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趙彬、顧曉華採訪報導）去年2月，中國籍研究員權恆道被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以洩露商業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緩刑4年（等於交罰金當庭釋放）。相較之下，因竊取美國通用電氣商業機密、被美國法院依「經濟間諜」罪名定罪的華裔工程師鄭小清，則遭判2年有期徒刑（實刑）。同樣涉及竊取核心技術，美日兩國在法律定性與量刑上存在明顯差異。

為了補強現行法規的制度性漏洞，日本政府積極強化國家安全防線，於7月31日正式成立「國家情報局」，並計劃自2027年起推動《反間諜法》等配套立法。

分析認為，隨著相關法制逐步建立，涉及軍事與重大商業機密的竊密案件，未來將面臨更嚴格的刑事規範。另一方面，「國家情報局」正式掛牌後，能否進一步推動日本深化與「五眼聯盟」的情報合作，也備受關注。

日本首任國家情報局長，由58歲的原和也（Kazuya Hara）出任。他1990年進入警察廳，歷任安倍晉三內閣祕書官、警察廳警備局長，2023年擔任內閣情報官。在高市早苗去年就任首相後，他持續推動成立國家情報局。

《產經新聞》報導，今年5月，原和也赴美與美國情報官員會晤，說明日本成立國家情報局的目的。他曾被派駐美國與俄羅斯，也因此被多位歷任內閣情報官形容為「警察廳首屈一指的情報人才」。

目前，日本國家情報局由原「內閣情報調查室」升格而來，編制維持約700人，負責治安與國家安全情報的搜集、分析與研判。新機構將整合警察廳、公安調查廳、外務省、防衛省等部門原本分散掌握的情資，統一分析，成為日本政府的情報中樞。

官房長官木原稔表示，「在當前複雜且嚴峻的國際局勢下，成立國家情報局，對提升政府整體情報能力具有重大意義。」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沈明室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日本成立國家情報局，象徵戰後國安戰略由過去偏重被動防衛，轉向跨部門整合的情報體系，也是因應中共、俄羅斯與北韓帶來複合式安全威脅的重要轉折。

針對日本情資體系的重大調整，中共央視報導稱，這是高市早苗政府推動「再軍事化」的重要制度布局。然而，日本長期缺乏《反間諜法》及統籌反間諜工作的專責機構，外界因此形容日本是「間諜樂園」。在此背景下，日本一直是中共搜集軍事與商業情報的重要目標之一。

時任日本戰略研究論壇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的藤谷昌敏，曾在日本網絡電視台ABEMA節目中表示，綜合各國情報機構掌握的資訊，中共向日本派遣了約2萬至2.5萬名間諜或特工；若再加上北韓與俄羅斯，在日本活動的外國特工規模將更為龐大。

此外，日本《週刊大眾》曾報導，中共對日本的情報滲透並非主要依賴傳統特工，而是以學者、留學生、企業工程師及民間團體等「軍民融合」為掩護，搜集軍事、科技與商業情報，相關人員估計達3萬至5萬人。

開篇提到的權恆道曾任教於中國「國防七校」之一的南京理工大學，之後以研究員身分進入日本國家級研究機構「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由於當時日本尚未制定《反間諜法》，日媒形容其行動「幾乎毫無顧忌」。

日媒報導，權恆道2018年將氟化合物研究成果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給一家總部位於北京的中國化工企業。約一週後，該公司便在中國提出專利申請，兩年後獲准，發明人名單中也列有權恆道。值得注意的是，這家公司日本分公司設於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所在地——茨城縣筑波市，社長則由權恆道妻子擔任。

權恆道案並非個案。近年來，中共對日本高科技與產業供應鏈的滲透，早已不限於傳統間諜活動。

日本媒體曾披露，中共透過LinkedIn等社群平台，以高額顧問費利誘積水化學工業工程師提供智能手機材料技術。另有一名任職日本電子設備公司的中國籍技術員，涉嫌將尖端的農業溫控技術提供給中國企業後返回中國。日本調查人員發現，該人士與中共軍方有接觸，懷疑其竊取技術與中共推動農業「現代化」的政策有關。

此外，日本近年也多次遭到來自中共的國家級駭客攻擊，包括電信龍頭NTT遭駭客入侵，企圖竊取通訊資料。凸顯情報戰已由傳統人員滲透，延伸至網絡空間。

分析指出，中共正透過「軍民融合」與「灰色地帶」策略，持續擴大對日本科技、產業及情報領域的滲透。面對分散且隱蔽的滲透模式，新成立的國家情報局雖肩負整合情資的任務，但挑戰仍相當嚴峻。

