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中共為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包括中俄聯合軍演﹐一些軍人和御用專家更有中日可能一戰之說﹐就連馬英九為了爭取當選國民黨主席﹐也揚言對日本“不惜一戰”。胡錦濤還親自出馬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鮮花﹐成為中共建政以來規格最高的紀念活動。這些﹐也使我也回憶起我所接受的“抗日”教育﹐及我對日本看法的演變。
一九三八年我在“陪都”重慶出生﹐憑這一點﹐就要烙上抗日的烙印。也因為戰火﹐父母親在我剛出生兩個月就到印尼投奔在那裡的兩個姑母﹐以為可以避免戰火﹐哪裡想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印尼也被日本佔領。我記得小時候學過兩年日文﹐所以還記得一些字母﹐其他忘記了。
日軍佔領印尼﹐主要對付原先的荷蘭殖民者和當地土著﹐印象中對華人相對少一點騷擾。當時我住在印尼中爪哇的梭羅﹐只記得上學時早上朝會要對著東方喊“萬歲”。當時爸媽有一個叫李樹華的朋友﹐在梭羅附近的日惹﹐住在一個旅館裡﹐我們去日惹時會找他玩。之所以有這個印象﹐是因為他曾經把我背在身上玩。後來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王紀元﹐是中共的地下黨員﹐當時改名換姓隱藏在日惹。抗戰勝利後他恢復原名﹐到首都雅加達出任“進步報紙”生活報總編輯﹐這份報章也成了我到雅加達讀中學時每天必讀的報紙。七○年代我到香港﹐他是香港三聯集團的負責人。
因為耳熟能詳﹐至今我還記得日本國歌“君之代”的調子﹐還有一首軍歌﹐後來在電影裡有時會聽到﹐似乎是海軍的。至於那個“支那之夜”﹐即使戰後﹐到雅加達的唐人街班芝然時﹐還會在留聲機中聽到。到戰爭末期﹐盟軍轟炸﹐我們在梭羅也躲過防空洞﹐記得當時怕耳朵被震聾﹐要我們小孩張開嘴﹐給我們咬一塊像香皂般大﹐但是厚度只有一半的橡皮塊。也是當時﹐開始知道美國的B-24和B-29轟炸機厲害。
對抗戰勝利的印象是國民政府派了總領事蔣家棟到雅加達（當時叫“巴達維亞”﹐一九四九年印尼獨立後改叫“雅加達”）﹐他不可能各個城市跑﹐於是乘飛機到梭羅上空撒傳單﹐我們都湧到屋外﹐仰望天空的飛機﹐也看到撒了傳單下來﹐但是撒到哪裡去就看不到了。後來在巴中讀高中時的三角老師蔣家駒就是這位蔣總領事的弟弟﹐他與我們年級的一位女同學談戀愛﹐年紀差很多﹐因此是學生中的“八卦”話題。
因為抗戰勝利﹐學校的周會改為背誦總理遺囑﹐唱“三民主義﹐吾黨所
宗”﹐但是我還不會背熟就因為時局劇變而停止。 一九四九年到雅加達讀中學後﹐就直接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國民黨﹑美帝國主義﹐日本鬼子都是壞蛋。其中日本鬼子是壞蛋是左右兩派的共識。由於我很喜歡看小說﹐所以接觸的第一本抗日作品是到書店裡買一本“解放”前上海作家金人的電影劇本﹐書名忘記了﹐似乎是甚麼輕騎隊﹐描寫忻口戰役﹐知道郝夢麟是抗日名將﹐以後借到一套多本也是“解放”前出版的“中國抗戰史演義”﹐知道抗戰的大致脈絡和幾個大戰役。
然而毛澤東選集的出版﹐以及高一的中國歷史課﹐課本是胡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很快接受了中共領導抗日的看法。但是文藝小說對我的影響更大。五○年代初雅加達開了一家“進步”書店﹐圖書館也進了不少“新中國”出的書﹐我看了不少“革命文藝”﹐其中不乏描寫抗日故事。最早一本是周而復的長篇小說“燕宿崖”﹐後來才知道是將狼牙山五壯士與擊斃阿部規秀中將的故事合併而成。不久又看了孔厥﹑袁靜夫婦寫的“新兒女英雄傳”和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因為用章回小說的體裁寫﹐非常吸引我。（大概三年後“新觀察”刊出孔厥亂搞男女關係使我非常吃驚。）
我還看了王林的“腹地”﹐其中寫日軍用激將法要中共出戰﹐寫信挖苦說“八路軍﹐老鼠隊﹐不打仗﹐只開會。”雖然我對中共領導抗日沒有異議﹐但是對這個打油詩覺得很有趣也記住了。一些抗日歌曲也是那個時候學會的﹐例如“松花江上”﹑“畢業歌”等等。其中的“長城謠”回到國內以後反而沒有人唱﹐一直到八○年代在香港﹐我才從一個歌本裡發現新增加一節家鄉被共匪佔領的內容。
回中國讀大學後﹐國民黨不抵抗﹐共產黨領導抗日的觀念更加深入﹐因為黨史裡都是這樣說的﹐後來我也是這樣上課教學生的。誤人子弟有我一份。這期間多了一批抗日電影﹐例如“地雷戰”﹑“地道戰”﹑“小兵張嘎”﹑“平原遊擊隊”等﹐頗為深入人心。為何沒有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呢﹖因為早被毛澤東批判了﹐可見那時的文藝工作者還是貫徹革命路線的﹐因此抗日電影全是遊擊小角色。五九年反右傾批判彭德懷和文革後期批判林彪﹐帶上批判這兩個戰役﹐只是“重申”而已。當時看過毛澤東關於堅持獨立自主遊擊戰爭的指示﹐但是只是認為毛澤東的謀略與爭奪抗戰領導權的問題﹐而不瞭解毛借日蔣鬥爭﹐甚至聯日反蔣而乘機坐大。即使後來逐漸認識中共的說謊本質﹐也沒有像後來到了香港接觸更多的資料﹐特別是瞭解潘漢年案和毛澤東拒絕日本道歉﹑反而感謝日本皇軍的講話。而且後來越來越明白中共一直利用日本問題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八○年代光華寮事件擾攘多時﹐就是中共要利用日本打壓台灣的傑作﹐“聯日反蔣”改為“逼日反蔣”。
