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04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Antonio Graceffo撰文／信宇編譯）中國那種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驅動（infrastructure-drive）的增長模式，曾是其經濟崛起的強勁引擎；然而如今，這種模式所帶來的邊際收益已經嚴重遞減。若不放棄中央集權的管控，轉而推行真正的市場化改革，中國恐將永遠無法在經濟實力或GDP總量上超越美國。

幾十年來，中共政權一直依靠一個簡單的模式來促進經濟增長和應對經濟衰退。國有銀行向國有企業提供巨額信貸，而國有企業則利用這些信貸建設基礎設施項目，從而促進GDP增長。

在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這種模式確實帶來了豐厚的回報。連接各大城市的首條標準鐵路網的建設、現代化深水港的建設、三峽大壩的修建，以及電網和公路向二三線城市的延伸，都帶來了遠遠超過最初投資成本的經濟效益。

當一個發展中國家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高速公路時，修建高速公路能夠極大地提升其GDP。當城市缺乏可靠的電力供應時，將其接入電網便能促成工業活動、商業往來以及現代基礎設施的建設——而若無這些舉措，經濟發展將根本無法實現。

中共政權在推行以投資為導向的政策方面有著長期的歷史。總部位於香港的財經信息服務公司CEIC的歷史數據顯示，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的平均投資占GDP比重約為43%；2011年該比重達到峰值46.6%；而據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統計，2023年中國的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為40.45%。

然而，每一輪接踵而至的基礎設施投資所產生的回報，均呈逐波遞減之勢。以2011年6月通車、耗資高達2,209億元的京滬高速鐵路（Beijing-Shanghai high-speed rail line）為例，其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甚至不及它所補充完善的既有普速鐵路系統。實證研究亦表明，在短期內，該線路對沿線小型地級市的人均GDP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究其原因，在於其所引發的集聚效應將經濟活動集中於主要的大型城市樞紐，而非將其更均衡地分散至整個區域。

連接二線城市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如連接一線城市；而將基礎設施延伸至三線城市、小城鎮和農村地區，儘管需要持續投入建設和維護成本，但收益卻較低。隨著交通項目投資的增加，邊際收益卻在下降。東部沿海省份的新基礎設施投資已無法再像早期發展階段那樣帶來收益，而西部許多省份由於人口稀少、經濟活動有限，基礎設施利用率仍然很低。

儘管缺乏任何可預見的經濟收益，中共政權仍然日益大規模地修建鐵路、公路及電網，將那些規模較小且日漸萎縮的鄉村社區相互連接起來。而這些工程的建設成本，卻與早先那些連接中國主要城市及工業中心、並曾助力中國經濟騰飛的基礎設施項目不相上下。

第一代高鐵項目連接了人口稠密、客運需求旺盛的走廊地帶，但是後來的擴建工程將網絡延伸至人口稀少、客流量較低的地區。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國際事務研究所FSI發布的《中國簡報》（China Briefs）指出，儘管三線城市經濟脆弱，但是道路和污水處理系統的基礎設施投資仍然集中在這些城市。

經濟學家使用增量資本產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簡稱ICOR）來衡量每增加一美元的GDP增長需要多少投資——無論是基礎設施、住房、工業產能，還是政府支出。中國的ICOR從1979年至1996年的2.6上升到1997年至2013年的4.0，增幅達50%，這意味著中國從需要2.60美元的投資才能產生1美元的GDP增長，增加到需要4.00美元。

同一批研究人員發現，資本項目的完工率已降至60%以下，從上世紀90年代末的74%至79%下降到如今的水平。完工率（completion rate）衡量的是已獲批准並獲得資金的項目中實際完成的比例。中途棄工、無限期停工或交付時間過晚而無法達到預期用途的項目均被視為未完工項目。一個部分建成後被棄置的項目，仍然消耗了鋼材、混凝土、勞動力和土地等，卻沒有產生任何收益。

完工率的下滑，也部分解釋了增量資本產出比（ICOR）惡化的原因。總投資支出（total investment spending）——其中包括那些投入了資金卻從未完工的項目——會推高這個比率；而GDP增長所反映的，卻僅是已完工項目的產出。中國當時不僅在建設回報率低下的基礎設施，更將全部建設預算投入到了那些最終未能竣工的項目之中。研究人員估算，僅在2009年之後的經濟刺激計劃中，無效投資所造成的浪費就高達6.8萬億美元。

據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保衛民主基金會」（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簡稱FDD）的數據顯示，若採用官方統計數字，中國目前的增量資本產出比（ICOR）約為8.5；若採用獨立的增長估算數據，該比率則介於14至17之間。另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簡稱紐約聯儲/New York Fed）的數據，目前資本投入對年度GDP增長的貢獻已不足3個百分點，較上一個十年初期的近6個百分點有所下降。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4年中國名義GDP為18.74萬億美元，而美國為29.18萬億美元，中國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一。自2021年以來，這個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2021年，中國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76%。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到2024年，這個比例已經降至約65%。

通過基礎設施投資來彌合差距已不再可行。曾經推動中國崛起的模式——國有銀行出資、國有企業建設基礎設施以提振GDP增長——如今已經走到盡頭。那些收益最大的項目早已建成。剩下的只有通往人口流失村莊的鐵路、連接萎縮城鎮的公路，以及人口流失城市的住宅開發項目。

另一種選擇，即以消費驅動、生產力為主導、以可執行的產權、獨立的法院和市場競爭為基礎的經濟模式，75年來一直未能被中共接受。在北京看來，一個允許私營企業家獨立於黨積累財富和經濟實力的體系並非解決方案，而是一種威脅。中共黨魁習近平採取了相反的舉措，加強了中共對私營企業的控制，重新確立了國家對資本配置的主導地位，並削弱了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市場機制。

當前的投資模式正趨於失效，而其替代方案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共而言依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除非中共將經濟主導權移交給私營部門，否則那些限制中國在經濟上超越美國的結構性障礙，恐難獲得解決。而這種移交對於中共政權而言，似乎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

作者簡介：

安東尼奧‧格雷斯福（Antonio Graceffo）博士，是經濟學教授和中國經濟問題分析師，在亞洲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本科畢業於上海體育學院，擁有上海交通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曾在美國軍事大學（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研究國防議題。

原文：Diminishing Returns 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he End of China’s Growth Miracl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