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7日訊】1968年春末夏初，「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展後，李立榮從他單位朋友處打探到一個消息：大餅店的上級革委會正在整他的材料，準備辦他的個人專題「學習班」。1968年6月1日，我和他一同到建鄴路小學，觀看一位朋友W的批鬥會。在會上有人揭發W和李立榮關係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榮談過哪些反動言論。W因為態度不好，會後即被關進南京建鄴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來的路上，李立榮說他可能會有大麻煩了，我也同樣表示了憂慮。

在之後的一段日子裏，我幾乎天天和他在一起，幫他回憶同哪些人說過什麼話，有無涉及政治、尤其是「矛頭直指」的言論；同時商量萬一我們各自都被隔離審查，如何應付辦案人員的訊問——也就是「訂立攻守同盟」。

1968年6月20日，李立榮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將被隔離審查。那天我和他單獨待在一起直到次日淩晨四點。我們對即將面對的一切做了各種估計，並且作了最壞的打算。根據我們的判斷，他和我，以及我們一班朋友之間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談論時政，對紅衛兵「造反」、破「四舊」、抄家打砸搶等行為進行抨擊議論，還有過一些對當局幾個最高領導人的不恭之辭。但是按照當時的情況，如果落實到頭上，判個幾年徒刑恐怕難免——不過，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就憑這些言論會有掉腦袋的事。（是我們太年輕、太單純？還是這個民族太年老、太複雜？也許這是一個永遠的謎。）那天臨別前他一再囑咐我小心、保重，並希望我幫助照顧他的母親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樓，在樓梯口我們擁抱後揮淚告別。

第二天上午九點，李立榮被隔離審查，並于下午被關進設在太平路楊公井清真寺內的白下區「文攻武衛指揮部」。此機構名義上是「群眾專政」，實為公檢法軍管會的「編外看守所」，關押對象大致有以下幾類：不安分守己的「四類分子」；造反派中的「壞頭頭」；有不滿言論的「思想反動」者；投機倒把分子（即後來的「個體戶」）；「亂搞男女關係」的；拒不下放插隊的以及一些小偷小摸者。而「看守」則由各工礦企業選出的一些「思想覺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當，每批幹半個月，再輪換著幹——這有點類似1793年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時期的「民眾法庭」。李立榮進去後一個月不到的時間裏倒沒有受什麼罪，就是回單位開過兩次批鬥會，一般性的低低頭、彎彎腰而已。當時我通過「內線」（我在「看守」中的熟人）可不斷得知他在裏面的情況。

8月上旬的一天，「內線」傳來一條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員學校大禮堂召開全白下區「批鬥現行反革命分子李立榮大會」。這天下午我早早去了會場。會上有七八個人發言，主要是揭發李立榮的「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言論，除點了「文革」前已被判刑五年的Z的名外，只是籠統地說「李立榮和許多現行反革命分子臭氣相投，來往密切，在一道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攻擊文化大革命」，但並未提及具體人名。在批判分析、無限上綱的同時，對肉體也採取了激烈的行動：自李立榮被押上臺起，就有八九個彪形大漢在旁伺候，自始至終人被架成「噴氣式飛機」，上半身與地面成90°角。身後還有專人揪住頭髮，每當責令回答問題時就把頭拉成仰角。在他抬頭的瞬間，我看見他那張蒼白的臉，嘴緊緊抿著，兩眼在噴射怒焰。任憑呵斥怒吼就是不開口。他的倔強招致數番拳腳，最後一次頭被拉起來時，鼻子裏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瘋狂叫喊：「頑固到底死路一條！」「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榮！」「強烈要求鎮壓反革命分子李立榮！」「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口號聲震耳欲聾。最後有人聲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說，對李立榮這種頑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麼辦？」話音剛落，會場上立即爆發出一片「殺！」「殺！」「殺！」的聲浪。三十七年後的今天，當我手中這支顫抖的筆寫到這裏時，耳邊又響起那震耳欲聾的喊聲：殺！殺！殺！殺！殺！殺！

