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7日訊】本文敍述的「反革命世家」，是當年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稱之為「南京三大反革命世家」中位居榜首的一個「反革命」家庭。所謂「世家」，即意味著該家庭中至少有兩代人以上從事某種職業，代代相傳，子繼父業，一脈相承。過去人們普遍羡慕的「革命世家」，無非指父母是「老革命」、子女是「新革命」。這裏的「反革命世家」，同樣是指前輩為「歷史反革命」、子女為「現行反革命」。

1966年前，在南京白下區慧園裏有一棟殘敗的小樓房，幾十年以來門牌一直是6號。裏面住著一戶李姓人家。原戶主李劍文已於1950年逃往臺灣，其妻林舜英，在南京太平路（現太平南路）一家小紙盒廠當糊紙盒女工。長子李蔚榮，因「家庭成分」之故，無法在城內就業，18歲那年去了南京東流農場當農工。次子李立榮，在三山街劉長興麵館緊鄰的一家早餐店裏做大餅、炸油條。次女和幼女，一個在銼刀廠當工人，一個在讀中學。另外還有個大女兒，婚後隨夫在武漢教書。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帶領下，老老實實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觸，日子過得倒也平靜。

已去台的李劍文，早年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曾就讀于蘇聯莫斯科大學，兩年學業期滿後，會同另外三個同窗好友一起回國。這四個青年留學生中，李劍文和另一同學出於親戚關係（按：李劍文是李宗仁先生的遠房堂兄弟）去了桂系部隊，另二位同學則參加了共產黨。李劍文到李宗仁麾下後，曾先後任安徽無為縣縣長、鳳陽縣縣長、蚌埠市長、皖南專署專員等職務。任職期間，為官清廉，政聲極好。由於同情共產黨，而且利用職務幫過一些潛伏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朋友的忙，在抗日戰爭前夕國民黨的「清黨」運動中，被「中統」密捕關在合肥，並被列入處決名單。當時虧得一位元朋友熱心幫忙，將此消息迅疾告知定居南京的林舜英。林立即去南京棉鞋營李宗仁公館面見李宗仁，懇請老上司搭救。李礙于同鄉情面、又是宗族堂弟，遂派程恩遠先生攜李宗仁手諭星夜趕赴合肥，經過一番交涉，總算把李劍文保釋出獄。抗戰勝利後，李劍文一直在國民黨安徽省省政府中任參事之類的閒職。1949年春，國民黨軍隊全線潰敗，在南京失守前夕，李劍文、林舜英夫婦攜子女五人及保姆匆匆收拾細軟舉家南逃。一家人歷經艱辛逃到廣西境內時，誰知揮師南下的解放軍部隊已先于李家攻陷兩廣。眼看南逃無望，李劍文一家只得返程北上，決定先回南京再說。孰料禍不單行，快出廣西時，一家人不慎走散，由保姆背著的老七（男孩）被當地農民強行搶走，從此音訊杳無。一家人好不容易到杭州會合後，李劍文考慮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認出來，為了保命，獨自一人去了上海朋友處暫避；林舜英則帶四個兒女回到南京慧園裏6號舊居。最初一些日子的生活主要是靠過去的一點積蓄支撐，同時變賣一些首飾來維持。

1949年至1950年，李劍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裏，這段時間倒也安然無事。1950年全國「鎮反」運動開展的前十天，李劍文突然接到在上海市軍管會工作的一位元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後將在全國範圍開展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這位朋友過去曾潛伏在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任秘書，與李劍文私交甚篤。那時李雖已知道他是中共特務，出於私交及對國民黨大勢已去的估計，也就睜眼閉眼認這個朋友交，並在暗中幫過一些忙。如今改朝換代後，這位朋友雖然在上海市軍管會裏身居要職，卻也能念及舊情，關鍵時刻把這個絕密的消息捅給了李劍文，並囑其立即設法出境，越快越好！李劍文得訊後，連夜趕到南京與妻兒匆匆作別，在軍管會朋友的幫助下，設法經香港逃到了臺灣，總算躲過一劫。但怎麼也沒想到的是，南京一別，不僅從此天各一方、生死茫茫兩不相見，還成了與愛妻和次子的永訣！三十八年後的1989年，兩岸關係有所鬆動，李劍文以九十高齡之軀重返大陸探親。在慧園裏那幢老樓裏，我曾與老人兩度促膝長談，提及這段驚險往事時，李老先生為之唏噓不已。這是後話。

