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03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Dustin Bass撰文／信宇编译）“对于那些赤足的士兵而言，这将是一个凄苦难熬的夜晚。”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中有些人用破布裹住了双脚，但我未曾听到任何一人发出怨言。”

那个夜晚是1776年12月25日，堪称美国军事史上最为关键的一个夜晚。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年）将军将其麾下大军沿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一字排开，分作三路纵队，以此作为其精心策划的进攻方案中的一环。然而，天公却不作美。一场暴风雪席卷了新泽西大地。此外，正如菲茨杰拉德所提及的那样，许多士兵甚至连渡河的准备都尚且不足，更遑论去执行那些既定的进攻任务了。鉴于当时的战局走势，那些有幸熬过这一夜并从突袭战中生还的士兵，极有可能在战事结束后便解甲归田——因为他们的兵役期定于12月31日正式届满。对于华盛顿将军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背水一战；他渴望以一场胜利为这一年划上句号，从而说服麾下将士们继续坚守战线，将这场抗争延续至新的一年。

华盛顿将军掌管着2,400名士兵。他的另一支大约2,200名士兵组成的分遣队（分为两支部队）部署在他以南，准备对一支据信由2,000至3,000名黑森雇佣兵（Hessian mercenaries）组成的军队（实际上有1,500人）进行三路攻击。华盛顿希望发动夜间袭击，但是计划落后了，他们只能在朝阳下追击敌人。更糟糕的是，华盛顿的三管齐下的进攻将被削减为单线作战，因为暴风雪阻止了他以南的士兵渡河。最后，许多成功渡河的士兵由于枪支受潮而无法开火。

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1933—2022年）在他的历史著作《1776》（2025年）中反思了这场关键的早晨袭击，他说，“对于那些曾追随华盛顿左右、深知革命初期局势何等险峻的人而言——他们明白，往往正是境遇、风暴、逆风，抑或是个人性格中的特质与力量，最终扭转了乾坤——（革命的）结局在他们眼中，简直无异于一场奇迹（little short of a miracle）。”

“奇迹（Miracle）。”

这是麦卡洛著作《1776》中的最后一个词，它概括了美国的许多特质。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击败了当时的头号军事强国——英国，这便是一个奇迹。我们的开国先贤们认为应当庄严载入那句“我们由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we are endowed by our Creator with certain inalienable rights …）这同样是一个奇迹。而在这个词句获得通过仅仅11年之后，先贤们便确信美国若仅维持邦联体制（confederation）将无法立足，转而认定必须建立一种“共和政体”（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这更是一个奇迹。

正当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的宪法竟能成为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久的宪法，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此外，早在我们萌生宣告独立之念前，上苍便已赐予我们150年的光阴来操练自治，从而确保我们能为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做好充分的准备。世上没有任何其它国家曾获此良机——我亦深信，即便有幸得之，恐怕也未必能像我们这般，缔造出世人迄今所见最为自由、繁荣且强大的国度。

诚然，美利坚（America）本身便是一个奇迹；然而，这个集体的奇迹，不过是我们长久以来对“奇迹”这个信念所持有的个体信仰的真实映照罢了。

神圣干预（divine intervention）具备可能性。我们的开国先贤们将其视为“天意”（Providence）。在贝琪‧罗斯旗帜（Betsy Ross flag，1777—1795年间使用的美国国旗，参见《话说美国国旗与国旗日》）的感召下，第一代美国人亲历了一场充满奇迹的战争——尽管这些奇迹的出现既是适时的，却也是不连贯的。

不连贯？确实如此。奇迹本身便与自然法则相悖，因此显得稀有且不可预测。正因如此，若要相信奇迹，就必须相信有一位“行奇迹者”（Miracle Worker）的存在。简而言之，这便是“信仰”（faith）。若无信仰，甚至连对奇迹的期盼都无从谈起。因此，那些缺乏信仰之人，即便奇迹降临，也永远无法真正领悟其深意。它沦为了一桩孤立的事件，试图仅凭自然手段便将其解释殆尽，其结果不过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智力演练而已。

对奇迹的信奉——进而对“天意”的信奉——要求我们将信仰安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我们的信仰必须坚守在开国先贤们所确立的基石之上：即信奉一位良善的造物主。与之相对，一位邪恶的造物主绝不会赋予人类诸如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倘若我们信仰的是一位良善的造物主，那么顺理成章地，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一切，也必将是为了良善与正义。当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1859年）于1831年造访美国时，他曾如此写道：“若以其本真面目审视英裔美国文明的特质……便会发现它是某种融合的产物——在其它国度，这两种精神往往处于频繁的敌对状态，但在美国，它们却以令人赞叹的方式彼此融合、相辅相成。我所指的，正是‘宗教精神’（spirit of Religion）与‘自由精神’（spirit of Liberty）。”

这位备受爱戴的法国人——他描绘美国之精准，或许胜过任何一位美国人——呼应了美国建国先贤们的理念，更无疑与华盛顿在卸任公职时的临别赠言遥相呼应。“在所有有助于实现政治繁荣的性情与习惯中，宗教（religion）与道德（morality）乃是不可或缺之支柱。”华盛顿曾如是说道。

“我们切不可轻率地抱持这样一种臆想：即道德可以脱离宗教而独立维系。”他接着说道，“诚然，对于那些心智结构殊异之人，我们或许可以承认高雅教育（refined education）对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无论基于理性还是经验，我们都绝不能指望国家道德能够在摒弃宗教原则的情况下依然得以盛行。”

