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彬、顾晓华采访报导）去年2月，中国籍研究员权恒道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以泄露商业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等于交罚金当庭释放）。相较之下，因窃取美国通用电气商业机密、被美国法院依“经济间谍”罪名定罪的华裔工程师郑小清，则遭判2年有期徒刑（实刑）。同样涉及窃取核心技术，美日两国在法律定性与量刑上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补强现行法规的制度性漏洞，日本政府积极强化国家安全防线，于7月31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并计划自2027年起推动《反间谍法》等配套立法。

分析认为，随着相关法制逐步建立，涉及军事与重大商业机密的窃密案件，未来将面临更严格的刑事规范。另一方面，“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后，能否进一步推动日本深化与“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也备受关注。

日本首任国家情报局长，由58岁的原和也（Kazuya Hara）出任。他1990年进入警察厅，历任安倍晋三内阁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2023年担任内阁情报官。在高市早苗去年就任首相后，他持续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

《产经新闻》报导，今年5月，原和也赴美与美国情报官员会晤，说明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的目的。他曾被派驻美国与俄罗斯，也因此被多位历任内阁情报官形容为“警察厅首屈一指的情报人才”。

目前，日本国家情报局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编制维持约700人，负责治安与国家安全情报的搜集、分析与研判。新机构将整合警察厅、公安调查厅、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原本分散掌握的情资，统一分析，成为日本政府的情报中枢。

官房长官木原稔表示，“在当前复杂且严峻的国际局势下，成立国家情报局，对提升政府整体情报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象征战后国安战略由过去偏重被动防卫，转向跨部门整合的情报体系，也是因应中共、俄罗斯与北韩带来复合式安全威胁的重要转折。

针对日本情资体系的重大调整，中共央视报导称，这是高市早苗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重要制度布局。然而，日本长期缺乏《反间谍法》及统筹反间谍工作的专责机构，外界因此形容日本是“间谍乐园”。在此背景下，日本一直是中共搜集军事与商业情报的重要目标之一。

时任日本战略研究论坛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藤谷昌敏，曾在日本网络电视台ABEMA节目中表示，综合各国情报机构掌握的资讯，中共向日本派遣了约2万至2.5万名间谍或特工；若再加上北韩与俄罗斯，在日本活动的外国特工规模将更为庞大。

此外，日本《周刊大众》曾报导，中共对日本的情报渗透并非主要依赖传统特工，而是以学者、留学生、企业工程师及民间团体等“军民融合”为掩护，搜集军事、科技与商业情报，相关人员估计达3万至5万人。

开篇提到的权恒道曾任教于中国“国防七校”之一的南京理工大学，之后以研究员身份进入日本国家级研究机构“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由于当时日本尚未制定《反间谍法》，日媒形容其行动“几乎毫无顾忌”。

日媒报导，权恒道2018年将氟化合物研究成果透过电子邮件传送给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化工企业。约一周后，该公司便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两年后获准，发明人名单中也列有权恒道。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日本分公司设于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所在地——茨城县筑波市，社长则由权恒道妻子担任。

权恒道案并非个案。近年来，中共对日本高科技与产业供应链的渗透，早已不限于传统间谍活动。

日本媒体曾披露，中共透过LinkedIn等社群平台，以高额顾问费利诱积水化学工业工程师提供智能手机材料技术。另有一名任职日本电子设备公司的中国籍技术员，涉嫌将尖端的农业温控技术提供给中国企业后返回中国。日本调查人员发现，该人士与中共军方有接触，怀疑其窃取技术与中共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有关。

此外，日本近年也多次遭到来自中共的国家级骇客攻击，包括电信龙头NTT遭骇客入侵，企图窃取通讯资料。凸显情报战已由传统人员渗透，延伸至网络空间。

分析指出，中共正透过“军民融合”与“灰色地带”策略，持续扩大对日本科技、产业及情报领域的渗透。面对分散且隐蔽的渗透模式，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虽肩负整合情资的任务，但挑战仍相当严峻。