還好日本已經是一個法治獨立的民主國家﹐所以中共沒有得逞。此後的一切﹐凡日本聽中共的話﹐中日關係就友好﹔不聽﹐關係就緊張。 八○年代中國出現思想解放運動﹐我在香港也受到影響。當時有一個“縱向對比”和“橫向對比”的討論﹐中共老是縱向對比一九四九年﹐它如何進步（那是中國經歷了幾十年的戰爭破壞）﹐而沒有橫向對比日本如何從戰爭廢墟中站起來﹐成為第二經濟大國和民主國家﹐這點我印象很深。一九五五年我回國以前﹐日本還很落後﹐我們買不起名牌的派克鋼筆﹐就買日本樣子仿造派克的筆。但是一九六一年母親回來看我﹐就帶了巴掌大的索尼半導體收音機﹐一九七二年母親再回來帶了大一些的松下（樂聲）半導體收音機﹐成為我“收聽敵台”的良伴。到了香港﹐所有家用電器幾乎全買物美價廉的日本貨﹐這當然也進一步改變了我對日本的看法。而這些日子﹐中共做了多少缺德犯罪的事情﹗
八九年六四以後﹐日本沒有如同西方國家那樣制裁中共。特別是一位參與民運的張姓廠長搭機逃到日本後﹐日本為了擔心得罪中共影響商業利益而毋視國際人權公約﹐將他遣返給中共。其後我加入香港的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會長是已過世的杜學魁校長）﹐因為我認為日本的這種行為是和對當年侵華暴行缺乏認識有關。當然﹐中共對歷史的認識﹐對教科書的篡改比日本不知道嚴重多少倍﹐而中共“抗日”的假民族主義更必須揭穿。因此一九九二年江澤民為慶祝中日建交二十周年邀請日皇訪問北京﹐我們聯合其他團體在香港組織盛大抗議遊行。當時中共嚴厲鎮壓民間的抗日活動﹐列為“不安定”因素而加以鎮壓。
但是後來因為中共拉攏日本和挑撥美日關係沒有得逞﹐日本也沒有按照中共的指揮棒那樣打壓台灣﹐而且中共重視政治利益的同時﹐也日益重視經濟利益﹐所以對對日索償日益感到興趣﹐加上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和內部權力鬥爭的需要﹐香港的親共團體也介入撈政治稻草﹐隊伍更加複雜﹔中共的“抗日”姿態也越來越高﹐特別是胡錦濤要對付有漢奸爸爸的江澤民﹐更放縱民間抗日團體掛牌和出征釣魚島﹐抗日活動日益成為中共手裡的工具。這時如果不是專注於中國的民主發展和結束一黨專政而去“抗日”﹐無疑是幫助中共轉移視線﹐充當中共鞏固統治的工具。因為中共可以對俄國放棄任何東西﹐為何就是同日本“寸土必爭”﹖特別是中共的軍國主義思潮和武力恐嚇﹐只能逼得日本修改非戰憲法﹐重新武裝﹐加劇兩國緊張關係。
今年是日本投降六十周年﹐中國應該慶祝﹐然而中共利用這個慶祝再度玩弄政治﹐為它的政治利益服務﹕
一﹐為進一步煽動民族主義服務﹐除了進行空前未有的盛大紀念活動外﹐還誇大死亡人數﹐甚至推出動動手指就可“痛殺小日本鬼子”的網上遊戲。總之是在煽動對異族的仇恨﹐卻完全毋視中共在和平時期迫死本族的人數遠遠多過戰爭時期異族對中國人的屠殺。
二﹐加強對台灣的統戰。但是中共陷於自相矛盾之中﹕為了煽動民族主義﹐霸佔道德高地﹐中共喉舌發表中共是抗戰中流砥柱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否定﹑貶低國民黨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邀請國民黨老軍人參與紀念﹐當國軍前重要將領﹑前行政院長郝柏村的講稿因為不合中共心意而拒絕他參加引發風波之後﹐胡錦濤就改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這種可以將歷史隨意揉捏﹐就是中共的所謂“唯物史觀”。中共又憑甚麼可以義正詞嚴的批評日本民間對教科書的修改﹖
如果胡錦濤現在的政策是要回歸毛澤東時代﹐那麼也應該回歸到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的對日政策。然而他背棄了毛澤東思想﹐可見中共為自己的統治﹐也可以任意修改自己的指導思想。
要正確解決中日關係﹐兩國都需要努力﹐但是先決條件是兩國必須都是民主國家﹐有自由的資訊流通﹐有民眾對對政府的壓力﹐有民意對政策與政府的選擇。日本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但是中國還有很大距離﹐因此我們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去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除此別無出路。──原載《動向》雜誌 2005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