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09日訊】（大紀元記者顧同、易如採訪報導）2026年7月3日，中共網信辦發布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草案）》，內容增加三倍多，該草案修訂的首要原因是「落實」中共黨魁習近平的「決策部署」，嵌入多個習式條款，其中第29條涉跨國鎮壓，格外引發關注。

2000年9月，中共國務院頒布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僅包含27條，主要是針對互聯網服務提供商 (ICP) 的監管，是之後二十年中國互聯網監管的基本框架，2011年1月和2024年12月先後經過兩次修訂，但該框架一直保持穩定性。

現行《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2024年版），依舊保持27條不變。

然而7月3日的草案，從目前的27條劇增至94條，與2021年公布徵求意見的54條草案相比，篇幅幾乎翻了一番。

分析人士認為，該法規正在經歷一場實質性的重寫。

大陸網民李蔚對大紀元表示，作為網民中的一員，更關注對各種形式的公眾號、微博客（微博）、即時通信工具和「翻牆」這些方面的監管。

他發現，草案明確為監管對象，現在變成是否面向社會公眾提供信息，是否組織內容生產和分發，是否提供AI生成或智能體（Agent）服務等等。

他提到，草案第90條對「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定義明顯擴展，互聯網信息服務的載體不再限於傳統網站，還包括搜索引擎、應用程序或即時通訊工具提供者等等；草案第26條「違法穿透」取代「翻牆」，存在任何個人未經批准翻牆就會被處罰的可能。

根據學者研究，中共互聯網政策法律位階較高的一般法律的占比則非常少，總體上以較低位階的「軟法」為主，後者無論在數量還是重要性上，都超過了更加正式的法律與法規。其中中共國務院頒布的部門行政法規《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成為被互聯網政策作為「上位法」引用最多的法律文件，是中共網絡審查制度的核心依據。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安全所副研究員曾怡碩對大紀元表示，這一版跟上一版隔了很久，是把自媒體、網紅、深層次AI及推薦算法，都納入管理規則，把各類散布的管制規定進行整合。

他認為，通篇還是在於要求平台業者去做自律及管制，個人活動主要涉及到其違法的部分。

原大陸VPN運營者顏駿對的大紀元表示，二十多年前，中國互聯網剛剛起步時，監控重點是管網站、平台，當時上網還可以發國家領導人的表情包。現在越來越強調「內容」和「人」，現在普通用戶發什麼、轉什麼、評論什麼，都成為重點。

「我還在武漢時，身邊有人要去維權，還沒出發，派出所就到家勸返；最終六十多歲的大哥和八十多歲的大姐被逼得只能說是去相親，才能躲過追查和封鎖。」

他認為，這次修訂，不僅僅是修改，而是幾乎把所有東西都納入了監管。

台灣勵志協會（TIA）執行長賴榮偉對大紀元表示，過去是規範平台，現在可能針對網路上的使用者，這反映了中共的黨國思維，主要是習一定感受到政權的不安全。他現在內外交迫，內部從人民到幹部已對習的統治感到非常失望甚至憤怒， 外部跟國際接軌出現了嚴重的不順，個人權威受到非常嚴重的挑戰。

草案明確了監管權力的分配，網信辦被明確指定為主管機構，公安及國安是指定的執法機構。

最大的變化是新增第29條，該條款規定，外國組織或個人在中國境外製作、發布或傳播違禁內容，如果被認定危害中共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可以根據中共法律採取「必要措施」。

新加坡管理大學教授高樹超（Henry Gao）在X平台上發帖評論說：簡而言之：北京正式聲稱有權在其境外執行審查規則。這意味著，即使是在X或Facebook（中國境內被禁的平台）上發布的內容，理論上也可能在你之後進入中國時引發法律後果。

「中國的『防火長城』原本就不是為了止步於國界而設。現在，北京正在明確這一點。」他寫道。

賴榮偉表示，中共的長臂管轄已經越來越誇張，這是獨裁者思維，只有自己的政權穩定，沒有人民的利益，什麼樣的手段它都沒有節制。像歐美民主大國，會認為這是中共的一種新干預主義，跟中共有密切交往的一帶一路國家，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曾怡碩表示，過去北京宣稱其擁有數位主權，跨境鎮壓主要針對華人，只要是它的人民，即使到海外使用網絡，它都可以去管轄。但現在海外提供境內信息服務有違反其規定的，它也要管轄。