沈明室表示，该日本新机构虽完成情报一元化整合，但定位仍偏向情报分析与协调中心，既没有海外主动搜集情报的权限，也不具备执法或逮捕权。

目前，日本虽已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但《反间谍法》等核心配套法律仍待完成立法。根据日本政府规划，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召开首次会议，着手制定《国家情报战略》，并同步展开反间谍相关法制、制度设计及人权保障等讨论，最快将于2027年提交国会审议。

沈明室表示，现阶段国家情报局最大的功能，在于整合跨部门情资，结合大数据分析，从大量零散资讯中辨识异常活动，再迅速交由警视厅公安部、海上保安厅等具执法权限的单位查处。

他认为，日本未来还应推动企业及大学建立更完善的审查机制，加强检视具有“军民融合”背景的交流合作，尤其应防范中共藉由产学合作、科技交流及共同研究等方式，取得敏感技术与重要情报。

除了重整国内情报体系，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的另一项战略目标，是深化与美国及“五眼联盟”（Five Eyes）的情报合作。

2020年，时任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曾表示，日本希望扩大与五眼联盟合作，双方已保持密切接触，联盟成员也多次希望日本分享情报。他当时风趣地说：“如果经常合作，或许可以称为‘六眼’。”

由于五眼联盟并非正式国际组织，河野也曾形容，日本“只需要拉一张椅子坐到他们桌边”，展现日本积极参与情报合作的态度。

不过，多位学者认为，日本若要进一步深化合作，仍须补足制度与能力上的不足。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苏紫云对大.纪.元;表示，相较于欧美情报机构长期累积的人员渗透、策反与海外情报搜集能力，日本在人力情报（HUMINT）领域仍相对薄弱，过去海外情报多仰赖商社及民间企业提供辅助。

他认为，成立国家情报局后，日本情报体系未来可能有两项重要调整：一是从警视厅抽调更多专业情报人员，建立跨部门运作机制；二是在维持情报分析功能之外，逐步强化海外情报搜集能力。

相较之下，日本在讯号情报（SIGINT）领域一直具有明显优势。凭借先进电子科技、卫星系统及第一岛链部署的雷达网，日本海上与航空自卫队长期监控中共、俄罗斯及北韩军事活动，累积大量第一手情资，也成为日本参与情报合作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五眼联盟持续扩大合作对象。台湾国安局也曾证实，已与五眼联盟展开部分合作。

苏紫云表示，美国近年积极推动第一岛链盟友深化情报合作，希望与日本、菲律宾及台湾建立更紧密的情报交换机制，以提升区域预警与吓阻能力。

日本在讯号情报领域的能力，过去已有多次实战验证。1979年中越战争期间，日本曾监听到共军装甲部队进入越南的相关通讯；1983年苏联击落大韩航空班机时，日本也截收到苏联战机飞行员的通话内容。

沈明室表示，日本与五眼联盟在情报合作上具有高度互补性。日本位于第一岛链核心位置，在东海、黄海及宫古海峡周边部署完善的雷达、声纳及电子侦察系统，可提供第一线海空动态情报；若未来韩国也能深化合作，整体情报网络的价值将进一步提升。

除地理优势外，日本在半导体材料、精密机械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也具备深厚实力，可协助盟友降低高科技供应链风险，并提供重要技术研判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家情报局虽已正式成立，但《反间谍法》等核心配套法律仍待完成立法。

沈明室指出，2027年具有特殊战略意义，时间点与国际间普遍评估中共可能对台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时间区间大致重叠，因此日本希望在此之前完成情报体系与法律制度的补强。

他表示，日本长期重视人权与隐私保障，相关法案势必在国会引发充分讨论，因此制度改革难以一挥而就。在新法完成前，日本仍须面对敌对势力持续渗透所带来的国安风险。

苏紫云则认为，日本最大的挑战仍是和平宪法及既有法制对国家安全权限的限制。在相关法律尚未完成前，政府如何透过行政命令强化跨部门协调，提高情报体系运作效率，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

从权恒道案暴露出的法律漏洞，到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正逐步重整长期分散的情报体系。不过，未来能否完成《反间谍法》等配套立法、提升跨部门情报整合效率，并深化与美国及“五眼联盟”的合作，仍将是观察日本情报改革能否落实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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