沈明室表示，該日本新機構雖完成情報一元化整合，但定位仍偏向情報分析與協調中心，既沒有海外主動搜集情報的權限，也不具備執法或逮捕權。

目前，日本雖已正式成立國家情報局，但《反間諜法》等核心配套法律仍待完成立法。根據日本政府規畫，國家情報局於7月31日召開首次會議，著手制定《國家情報戰略》，並同步展開反間諜相關法制、制度設計及人權保障等討論，最快將於2027年提交國會審議。

沈明室表示，現階段國家情報局最大的功能，在於整合跨部門情資，結合大數據分析，從大量零散資訊中辨識異常活動，再迅速交由警視廳公安部、海上保安廳等具執法權限的單位查處。

他認為，日本未來還應推動企業及大學建立更完善的審查機制，加強檢視具有「軍民融合」背景的交流合作，尤其應防範中共藉由產學合作、科技交流及共同研究等方式，取得敏感技術與重要情報。

除了重整國內情報體系，日本成立國家情報局的另一項戰略目標，是深化與美國及「五眼聯盟」（Five Eyes）的情報合作。

2020年，時任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曾表示，日本希望擴大與五眼聯盟合作，雙方已保持密切接觸，聯盟成員也多次希望日本分享情報。他當時風趣地說：「如果經常合作，或許可以稱為『六眼』。」

由於五眼聯盟並非正式國際組織，河野也曾形容，日本「只需要拉一張椅子坐到他們桌邊」，展現日本積極參與情報合作的態度。

不過，多位學者認為，日本若要進一步深化合作，仍須補足制度與能力上的不足。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蘇紫雲對大紀元表示，相較於歐美情報機構長期累積的人員滲透、策反與海外情報搜集能力，日本在人力情報（HUMINT）領域仍相對薄弱，過去海外情報多仰賴商社及民間企業提供輔助。

他認為，成立國家情報局後，日本情報體系未來可能有兩項重要調整：一是從警視廳抽調更多專業情報人員，建立跨部門運作機制；二是在維持情報分析功能之外，逐步強化海外情報搜集能力。

相較之下，日本在訊號情報（SIGINT）領域一直具有明顯優勢。憑藉先進電子科技、衛星系統及第一島鏈部署的雷達網，日本海上與航空自衛隊長期監控中共、俄羅斯及北韓軍事活動，累積大量第一手情資，也成為日本參與情報合作的重要基礎。

近年來，五眼聯盟持續擴大合作對象。台灣國安局也曾證實，已與五眼聯盟展開部分合作。

蘇紫雲表示，美國近年積極推動第一島鏈盟友深化情報合作，希望與日本、菲律賓及台灣建立更緊密的情報交換機制，以提升區域預警與嚇阻能力。

日本在訊號情報領域的能力，過去已有多次實戰驗證。1979年中越戰爭期間，日本曾監聽到共軍裝甲部隊進入越南的相關通訊；1983年蘇聯擊落大韓航空班機時，日本也截收到蘇聯戰機飛行員的通話內容。

沈明室表示，日本與五眼聯盟在情報合作上具有高度互補性。日本位於第一島鏈核心位置，在東海、黃海及宮古海峽周邊部署完善的雷達、聲納及電子偵察系統，可提供第一線海空動態情報；若未來韓國也能深化合作，整體情報網絡的價值將進一步提升。

除地理優勢外，日本在半導體材料、精密機械及基礎科學等領域也具備深厚實力，可協助盟友降低高科技供應鏈風險，並提供重要技術研判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國家情報局雖已正式成立，但《反間諜法》等核心配套法律仍待完成立法。

沈明室指出，2027年具有特殊戰略意義，時間點與國際間普遍評估中共可能對台採取重大軍事行動的時間區間大致重疊，因此日本希望在此之前完成情報體系與法律制度的補強。

他表示，日本長期重視人權與隱私保障，相關法案勢必在國會引發充分討論，因此制度改革難以一揮而就。在新法完成前，日本仍須面對敵對勢力持續滲透所帶來的國安風險。

蘇紫雲則認為，日本最大的挑戰仍是和平憲法及既有法制對國家安全權限的限制。在相關法律尚未完成前，政府如何透過行政命令強化跨部門協調，提高情報體系運作效率，將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課題。

從權恆道案暴露出的法律漏洞，到國家情報局正式成立，日本正逐步重整長期分散的情報體系。不過，未來能否完成《反間諜法》等配套立法、提升跨部門情報整合效率，並深化與美國及「五眼聯盟」的合作，仍將是觀察日本情報改革能否落實的重要指標。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