下午四點半鍾，批鬥大會結束。那幾個彪形大漢把李立榮繼續架成「噴氣式」，頸上用鐵絲吊著一塊二尺多長的大木牌，上書「現行反革命分子李立榮」，由海校出發經白下路走向大行宮清真寺「文攻武衛指揮部」。那是一個酷熱的下午，毒辣的太陽把瀝青路面都曬化了。被架成「噴氣式」的李立榮艱難的一步步挪動著雙腳，頭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頸上掛的木頭牌子時時擦著地面。從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著自行車，夾在隨行的圍觀人群裏伴隨著他。途中有幾次他趁揪他頭髮的人換手的間隙略微抬頭時看見了我，我乘機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並緊貼胸口的手勢（源自一部蘇聯影片，表示忠誠），他看見了——從他嘴角漾起的一絲不易覺察的微笑上我知道。從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過一公里的路程，卻走了將近一個小時。進清真寺大門時押送人鬆開手，他直起了腰。這時他猛然回頭，正好跟五米開外的我四目相對。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緊接著大門在他身後掩上了，這是我在今生今世最後一次見到他，從此，我與他生死兩隔！

他把在人世間最後一個笑容留給了我，也將這個笑容永遠鐫刻在我心中。去年（2005）8月的一天，途經白下路海校門口時，車窗外的陽光陡然間觸動了我的下意識，我叫立即停車，讓司機丟下我自己開走。我從海校沿當年李立榮走過的路線一直步行到清真寺。文攻武衛指揮部早就灰飛煙滅了，那座清真寺又恢復了它的原來用途，一些虔誠的穆斯林正在進進出出。沒有人記得當年的一幕了。這同樣的炎夏烈日，同樣的天空和街道，三十七年前，這裏曾經見證過一個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帶著他做一個最普通的「人」的願望，被人架著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的不歸之路。

就在批鬥大會當晚，李立榮被轉押至白下區公安局看守所。按當時說法這叫「升級」。

自從李立榮被隔離後，他母親林舜英終日思念兒子，也不知兒子究竟犯了什麼事？李立榮「升級」後，她更是寢食難安，幾乎終日以淚洗面。我一般兩三天去她家一次，既是踐約照顧安慰李立榮的母親，同時也很想知道他本人的消息。就這樣幾個月過去，既無什麼動靜，我們也打聽不到任何消息。

日子很快到了1969年中國新年，就在這年的中國新年期間，出現了新情況。

在節前的臘月二十八，一個自稱姓陳的人晚上悄然去了李家。見到林舜英和李立榮的哥哥李蔚榮後，陳某稱其前段時間一直和李立榮關在一個號子裏，而且睡在李立榮緊側，兩人一見如故，無話不談。就在他臨釋放前夕，李立榮特意托他帶口信回來，說他在裏面一切都好，望母親和兄妹不要擔心。他最不放心的是幾個好朋友在外面有沒有麻煩。另外陳某還重點表示，按李立榮囑託，他必須要同老方和曹漢華見一次面，有些事要當面談談。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時，我們三人一起分析了一下。林舜英的意思是他兒子又沒犯什麼大法，這個姓陳的鬼鬼祟祟，形跡頗為可疑，會不會是公安局派來套我們話的？還是不要沒事找事，叫我和曹漢華別去見他為好。李蔚榮也認為不必去接觸這個人，免得節外生枝。

上面提到了曹漢華，現在要簡單介紹一下他的情況了。

我認識曹漢華是在1967年。在我之前李立榮和他已是知已好友。他一直在無錫市第二制藥廠當工人。曹漢華喜歡彈吉他，愛好古典音樂，讀過很多書。為人極其敦厚善良，且仗義疏財非常講交情。1967年經李立榮介紹和我認識，很快成為至交。共同的興趣、愛好，共同的政治、文化見解，我一直把曹漢華視為我的知音。儘管我認識他只有一年多時間，但在我這一生中，他在我心裏始終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就在我被捕判刑不久，曹漢華被無錫市公檢法軍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名殘酷殺害。1970年冬我被南京第十一勞改隊押往無錫建華監獄集訓，在那裏認識了一個呂姓刑事犯。他在看守所時一直和曹漢華關在一起，並且在同一個「公判大會」上宣判。多虧這位呂姓難友，讓我多少瞭解到了一點曹漢華的最後情況。曹在被捕後，面對種種酷刑，始終沒有開過一次口，按現在的法律用語是‘零口供’。惱羞成怒的審訊人員使盡了招數，最後竟用鐵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齒。即便如此，也未能使他屈服。在「公判大會」上宣佈判他死刑後，他強行掙扎著猛的把頭前傾迅即後仰，使得身後抽住勒在犯人頸子上繩圈尾巴（注：這是具有二十世紀中國特色的一種對付死刑犯人的特殊手段。每個死刑犯人在執行前，頸子上都被套結一個Q形繩圈，鬆緊以死刑犯人勉強可以呼吸為度。一旦發現犯人臨刑前要呼口號，身後的員警立即抽緊繩圈尾巴以勒住犯人喉嚨使其發不出聲來。這個方法比起張志新臨刑前的割斷喉管，顯然是一個重大的人道主義改革，正因如此，故一直沿用至今）的員警猝不及防從而讓曹漢華松了一口氣，就在這個瞬間，曹漢華用這最後的一口氣噴發出了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聲音：「打倒XXX！」「打倒XXX！」

