已被斬除，而歐洲正迫切需要一個帶有「美國色彩」（Americanized）的奇跡。我們投入巨資，將歐洲從廢墟中重建；與此同時，我們還成功抵禦並遏制了美國第40任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年）曾精闢地將其定性為「邪惡帝國」（evil empire）的勢力。

與蘇聯的冷戰（Cold War，1947—1991年），使我們不得不直面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不僅摒棄了奇跡，更剝奪了任何形式的自由，至於追求幸福的權利，更是無從談起。共產主義曾一度吞噬了那個曾經敬畏上帝的俄羅斯。然而，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

曾經身陷蘇聯古拉格（Soviet Gulag）集中營、並榮獲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俄羅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年）對此斷言：「人們遺忘了上帝；這正是導致這一切發生的根源。」

他繼而補充道：「若要我用一句話簡明扼要地概括整個二十世紀最顯著的特徵，我實在找不出比這句話更為精準、更為精闢的表述了——我只能再次重申：『人們遺忘了上帝。』（Men have forgotten God.）」

冷戰隨著1989年德國柏林牆的倒塌而宣告終結。抑或許，它的真正終結應定格於1991年蘇聯解體之時。無論如何，僅僅在片刻之後，另一場冷戰便已悄然開啟；而這一次，我們所面對的宿敵，竟是那個前蘇聯政權的翻版與化身。

如果說第一場冷戰曾給予我們某種啟示——事實上，如果說過去兩百五十年的歷史曾給予我們任何啟示——那便是：美國必須始終仰望天意，仰望神明。我們必須始終懷著期盼與感恩之心去迎接奇跡；唯有如此，我們方能堅守對上帝的信仰——正是這份信仰，指引並護佑著我們穿越了勝利與挫敗、智慧與愚鈍的種種境遇，一路安然前行。

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總統已作古於十八世紀，廢除了美國黑人奴隸制的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亦已仙逝於十九世紀。我們那位俄羅斯友人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以及我們敬愛的戴維‧麥卡洛，皆於本世紀離世。然而，你我大家至今依然留守於此，肩負著維繫宗教與道德這兩大「不可或缺之支柱」的使命——正如先輩所囑託的那樣：一旦奇跡降臨，便要大聲宣告；而在奇跡尚未顯現之時，則須恆久祈禱，期盼著下一個奇跡的發生。

美國從來就不乏奇跡。就在剛剛過去的復活節（Easter）期間——這個時節正是見證上帝最偉大奇跡的時刻——我們在伊朗成功搜尋一名墜機的美軍飛行員，這個事件生動地詮釋了我們對宗教的依賴。我們公開祈禱，並懇請他人代為祈禱，以此清晰地表明：我們從未遺忘上帝。在那一刻，我們對上帝的渴求，正如同250年前那個聖誕之夜我們對祂的渴求一般迫切。

在此次事例中——正如此前無數次，也正如我們所期盼的此後無數次那樣——我們收穫了戴維‧麥卡洛所形容的「無異於一場奇跡」（little short of a miracle）之物。

作者簡介：

達斯汀‧巴斯（Dustin Bass）是播客節目《美國故事》（American Tales）的創始人兼主持人，也是「油管」（YouTube）頻道「歷史之子」（The Sons of History）的聯合創始人。他為《大紀元時報》（The Epoch Times）撰寫兩個每週專欄：《歷史人物》（Profiles in History）和《歷史上的本週》（This Week in History）等。他同時也是一位作家。

原文：Reflecting on America’s Necessary Faith in the Miraculou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