李劍文之髮妻林舜英，原籍廣西，書香門第出身。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不久，即與李劍文結為夫婦，婚後一直相夫教子，持家主內。其為人秀外慧中，婉淑賢慧，堪稱李劍文的賢內助。自丈夫去台後，僅靠一點為數不多的舊日積蓄維持全家生計。偶爾李劍文通過在港澳的親戚朋友，彙寄一些錢款以助妻兒度日。

1957年春，我國政治環境處於一個短暫的相對寬鬆時期（若干年後我們才看出這是一種暴風雨來到之前的短暫平靜）。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準備舉家去香港定居。經多次申請，南京市公安局批准並頒發了林與四個子女的港澳通行證。當時全家已將一切料理停當，連車票都已買好，只等整裝出發了。誰知就在出發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猶豫起來，經過再三考慮，居然決定暫時不走，以後再說。是捨不得把已經參軍的大女兒一人留在大陸？是對那幢寓居多年舊樓的眷戀？還是一個傳統舊女性對「外面的世界」有一種天生的恐懼感？現在我們再來作任何揣測都已毫無意義。當我們今天穿越時空隧道目睹著她第二天去退車票的背影時，只有兩句古老的格言在我耳旁轟鳴：「一念之差定生死」！「世上沒有後悔藥」！十三年後，在她和愛子一同被綁赴刑場的途中，這兩句話恐怕比即將面對的槍口更加令人撕心裂肺。

到了六十年代初，林舜英眼看著全家人天天挨餓、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深悔當年錯過良機之餘，決定再次申請全家去香港。然而時過境遷，今非昔比，這次公安部門一口回絕了她的要求。任何離開「社會主義天堂」到「資本主義地獄」去的企圖，現在都一律視為「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的背叛行為。對這個法力無邊的「國家」的行事邏輯，作為一個弱女子的她，除了後悔也只能還是後悔。

後來為了生計，她進了南京太平路一家紙盒廠當糊紙盒女工，一家人湊合著打發日子。

在林舜英的五個子女中，最聰明、最有個性的是排行老五的李立榮。李立榮自幼聰穎過人，悟性極高。初中畢業後，為減輕母親負擔，他放棄了升學機會，進大餅店當了學徒。由於大餅店賣的是「早點」，每天上午九點後就算下班了。這就給平時既愛讀書、又酷好西方古典音樂和電影藝術的李立榮有了充分的「業餘時間」，去他愛好的「興趣王國」裏遨遊。大量的讀書使他迅速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同時也大大開拓了自已的視野。「文革」前，同他接觸過的大學老師和外國留學生，在談及西方文學、音樂、電影時，無不為這個僅有初中學歷的青年的博學多識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談吐和每每流露出來的真知灼見，使每個初次認識他的人都會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由於共同的文學、藝術愛好，李立榮結識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熱血青年，自1965年開始學習小提琴後，則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經常在一起聚會，縱談文學、藝術之餘，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權保障，對中國的現狀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滿，尤其對當局的高壓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別反感。在這些人中，李立榮算是最鋒芒畢露的一個。