1969年中國新年大年初一，曹漢華從無錫回南京。見面時我把李立榮從看守所托人帶信，以及來人一定要同我們見面的事告訴了他。同我一樣，他也認為應該見見那個姓陳的。

年初三，按照事先約定，我、曹漢華一道與陳某在朱雀路（現太平南路）和健康路交界處一座銀行大樓旁見了面。這亇姓陳的大約四十七八歲，瘦瘦的，有兩顆顯眼的金牙，讓人老遠一看就能認出。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在迷漫的雪幕中，街道上幾乎看不到行人。我們三人撐著傘，踏著厚厚的雪沿朱雀路（如今的太平南路）邊走邊談。

一番寒暄過後，陳某神情詭秘地告訴我們：「立榮在裏面一切都好。從目前情況看，上面並沒掌握什麼具體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擔心。」

「不過，」他放低聲音接著說，「他最不放心的是你們二位。他最看重同你們二位的生死感情，同時，」他的聲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組織暫停行動。他再三要我轉達你們，不管出什麼事，組織活動必須照常進行。」

聽他這番不著邊際的話後，我告訴他：「我們跟李立榮不過是好朋友，大家都愛好音樂和文學，平時最多在一起發發牢騷。我們從來就沒有什麼組織，而且連想都沒有想過。」

他顯然對我的話很不滿。

「既然二位不願把真情告訴我，」他停下了腳步，「我當然也很理解。幹我們這行的，特別是身在組織的，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會有災難性後果。既然二位不願深談，那就到這裏吧！反正我已經把話帶到了。」

見他似乎動了氣，我只得反復向他介紹我們和李立榮認識、交往的經過，並再三告訴他我們只是好朋友，我們從來沒打算搞什麼組織，更沒有什麼「行動」。

「既然二位話說到這份上，我也就不為難你們了。看來，我們的上面不是同一條線的。」

曹漢華和我對看了一眼，然後對陳某說：「謝謝你老陳，你冒著風險帶信來，我們真的很感謝你。不過你提到的組織，我們確實沒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賭咒。」

大概估計到談不出什麼名堂來了，他也就沒再提什麼「組織」的事。但似乎還不死心，又「不經意」地提到我和曹漢華的家庭、工作單位情況，連一些細節都很準確。顯然，他對我們的情況非常瞭解。對此我和曹漢華都有些驚訝。

這次見面約持續了半小時，後來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時我們分手了。告別時陳某很鄭重地對我們說：「再見吧。根據規矩，希望二位元不要跟蹤我。一旦有什麼情況，我會及時通知你們。」

望著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漢華有些茫然。這個陳某，究竟是什麼人呢？

根據他的談話，顯然對李立榮、對我和曹漢華都相當瞭解。他居然連曹漢華女朋友的小名都報得出，還知道我弟弟的乳名。這些都不是一般朋友能知道的。他一定和李立榮在一起關過，而且李立榮對他非常信任。但是，這個姓陳的一再追問的「組織」又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從來沒成立過什麼組織，李立榮當然不可能跟他提起這個所謂的「組織」；那為什麼他又反復提出這個問題呢？難道陳某是個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期間精神病患者被抓進去的不在少數）？這不對。首先，如果他和李立榮關在一個號子，李立榮必然很瞭解他，他怎麼會托一個精神病人帶信呢？再者，從我們跟他這次接觸來看，陳某思路清晰、語言表達準確，怎麼看也不像有精神病。

可能的解釋只能是，公檢法軍管會並沒有從李立榮嘴裏得到想要的東西，而且他們估計很難撬開李立榮的咀巴，情急無奈之下，特地精心設計了一個圈套。於是安排了一個「臥底」在他身邊，通過李立榮之口，在摸清了我們一些生活細節後，取得我們信任，最終把我們這幾條「大魚」釣上鉤。如果我們真有什麼「組織」，倒真如這位「臥底」所言，稍一「麻痹大意」就會有「災難性後果」；但，如果這「組織」二字本來就是「莫須有」，下一步他們又將如何呢？