诚然，正是这些“不可或缺之支柱”（indispensable supports）维系着美国的团结，即便是在我们对奇迹习以为常、甚至因愚昧而将其漠视的时刻——仿佛身为改写世界格局之奇迹的受惠者，我们便能因此免受过错与诅咒的侵袭。在一时鲁莽的愚蠢冲动之下——且距离上天眷顾使国土面积翻倍尚不足十年——我们向大英帝国宣战，并为此付出了国都惨遭焚毁的代价；而在这场劫难中，真正的奇迹在于：我们那些至关重要的立国文献竟得以幸免于难完好无损。在击败墨西哥并于1848年2月2日签署《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之后，我们的国土面积扩增了三分之一；而在签署条约前仅仅11天，加利福尼亚便发现了黄金——这无疑是神意昭彰的明证。

这片大陆已然归我国所有，强敌或已溃败，或已归顺，而我们的街巷更是遍地流金淌银。然而，我们却就此对那份奇迹视而不见了。

当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呼吁我们要秉持“我们本性中更美好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时，这个呼吁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响应。

然而，无论结果是好是坏，林肯总统依然将美国引向了奇迹之路。他说道：“如果上帝旨意让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直至奴隶两百五十年来无偿辛劳所积聚的全部财富尽数耗尽，直至每一滴因鞭笞而流出的鲜血，都由另一滴因刀剑而流出的鲜血来偿还——那么，正如三千年前所言，如今依然必须这样说：‘主的审判是真实且完全公义的。’（The judgments of the Lord are true and righteous altogether.）”

“我们本性中更美好的天使”最终缓慢地取得了胜利。林肯总统曾寄望于美国人民能够“竭尽所能，去缔造并珍视我们自身之间以及与世界各国之间，那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我们国内和平的奇迹得以延续至今——即便此后又新增了16个州（这还不包括当初脱离联邦的那11个州）。

不仅如此，通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1939—1945年）结束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还让“世界各国”（all nations）得以分享并拥抱“美国”（America）这个奇迹。尽管我们曾极力希望避免战争，但是一旦战火燃起，我们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责任，去完成那并非由我们挑起的战事。然而，正是那些伟大美国人的远见卓识，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并非所有的“恶龙”（evil dragons）都已被斩除，而欧洲正迫切需要一个带有“美国色彩”（Americanized）的奇迹。我们投入巨资，将欧洲从废墟中重建；与此同时，我们还成功抵御并遏制了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年）曾精辟地将其定性为“邪恶帝国”（evil empire）的势力。

与苏联的冷战（Cold War，1947—1991年），使我们不得不直面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摒弃了奇迹，更剥夺了任何形式的自由，至于追求幸福的权利，更是无从谈起。共产主义曾一度吞噬了那个曾经敬畏上帝的俄罗斯。然而，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曾经身陷苏联古拉格（Soviet Gulag）集中营、并荣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年）对此断言：“人们遗忘了上帝；这正是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根源。”

他继而补充道：“若要我用一句话简明扼要地概括整个二十世纪最显著的特征，我实在找不出比这句话更为精准、更为精辟的表述了——我只能再次重申：‘人们遗忘了上帝。’（Men have forgotten God.）”

冷战随着1989年德国柏林墙的倒塌而宣告终结。抑或许，它的真正终结应定格于1991年苏联解体之时。无论如何，仅仅在片刻之后，另一场冷战便已悄然开启；而这一次，我们所面对的宿敌，竟是那个前苏联政权的翻版与化身。

如果说第一场冷战曾给予我们某种启示——事实上，如果说过去两百五十年的历史曾给予我们任何启示——那便是：美国必须始终仰望天意，仰望神明。我们必须始终怀着期盼与感恩之心去迎接奇迹；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坚守对上帝的信仰——正是这份信仰，指引并护佑着我们穿越了胜利与挫败、智慧与愚钝的种种境遇，一路安然前行。

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总统已作古于十八世纪，废除了美国黑人奴隶制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亦已仙逝于十九世纪。我们那位俄罗斯友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以及我们敬爱的戴维‧麦卡洛，皆于本世纪离世。然而，你我大家至今依然留守于此，肩负着维系宗教与道德这两大“不可或缺之支柱”的使命——正如先辈所嘱托的那样：一旦奇迹降临，便要大声宣告；而在奇迹尚未显现之时，则须恒久祈祷，期盼着下一个奇迹的发生。

美国从来就不乏奇迹。就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Easter）期间——这个时节正是见证上帝最伟大奇迹的时刻——我们在伊朗成功搜寻一名坠机的美军飞行员，这个事件生动地诠释了我们对宗教的依赖。我们公开祈祷，并恳请他人代为祈祷，以此清晰地表明：我们从未遗忘上帝。在那一刻，我们对上帝的渴求，正如同250年前那个圣诞之夜我们对祂的渴求一般迫切。

在此次事例中——正如此前无数次，也正如我们所期盼的此后无数次那样——我们收获了戴维‧麦卡洛所形容的“无异于一场奇迹”（little short of a miracle）之物。

作者简介：

达斯汀‧巴斯（Dustin Bass）是播客节目《美国故事》（American Tales）的创始人兼主持人，也是“油管”（YouTube）频道“历史之子”（The Sons of History）的联合创始人。他为《大.纪.元;时报》（The Epoch Times）撰写两个每周专栏：《历史人物》（Profiles in History）和《历史上的本周》（This Week in History）等。他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原文：Reflecting on America’s Necessary Faith in the Miraculou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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