他說，有沒有到跨境鎮壓，要看後面的實際作為及能力所及的部分，事實上它是希望能夠達到一些嚇阻的訊號。

今年剛剛逃離中國大陸、目前居住在荷蘭的顏駿特別關注第29條。

他告訴大紀元，中共法律並不能直接在荷蘭、美國或者其它國家執法，但它釋放出來的信號很明確：「即使你人在國外，你說的話，我們也會關注。」

他說，這本身就是一種跨境施壓。它未必馬上採取行動，其目的是製造一種「寒蟬效應」。

曾怡碩表示，華人遇到的跨境鎮壓，有可能是境內的家人受到脅迫，或在華人社群裡面發動輿論攻勢，或實體面出現，常用手法是有海外公安或用黑道，黑道有可能是當地的也有可能外來的，當天就立刻離境。

曾怡碩表示，矢板明夫的例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很標準的一個跨境鎮壓，他們對在台灣的香港人也是如此。

7月6日，印太戰略智庫執行長矢板明夫在台中市舉辦的活動中，遭不明人士尾隨揮拳攻擊臉部，警方在台中機場將涉案廖姓男子緝捕到案。

根據該草案，這次修訂的首要原因是「落實」中共黨魁習近平的「決策部署」，其中很多帖文帶有習氏標籤。

如該草案新增第三條規定，從事互聯網信息服務應當堅持中共「領導」及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

儘管所有國家都會監管網絡，但只有中共把國家安全考量放在第一位；回顧中共網絡監管歷史，以從本世紀初互聯網硬件，到監管重點逐漸轉移到軟件，然後是內容，如今轉移到數據與國家安全。

相比之下，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優先考慮保護公民隱私，美國的《電信法》將企業商業利益放在首位。

這一做法在習近平上台伊始的2013年得以強化，該年中共首次將互聯網治理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為之後的互聯網監管定下基調。在2013年習還說，「除非我們解決互聯網的挑戰，否則黨不能無限期地繼續執政」。

2014年2月，作為「小組治國」頂層設計之一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習擔任組長。

之後多項嚴格網絡的法律法規先後被頒布，如《國家安全法》（2015年）、《網絡出版服務管理條例》（2016年）、《網絡安全法》（2016年）和《數據保護法》（2021年）等等，網信辦作為實體機構被塞進各個省市機構。

賴榮偉表示，習變本加厲升級，最大原因就是他治理之下的中國，越來越讓人家討厭，而且績效越來越差。人民失去對共黨的信任，共黨內部失去對習近平的信任，所以習感受到自己政權不安全。

曾怡碩表示，共產黨最在意的就是能起到輿論帶風向、社會動員作用的人或事件。習最重要的任務是維持共產黨執政，他會隨時修正他的管制。他擔心網路成為壓力的釋放點，甚至變成民心不滿的引爆點，基本上反映他對自己執政缺乏信心。

顏駿表示，以前，電視、報紙基本都掌握在官方手裡，但互聯網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信息傳播者，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很多普通的言論，最後都會被上升到政治或者安全層面。

他說，一個社會如果長期缺少正常的討論空間，很多真實的問題沒人敢說，很多不同意見沒人願意提，也會有代價。這對於任何社會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

中共當局不斷強化網絡管控，然而效果適得其反。

曾怡碩表示，網絡管控並不是那麼神通廣大、無所不能，基本上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否則也不用一直去加重對平台業者的管理責任，這次把社會信用、安全評估也是加進去，事實上官樣文章比較大。

實際上，如今海外反對中共的聲勢，越來越大膽與激烈且具有針對性。

顏駿表示，很多人來到海外，就是希望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如果到了自由社會，還是像在國內一樣，什麼都不敢說，這種跨境壓力其實已經達到目的了。

「最重要的是，不要因為恐懼放棄自己的權利。」他說。

賴榮偉表示，海外華人的做法很簡單，必須要做好倡議，要讓全世界知道中共獨裁所帶來的對人權、和平及自己所處的國家利益的傷害。

他補充說，海外華人首先彼此之間要團結，做好人身安全的保護；其次要跟當地的政治人物、民間團體和政府做合作；第三要做好跨國合作，尤其跟中共交惡的國家；第四，對中共長期所謂的灰色地帶、網路戰、輿論戰，要做好心理防衛。台灣就要鼓勵通報。

責任編輯：林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