1965年，一位和李立榮一道長大並過從甚密的朋友，因為同外國留學生交往密切，犯了當局的大忌，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五年。這其中李立榮受到了一點牽連，當時南京市公安局X處一位警官曾找李談過兩次話，在訊問了與這位元朋友的關係後，還對他進行了一番「訓誡」，並稱以後還會找他。不久後文革開始，這位警官從此再也沒有露過面。事過之後，李立榮還是做他的大餅、拉他的琴，業餘時間繼續和朋友們沉浸在貝多芬、莫札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樂裏。我們國家在當時曾上映過相當數量蘇聯、東歐以及義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西德、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優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李立榮對這些電影是一場不拉，而對國產影片則從來不屑一顧——後來，這也成了他思想之所以反動的根源之一。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在那種無奈的表面平靜下，他滿以為今後的日子也只能這樣過下去了。他不可能知道，一場鋪天蓋地的血腥風暴已經在天邊隱現，巨大的危險正一步步逼近，逼向他，逼向他的家庭，逼向他的朋友們。他，他的家人親友，和全國所有不甘對暴君的統治俯首貼耳的正直善良的人們一樣，在即將到來的大災大難中都將在劫難逃，無一倖免。

1966年，「文革」的腥風血雨迅速席捲全國。到了八、九月份全國「紅衛兵」抄家成風，李家作為「反動派官僚家庭」自然免不了被「紅衛兵小將」們惠顧。好在家中除了幾張床和一張破沙發外已別無長物。除了沙發被小將用刀劃出幾道大口子（檢查是否內藏電臺之類敵特用具），基本上沒有什麼損失。

在其後的奪權、派性武鬥中，李家自然不可能參加。造反派們忙於爭權奪利、互相殘殺，這倒使李家這樣的「反動家庭」由於置身事外而暫時平安無事。這種日子持續了一年多。在此期間，南京「革命大聯委」（由雙方造反派及部分軍人組成的臨時權力機構）組織了「前線歌舞團」、海軍軍樂隊部分成員，以及南京各企業的音樂愛好者，成立了一個革命樣板戲芭蕾舞《白毛女》劇組，李立榮也報名參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這個劇組在67、68年間一度很有名氣，除在本市演出外，還多次應邀赴武漢等外地巡迴演出。若干年後在香港頗有名氣的小提琴家陶葆貞女士，那時就在劇組樂隊擔任小提琴首席。

劇組總共活動了一年左右。這一年，應該是李立榮短暫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不僅每天可與心愛的音樂作伴，更有使青春迸發神奇光芒的追求——從天而降的愛情！

在劇組排練、演出過程中，前線歌舞團一位歌唱女演員T進入了李立榮的生命。從相識、相好到熱戀急劇升溫，兩人的關係很快達到難分難舍、如膠似漆的地步。在李立榮的邀約下，我曾見過一次T，這姑娘不僅貌美、清純，一顰一笑楚楚動人，居然還是中共正式黨員。那天我們在中山陵的水榭亭待了將近一亇下午，告別時，李立榮靠在她身旁，左臂摟住她的肩、右手提著琴，一臉燦爛的笑容。當我離開好遠再度囬頭看他們時，這對相偎的戀人在夕陽的餘輝中依然在向我揮手，那幅動人的畫面幾十年來一直「定格」在我的腦海裏，直到今天仍歷歷在目。動筆寫此文前不久，我拜訪了李立榮的兄長李蔚榮君，以落實一些細節。在提及李立榮當年的戀愛時，我們都禁不住老淚縱橫、哽咽難言。

時間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經過一年多狗咬狗的派性爭鬥，造反派們誰也沒撈到什麼好處——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員會」並實行了軍管。前面放的差不多了，現在該收拾收拾了，於是偉大領袖及時地作了最高指示，全國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鬥爭。單從運動的冠名看，也許可以理解為，運動的目標只是將「階級異己分子」清除出「無產階級隊伍」，純粹是這個隊伍自己的「內部事務」，與他人無關。但在這個國家的政治辭彙裏，又何曾有過「名至實歸」的情況？這次「清理階級隊伍」的真正內涵，體現在現實中就是：非我族類即「異己分子」，異己分子即「階級敵人」，對階級敵人，則必須從「無產階級」的人世間「清理」出去——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殺、或關、或管、或判！

這時，李家的厄運正式開始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