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04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Antonio Graceffo撰文／信宇编译）中国那种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驱动（infrastructure-drive）的增长模式，曾是其经济崛起的强劲引擎；然而如今，这种模式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已经严重递减。若不放弃中央集权的管控，转而推行真正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恐将永远无法在经济实力或GDP总量上超越美国。

几十年来，中共政权一直依靠一个简单的模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应对经济衰退。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巨额信贷，而国有企业则利用这些信贷建设基础设施项目，从而促进GDP增长。

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模式确实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连接各大城市的首条标准铁路网的建设、现代化深水港的建设、三峡大坝的修建，以及电网和公路向二三线城市的延伸，都带来了远远超过最初投资成本的经济效益。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高速公路时，修建高速公路能够极大地提升其GDP。当城市缺乏可靠的电力供应时，将其接入电网便能促成工业活动、商业往来以及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若无这些举措，经济发展将根本无法实现。

中共政权在推行以投资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有着长期的历史。总部位于香港的财经信息服务公司CEIC的历史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平均投资占GDP比重约为43%；2011年该比重达到峰值46.6%；而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统计，2023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为40.45%。

然而，每一轮接踵而至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产生的回报，均呈逐波递减之势。以2011年6月通车、耗资高达2,209亿元的京沪高速铁路（Beijing-Shanghai high-speed rail line）为例，其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甚至不及它所补充完善的既有普速铁路系统。实证研究亦表明，在短期内，该线路对沿线小型地级市的人均GDP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其所引发的集聚效应将经济活动集中于主要的大型城市枢纽，而非将其更均衡地分散至整个区域。

连接二线城市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如连接一线城市；而将基础设施延伸至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尽管需要持续投入建设和维护成本，但收益却较低。随着交通项目投资的增加，边际收益却在下降。东部沿海省份的新基础设施投资已无法再像早期发展阶段那样带来收益，而西部许多省份由于人口稀少、经济活动有限，基础设施利用率仍然很低。

尽管缺乏任何可预见的经济收益，中共政权仍然日益大规模地修建铁路、公路及电网，将那些规模较小且日渐萎缩的乡村社区相互连接起来。而这些工程的建设成本，却与早先那些连接中国主要城市及工业中心、并曾助力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设施项目不相上下。

第一代高铁项目连接了人口稠密、客运需求旺盛的走廊地带，但是后来的扩建工程将网络延伸至人口稀少、客流量较低的地区。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国际事务研究所FSI发布的《中国简报》（China Briefs）指出，尽管三线城市经济脆弱，但是道路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基础设施投资仍然集中在这些城市。

经济学家使用增量资本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来衡量每增加一美元的GDP增长需要多少投资——无论是基础设施、住房、工业产能，还是政府支出。中国的ICOR从1979年至1996年的2.6上升到1997年至2013年的4.0，增幅达50%，这意味着中国从需要2.60美元的投资才能产生1美元的GDP增长，增加到需要4.00美元。

同一批研究人员发现，资本项目的完工率已降至60%以下，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74%至79%下降到如今的水平。完工率（completion rate）衡量的是已获批准并获得资金的项目中实际完成的比例。中途弃工、无限期停工或交付时间过晚而无法达到预期用途的项目均被视为未完工项目。一个部分建成后被弃置的项目，仍然消耗了钢材、混凝土、劳动力和土地等，却没有产生任何收益。

完工率的下滑，也部分解释了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恶化的原因。总投资支出（total investment spending）——其中包括那些投入了资金却从未完工的项目——会推高这个比率；而GDP增长所反映的，却仅是已完工项目的产出。中国当时不仅在建设回报率低下的基础设施，更将全部建设预算投入到了那些最终未能竣工的项目之中。研究人员估算，仅在2009年之后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无效投资所造成的浪费就高达6.8万亿美元。

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简称FDD）的数据显示，若采用官方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约为8.5；若采用独立的增长估算数据，该比率则介于14至17之间。另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简称纽约联储/New York Fed）的数据，目前资本投入对年度GDP增长的贡献已不足3个百分点，较上一个十年初期的近6个百分点有所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年中国名义GDP为18.74万亿美元，而美国为29.18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自2021年以来，这个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2021年，中国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76%。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24年，这个比例已经降至约65%。

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弥合差距已不再可行。曾经推动中国崛起的模式——国有银行出资、国有企业建设基础设施以提振GDP增长——如今已经走到尽头。那些收益最大的项目早已建成。剩下的只有通往人口流失村庄的铁路、连接萎缩城镇的公路，以及人口流失城市的住宅开发项目。

另一种选择，即以消费驱动、生产力为主导、以可执行的产权、独立的法院和市场竞争为基础的经济模式，75年来一直未能被中共接受。在北京看来，一个允许私营企业家独立于党积累财富和经济实力的体系并非解决方案，而是一种威胁。中共党魁习*近*平采取了相反的举措，加强了中共对私营企业的控制，重新确立了国家对资本配置的主导地位，并削弱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市场机制。

当前的投资模式正趋于失效，而其替代方案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共而言依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除非中共将经济主导权移交给私营部门，否则那些限制中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的结构性障碍，恐难获得解决。而这种移交对于中共政权而言，似乎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

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格雷斯福（Antonio Graceffo）博士，是经济学教授和中国经济问题分析师，在亚洲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本科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拥有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曾在美国军事大学（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研究国防议题。

原文：Diminishing Returns 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he End of China’s Growth Miracl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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