我和曹漢華分析到這裏，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看來，公檢法對我們這些人已經不是一般的「關心」了，一場巨大的危險正在逼近我們！不過我們還是有點迷惑不解：幾個年輕人平時在一起，除了談談文學、藝術，最多不過一時興起地發洩一下對現實的不滿，可從來沒有真的想要同當局為敵啊！對我們這些人，值得大動干戈嗎？

那時我們怎麼也沒有想到，人的「思想」和「言論」，人的獨立思考和資訊交流，居然會讓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國家」感到如此恐懼！！

初三當晚，我把當天下午去見陳某的情況告訴了林舜英和李蔚榮。林舜英覺得兒子既然沒有做過什麼反政府的事，你們又都是些很正派的年輕人，讓他們去搞好了。她說，我們家雖然出身不好，但這些年來一直老老實實，從來不做違法的事，他們能拿我們怎麼樣？我想想也是。

大約隔了一星期左右，那個姓陳的又在林舜英上班的路上和她見過一次面。據林舜英告訴我，陳某又企圖從她口中套我和曹漢華的情況。林舜英平素一貫膽小怕事，講話非常注意；再說我已經告訴了她陳的可疑，因此客客氣氣地打發了他。

陳某究竟何許人也？人說「這個世界真小」，果然如此！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機床廠勞改時，有個名叫李海濤的犯人和我關係不錯，一次他無意中談起一個鄰居的事。這個鄰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濤面前吹噓過，說他在1969年曾經協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個「現行反革命組織」內，取得這個反革命組織頭頭的信任，從中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最後將這些人一網打盡，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我當即問他此人是否姓陳、四十來歲且口中鑲有金牙？李海濤頓時驚得目瞪口呆：「你怎麼知道的？！」我說我就是那個「現行反革命組織」的成員，並把當年的經過情形講了一遍。於是李海濤又告訴了我一些有關這個陳某的細節。

此人確實姓陳，原來住在洪武路，一直無正當職業。為了生存，平時免不了幹些投機倒把、偷雞摸狗的事。搞到錢時酒菜滿桌，沒米下鍋了就去居委會鬧救濟。對這種市井無賴，居委會老大媽們倒也拿他沒什麼辦法。1968年下半年，根據江蘇革委會頭頭許世友的高招，決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農村，陳某所在的居委會首先把這個光榮任務分給了他。但任憑居委會白天黑夜上門動員磨破了嘴，他「死豬不怕開水燙」，非但拒不領情，還耍潑使賴、尋死上吊，使居委會頭痛不已。眼看這顆「耗子屎」要壞了湯，居委會同派出所串通好後，決定先把陳某關起來刹刹他的威風，以此殺雞嚇猴。於是，別的下放戶去了「廣闊天地」，他則進了看守所。剛進去不久，恰巧被當時主辦李立榮案子的馮祖福先生慧眼相中。（注：馮先生當時是白下區公安局的「專案組」成員，無錫人，因有一臉雀斑，外號「馮麻子」，以善於審辦現行反革命案件著名。後來一直在白下區公檢法口子工作，約十年前從白下區檢察長位置上光榮離休）馮先生正好一直想安排一亇內線打入我們「內部」，只苦於一時沒有合適人選。陳某當時正巧和李立榮關在同一號房，並且緊鄰李的位子。馮在看了陳某檔案後，覺得此人可以利用，於是找他談了話。根據陳某「有奶便是娘」的特性，馮先生許諾他可以不下放，條件是要替公安局辦件事。陳某自然受寵若驚求之不得，雙方一拍就成。馮便向他交待了詳細內容：首先要在李立榮身邊主動說「反動話」，越反動越激烈越好。以此騙得李立榮信任後，從李立榮口中套出我和曹漢華的情況，再以「帶口信」方式來「釣」我們。另外陳某還得在李家住宅周圍密切監視往來人員，記下來人的相貌年齡、具體時間。為了防止我們「反偵察」，馮祖福還同陳某約定，每星期四上午九點在淮海路紅十字醫院門診部碰頭，馮聽取彙報並作下一步行動的指示。平時若有緊急情況，陳某可撥打一個專用號碼電話。

從街頭流浪的癩皮狗一躍而變為體面的警犬，陳某對主子的感恩和賣力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便有了前面講過的事。

聽了李海濤的敍述，總算解了心頭謎團。還真得多虧這位姓陳的老兄愛吹噓自己的天性，否則到現在我也無法一釋心中之疑。1982年，我住在南京城南鳳遊寺，有天下班途中忽然發覺迎面走來的一個人有些眼熟，從他那惹眼的金牙使我立即想起此人正是十三年前「打入」我們「內部」的那位陳兄。於是我悄悄尾隨到了他的住處。當時他獨身一人住在一個老宅第二進天井裏搭建的小披屋裏，面積不過七八亇平米，看樣子混的仍然不景氣，估計當年我們這些「獵物」一一捕獲後，這位臨時警犬的利用價值已不復存在，馮先生隨後就一腳把他踢開了。憐憫之心終於打消了我算「舊帳」的念頭，再說，這筆舊帳又怎麼算呢？當時我好歹還是亇政協委員，多少得有些自重才是。這些，都是後話了。

1969年中國新年過後，自打同陳某見過面，再也得不到李立榮的任何消息。社會秩序漸漸穩定了些，有工作的基本上都回單位上班了。我還是儘量抽時間去李家，不時給林舜英他們一點安慰。眼看李立榮關進去半年多一直不處理，也不知結局到底怎樣，我們惴惴不安地一天天等待。這期間，李立榮的大姐帶著一雙兒女從武漢回來探過一次親。她的看法是，李立榮既然沒幹過什麼壞事，只是說過一些錯話，應該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最多關一段時間教育釋放了事。大女兒的勸慰，加上一對活潑可愛的外孫在膝下撒嬌，林舜英的心情總算有所好轉。對正在逼近的巨大災難，李家所有的人都毫無覺察。

不過，我一直被不祥的預感所籠罩。

首先，文革之前李立榮受他那位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朋友Z牽連的事一直沒有了結。後來市公安局之所以沒再找他，是由於文革開始後公檢法建制被打爛，辦案人員去了「五七幹校」，已經自顧不暇。儘管如此，這決不意味著李立榮的事不了了之。那些檔案材料還在，根據當局的行事風格，這筆帳是遲早要算的。其次，從海校批鬥大會的規模和聲勢，以及會後立即將他「升級」進看守所來看，充分表明當局對李立榮重新立案的程式已經啟動。而且這次不會是小打小敲，不搞出點成績來，不會輕易甘休。再者，經辦李立榮案的那些老公檢法人員，文革初期都有被「打倒」「靠邊站」的經歷，如今重新被起用，正想在「新生的紅色政權」裏好好表現一番；文革前多少還有那麼一點「條條框框」限制手腳，現在老規矩早被統統砸爛，正是放開手腳大幹一場的大好時機。

基於這些分析，我預感到李立榮在劫難逃，而且我大概也難以置身事外。

1969年四月「九大」開過後，在偉大領袖「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號召下，中央的爭權奪利密鑼緊鼓，地方上階級鬥爭如火如荼。到處在鬥人、抓人，判刑，槍斃人的佈告（由「公檢法軍管會」簽發）象如今治療性病廣告一樣隨處可見。我所在的農場同其他單位一樣，幾乎每天都有批鬥會，一個又一個的「壞人」被揪出來。平時在人們印象中老實得不能再老實的人，頃刻之間成了「地、富、反、壞」，有兩個一輩子識字總數從未達到過三位數的農民，居然會是「系統地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

不久，無產階級司令部要人謝富治（時任公安部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一篇重要講話在全國範圍到處印刷張貼，公然強調對階級敵人「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我們農場一個姓孫的軍代表（注：此人造孽過多，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因懼怕被他整過的人報復，差點嚇出精神病來）在一次大會上聲色俱厲的叫喊：「我們現在就是要大張旗鼓地鎮壓一切階級敵人，該殺的殺，該抓的抓！蘇修正在妄圖侵犯我們，敵情這麼嚴重，不殺一批人行嗎？我們哪一次同敵人打大仗之前不殺一批人？」我當時聽了差點沒笑出聲來：這同當年蔣委員長的「攘外必先安內」有何區別？

很快我發現我的行動已經受到監視。我的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積極分子」晃來晃去。看來，對我下手只是時間問題了。 (待續)